“宋老师，您好！需要再跟您确认一下，你们班需要的奖状数量是62张吗，会不会太多了？”打印室的桑老师问我。
给同事增加了这么多工作量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告诉他：“没错，就是62张。您照这个数制作奖状就行了。”
我们班的发奖数量一直都比其他班多，个中原因还得从我接手这个班的第一年说起。
高一第一次期中测试刚完，学生就迫不及待地围着我问什么时候出成绩，会颁发哪些奖项。在此之前我早就想好了，准备为班级前10名、各科目的单科优胜者和进步幅度最大的5名学生颁奖。
“这么少啊！”学生纷纷露出失望的表情，有的试探着问：“老师，不能多发一点吗？”“不能哦，如果人人有奖，就相当于所有人都没有奖，评价就失去了意义。你如果想得到奖状，那就继续加油吧。”我自以为这番话会激起学生发奋学习的斗志，于是沾沾自喜地走了。
当天晚自习的时候，学生张涛和李响来到我的办公室，借用我的电脑做PPT。我则坐到一边继续批改试卷。他俩边做边聊，说起了这次考试。
“这次你有信心得奖状吗？”张涛问道。“没有，只有学习特别好的人才机会，大部分人很难拿到奖状的。”李响无奈地回答。
闻听此言我心里一紧，顿觉手中的红笔沉了几分。
“初中时你得过奖状吗？”李响问。“没有。初中三年，我就在运动会上得过一次奖。但我妈不怎么认可。她觉得要得学习成绩的奖状才行。”张涛低落地回答。“比我强，我初中连体育奖状也没得过。”李响的情绪更低落。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问道：“你们最近一次得奖是什么时候？”他们没想到我会发问，互相对视了一眼，才开口道：“我最近一次得奖还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之后就再没得过了。”“我也是……”说着，他俩尴尬地低下了头。
这两个学生的成绩都属中等偏上，如果获得一张奖状对他们来说尚且如此困难，那对于班上不如他们的大部分学生来说更是天方夜谭。
“那你们想不想得到奖状呢？”我问。
“想啊，做梦都想。我家里人也都想。可是我学习不好，想得奖状太难了。”他俩的无奈都快从心里溢出来了。
而在他们走后，我的内疚也快溢出来了。我不禁问自己，难道他们真的不配得到一张奖状吗？他俩虽然不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但是学习都比较认真——张涛从来没有违反过纪律，见到老师总是彬彬有礼，同学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出手相助；李响没有母亲，早早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利用假期勤工俭学，把挣到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了父亲……想到这里，我有些鼻酸：多好的孩子啊，他们难道真的配不上一张奖状？
其实，在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中一张奖状不算什么，我好像每年都会得到。也正因如此，我不知道它的珍贵。但我怎么能仅仅靠着自己的经历就想当然地认为一张奖状“没什么”呢？我根本不了解我的学生，不了解他们的需求，不了解他们对于奖状有多么渴望。我为我的无知与狭隘感到羞愧。于是，我果断地把提前拟好的获奖名单扔进了垃圾桶。我要重新拟一份名单，只要学生进步1分，他的名字就必须出现在我的名单上。
但这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许多学生的面孔浮现在我的脑海，他们难道不能得到奖状吗。于是，我绞尽脑汁丰富了奖项——全勤奖、作业之星、书写之星、先进个人、内务标兵，每一张奖状都在我的脑海里对应着一张笑脸。
第二天，我去打印室打印了所有奖状，又给每个人附上了一张小卡片，有的上面写着：“张通，恭喜你进步了11名，如果能再认真一些，相信你会有更大的进步”“王平，你在本学期获得了‘内务标兵’称号，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精神。如果你能把这种精神用到学习上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发奖那天，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洒在每一张充满期待的脸庞上。当我宣布新增的奖项和获奖学生名单时，教室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学生先后走上讲台，激动自豪地接过属于他们的奖状。
那一刻，学生紧握奖状，眼中闪着光。我从他们脸上见到了从未见过的神采。我感到庆幸，庆幸自己能够及时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真正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渴望；庆幸自己能够及时作出调整，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和鼓励。
我相信，只要教师把每一个学生看成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就会自觉担当起一种使命——成全学生的生命发展。这种使命是伟大的，肩负这种使命是教师的幸福。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高碑店市职教中心）
《中国教师报》2024年11月13日第15版
作者：宋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