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井冈女红军
何小文 黄俊峰
当年，在革命前途渺茫的危急时刻，有多名女性追随毛委员、朱军长一同走上了井冈山。从此，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熔铸于她们的血脉灵魂。两年多后，为了解救劳苦大众、建立新中国的朴素信念，贺子珍、康克清、吴仲廉和曾玉等又从井冈山走向了中央苏区。她们聚是一团火，她们散则满天星。她们的名字被尊称为“中国女红军”。
而熟悉红军历史的人们，一定会惊异地发现，贺子珍、康克清她们和男同志一样，超越战事无常与生理的极限，赫然行进在1934年红军2万5千里的长征队伍中，并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
或许是这个缘由，有很多游客对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出的女红军都很关注。尤其是对展厅中一幅珍贵照片，即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题写的“井冈山的同志们”的合影照更加留意。因为此照片里唯一的女红军是那么的娇小，她便是第一排左起第10位、参加过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的曾玉。
4月下旬，湘南起义部队与井冈山毛泽东部胜利会师，曾玉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中旬过后，湘南农军到井冈山进行整编，组织找曾玉谈话，问她是回湘南还是留在井冈山，曾玉坚定地说:“我是党的女儿，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跟着党走”。留在井冈山的曾玉，不久便在战友的介绍下，与周子昆结了婚。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开赴赣南闽西，机智勇敢的曾玉很快担任救护队队长、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独立师二团团长、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团长等职。1934年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1934年长征开始时，曾玉因为已有身孕的缘故，所以没有被列在红军长征转移的名单之内。可是当她得知丈夫（也就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在战略转移的名单中时，曾玉竟硬是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悄悄跟在了队伍后面。最终，曾玉也成为了长征女红军中的一员。
然而，长征中的女红军最为艰苦，其苦难过程堪称悲壮。她们不仅要面临频繁的战斗、高强度的行军，而且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使得女红军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她们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因而被迫剪去秀发。为了生存，树皮、草根、皮带，她们几乎什么都吃过。一次，一位女红军错把野烟叶当成萝卜缨，吃下后差点中毒。饥饿的她们还把牛皮鞋底切成块放在锅里熬煮成“美味佳肴”，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的她们还为此编了一首打油诗：
不仅如此，有些女红军还会化身为医护人员。其实，她们当中有几位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医护人员，然而，在战损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许多战友因为没有及时得到药品的救助，而倒在前行的路上，她们因此尤为自责，她们不顾身体上的劳累，不断地搜寻药品甚至冒着风险去购买药品，但实在找不到药品的情况下她们就收集一些偏方，采草药应急。就是她们这种救人心切的心理，而挽救许多战士们的性命。越是艰难的时刻，越需要有旺盛的斗志。因而面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当地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也是她们经常性的工作之一。这时的女红军往往会利用自己的特长，排练节目，然后登台演出。即使她们不是那么专业，但是演出和宣传的效果都非常的好，不仅当地群众会去看，就连战士跟将领们也一场不落，是紧张战斗之余唯一能够放松心情的“良药”。
然而，她们毕竟是女性。生理期痛苦和怀孕、分娩的折磨，又使她们承受了比男红军更多的艰辛。而曾玉随同红军队伍在过老山界的时候，她的女儿也刚好降生。可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曾玉只能像贺子珍、陈慧清、廖似光、吴仲廉等在长征途中分娩的母亲，产后不得不忍痛把刚出生的亲生骨肉用一块白布包住，在里面夹上一张纸条、几块银元，托付给老乡抚养，却从此生死不明……
时任中央干部休养连指导员的李坚真在《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记述：1935年夏，“曾玉是在行军途中，产前阵痛突然发作了，好不容易坚持到宿营地，同志们找来一捆稻草，让她躺在稻草上把孩子生下来。第二天又要行军，连寄放孩子的人家都没找到，就用布包了一下，放在空屋的稻草上，留给房子的主人回来收养，母亲便由两位女同志扶着，艰难地跟着部队出发了……”
她们虽然一路历经千难万险，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是终年积雪。渡过24条河流，经过11个省，走完了二万五千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牺牲或掉队，都随中央红军大队平安到达陕北。
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伟大的精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距今巳过去了90个春秋，在90年前那段险恶的峥嵘岁月里，回首来路，女红军们高举红色的旗帜，为了红色的火种鞠躬尽瘁；她们以女性的力量，挺起了民族的脊梁。她们顽强拼搏，坚韧不拔、坚强勇敢等诸多品质，深深鼓舞了全社会、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也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尊重和赞誉。
长征精神永远不朽，巾帼英雄永远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