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波尔多，艺术家阿尔弗雷多·隆戈的作品。（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最近跟虹口的朋友们聊天，我发现不少人都觉得社会压力太大，无论是男的女的，年轻人或者老年人，国内还是国外的人。压力肯定来自各个方面、不同地方，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让人家感到生活有太重的负担。工作、家庭、学校，这些挑战都需要我们全心全意去面对，要不然社会、家庭、人本身都会成问题。因此我们越来越累。疲倦也许是现代性一个最深刻的特点。因此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称现代社会是一种以精疲力尽为主的社会。
怎么办呢？
有些人为了获得心灵的慰藉，会去寺庙求神仙保佑，保佑身体健康、多赚钱、家庭和睦等。可是今天去寺庙求神拜佛的人，并不一定是真的佛教徒，找道观的人也不一定是虔诚的道教徒，可能更像是想和神佛或老子做交易。如果神佛保佑他们，帮助他们实现愿望，善男信女就给神佛们烧香、献贡品。而国外的不少宗教徒，仅仅把宗教当做一种信仰，并不向上帝或者真主请求帮助。信仰本身对他们来说就够了。
一些年轻人感到不太顺利的时候，就会去寺庙求神拜佛。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很节俭，到寺庙时很大方，往功德箱里捐钱。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歌德对人的危机给出了复杂的回答。我们都知道他受到了孔子的影响，因此靠《论语》他才能解决晚年最后的生活困难。大家也知道这个思想方面的巨人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他还主张泛神论。当然这个态度从德国神学来看，是很有问题的。不过，这不是我们的题目。我们要讨论的是：所作所为。歌德创造的浮士德（Faust）强调行动：人不要老诉苦，应该有干劲。从古代希腊来看，人需要的是勇敢（thymos），今天我们会说动力。
今天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好像缺少动力。这是奇怪的。德国哲学家诺伯特·博尔兹（Norbert Bolz）不是总提到当代人类能享受世界从来没有过的财富吗？在德语国家，近些年涌入很多难民。如果世界这么富裕，为什么还有难民呢？别忘了，跑来欧洲的逃亡者是很多都是有钱人，根本不是穷人。他们给协助他们逃亡的人最少20000 欧元——每一个逃亡者的价钱！一个家庭，如果三个人要逃亡，一共是60000欧元。在非洲、印度等国家，这笔钱算很大的财产，一个家庭靠它可以好好过日子。如果所谓的难民为了离开自己的国家要花这么多钱，博尔兹不是对的吗？“移民”是富人，希望在德国更富裕。博尔兹是有道理的：目前天下什么都有。问题在于什么时候是“够”的。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从经济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排在不少非洲国家后面，现在它排世界第二。德国属于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奥地利也是，瑞士更是。不过，为什么无论是在中国或者欧洲，我都会碰到一些无动力的年轻人呢？简单来说，他们的生活好像太舒服了。因此，人的要求越来越多。要求越多越幸福吗？无论我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街上的女子老在笑，在美丽的波恩不是。为什么呢？这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我下一次要回答。
请回顾我上一篇专栏文章，我提到一个德国小伙子得了忧郁症。他的妻子说：你踢足球去。他去了，就跟我认识了。我告诉他只有行动能帮你。他跟我踢了二十年的足球后，他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动了！科隆摇滚团体BAP不是老唱“屁股起来”吗？
那么，我经常在沙发上躺着的奥地利朋友Hiltraud 呢？她不踢足球。我德国阿尔卑斯山的朋友 Simone呢？她一辈子的口号是：我感到无聊。她也不踢足球，我无法救救她们两位吗？
我早就开了一个“灵魂办公室”。我想帮助天下的可怜人，特别是女子。成功吗？成功。她们没有自杀，还活着。也有男人受到了我的帮助。
什么是“灵魂办公室”呢？德国哲学家都跟医生一样，开一种精神诊所。我也是。不过，我没有固定的地方。它是抽象的，是对话的，是写信的，是电话的，是一块儿散步聊天。这有帮助吗？
我要提的例子是我原来的一个学生。我当老师的原则是学生毕业后我还为他们负责。因此有问题的话，这些学生们会再来找我。三四年前，住在胡志明市、跟我读完博士的学生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要自杀。因为癌症。我问他：你的心在哪里？他回答：全部在Elvis Presley（猫王）那里。
我们为了Elvis交流了三年，每天都交流，他越来越愉快。我学到很多，当然都跟癌症和Elvis有关系。最后他请我给他寄《圣经》，我寄给他了。他跟他的动物开了一个告别 party，给猫与狗念《圣经》里博爱的内容，然后他一个人在他的“动物园”死了。没有人跟着他吗？没有一个人跟着他。他没有自杀，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是幸福的，他的死大概也是，最后在天上和他的偶像Elvis相聚。
还有波恩大学原来的越南语讲师Frank Gerke，我让他在越南动三年，让他上德文课，让他跟他的孩子踢足球。
歌德没有踢过足球，但是他喜欢滑冰。他老在动，每天喝两瓶葡萄酒。在他看来，人是一种可怕的活物。怎么办呢？他跟孔子一样，要求多练习。多练习什么？多练习身体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