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买下牛顿的大量未发表笔记，其中包括超过10万字的关于这位伟大物理学家秘密炼金术实验的内容。凯恩斯看不懂，但大受震撼，称这些笔记“完全是魔法（magical），完全没有科学价值”。
此意外发现，加上牛顿对于从《圣经》的《大卫之书》（Book of David）中寻找加密信息的痴迷，似乎表明——用凯恩斯的话说，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而是“最后一位术士”。
牛顿并非唯一一个迷恋神秘学的大师。许多为奠定现代科学基础做出重大贡献的先驱都相信世间充满奇异：女巫、独角兽、美人鱼、预示未来的星星、能变出黄金或炼出长生不老药的贱金属。与这些知识精英身处同一时代的广大文盲群体也有此信念。
在信仰神秘学——或者说信仰魔法——的科学先驱中，有现代化学开山鼻祖，提出波义耳定律的17世纪英国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也有开创现代生物学分类命名系统的分类学之父、18世纪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知识精英的神秘学信仰非但没有扼杀新发现，反而助力他们耐住炼金术实验室炎热和烟雾弥漫的环境，在天文塔的阳台上度过漫长寒夜。
要理解神秘学/魔法对科学进步的推动作用，不妨看看当时欧洲人的学习状况。
在整个中世纪，大量学者都坚信知识只能从古代文献里获得；高等学府只教授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伟大科学家托勒密以及医学大师盖伦的著作（这些著作不完整，而且翻译质量通常很差）。
此外，偏离先哲的思想是一种罪行：在14世纪的牛津，如果有学者反驳亚里士多德，他可能被罚款5先令。好奇心被视作与欲望同等的罪恶。因此那个时代的人要摆脱古代思想束缚，需拥有强大动力。
16世纪的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苏斯属于第一批打破陈规的有影响力的思想者。这位毒理学之父在医学中开创性地使用化学品，是当时最先倡导实验与观察之重要性的先锋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体系为科学方法奠定基础。帕拉塞尔苏斯曾公开焚烧盖伦和“世界医学之父”伊本·西那（ibn-Sīna）的著作，向同行展示自己对旧著的态度。
是什么促使他采取这种实验至上的方法呢？原因或许在于，对帕拉塞尔苏斯而言，实验就是一种魔法。
他的作品将科学观察与神秘学融合。他相信医学、占星术和炼金术密不可分——它们以不同方式揭示了上帝藏在自然中的神圣真理。帕拉塞尔苏斯认为自己可以算魔法师，就像他对摩西和所罗门的看法，也像150年后牛顿对自己的看法。他也相信，神圣的知识不仅可通过研习经典获得，还可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迸发，那个炼金术工作台，那片星空——它们比任何尘封的老教材都更有助于你走向上帝！
帕拉塞尔苏斯的“准科学”、“准魔法”的世界观对后来几个世纪的科学家都有深远影响。
正如当代历史学者维奥莱特·莫勒（Violet Moller）所言：“在我们理性、有序的21世纪人类看来，16世纪的知识地图显得杂乱无章，是自相矛盾、令人困惑的，当时人们在研究魔法的同时，也研究几何学，痴迷于寻找‘贤者之石’（炼金术师眼中能将一般贱金属变作黄金等贵金属或者炼制长生不老药的点金石），占星术是许多生活领域的基础。”
而正是在那个魔法与自然的混合熔炉中，真正的科学诞生了。
不妨以丹麦贵族、天文学家兼占星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为例。在一次决斗中，他失去了鼻子（甚至差点丢掉性命），由此对帕拉塞尔苏斯医学和占星术产生浓厚兴趣。当时的学者们被鼓励通过查阅星历表而非以仰望星空的方式来研究恒星位置。但布拉赫对既定科学规范的尊重程度与帕拉塞尔苏斯半斤八两；他意识到那些星历表并不准确。他毕生致力于制作出当时欧洲最准确、最全面的一份星表，并在此期间开发了新的观测技术和仪器，包括用于测量天体高度和角距离的六分仪。
国王和王后对占星术预测十分重视，就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统治者一样。他们都无法抗拒用占星术预言获得智慧的理念，无法抗拒从水银中炼取黄金以及用贤者之石实现永生的诱惑。因此，在还没有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时代，科学是富贵人的游戏，由权贵直接赞助，占星家和炼金术士则是宫廷科学研究中的固定成员。
有史以来最慷慨的科学赞助人似乎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Emperor Rudolf II）。从1570年代开始，鲁道夫在布拉格的宫殿里雇佣了数学家、占星家、仪器制造师和多达200名炼金术士。他忽视自己的政治职责，而选择与炼金术台以及自然哲学家共度时光。他宫殿里的工作室是最棒的。他的“珍奇柜”里有来自新世界的稀有物品，包括一只“独角兽角”（后来被发现是一角鲸的长牙），可供科学家研究。他是第谷·布拉赫以及德国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赞助人，为他们提供资金和资源，与他们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直到自己于1612年去世。
这些投资，无论其赞助人怀揣何种神秘学动机，客观上都带来了真正的科学进步：炼金术引发人们对采矿和矿物研究的兴趣，改进了蒸馏工艺、熔炉设计、通风系统以及玻璃和陶瓷制造技术。对占星术的兴趣最终导致更先进的透镜、镜子、天文设备甚至是时钟（用来给星星的运动计时）的出现。
甚至到了已经出现皇家学会等知名科学机构的17世纪，科学家仍对超自然现象着迷。
皇家学会会长牛顿从事炼金术并破译所谓的圣经预言。
另一位受人尊敬的学会成员、自然科学家肯内尔姆·迪格比（Kenelm Digby）爵士相信所谓的“武器药膏”（weapon salve）——一种治疗伤口的药物，不涂伤口本身，而涂到造成伤口的武器上。
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曾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第二视觉，即一些苏格兰高地人拥有的预知未来的能力。
“我思故我在”的现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就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死尸会在凶手面前自发喷血”现象作出了科学解释。
因发现人体血液循环而闻名的英国生理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曾解剖一只蟾蜍，并认为这是女巫的使魔。
1749年时，卡尔·林奈还在敦促瑞典皇家科学院寻找美人鱼。
回过头去看，上述种种听起来简直荒谬。但正如一些科学史研究者所言，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奇异，真正的科学方法是“保留哪些判断可能而哪些不可能”，是“观察和实验”。对于17世纪的科学家来说，只要能通过实验研究，啥都可以搞。
对于女巫、美人鱼和贤者之石，现代人只会一笑而过，但几百年前的科学先驱正因对这些事物的好奇心，正因对神秘学的迷恋，让更多人逐渐摆脱陈规，最终推动了真正的文明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好奇心就是一种魔法。
How the Occult Gave Birth to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