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五点建议

全球经济的增速正在显著放缓，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替发展。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算起，全球进入了一个经济低迷的阶段，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投资审查趋严，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从这一时期开始，全球GDP增长率下降至2.6%，显示出全球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

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科技主导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科技的压制，反映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新趋势。回顾历史上几次重要的科技革命，每次科技的进步不仅是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主要动力，也是全球治理规则变革的重要推手。目前，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但全球治理规则在这些新领域的缺失显得尤为突出。因此，从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基本层面来看，全球治理规则和治理体系已经出现失灵。

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日益增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呈下降态势。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加强意味着各国之间的资本形成减弱，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下降。同时，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增加，也意味着各国面临的负面冲击和风险在不断上升。

此外，全球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趋势和债务风险的累积也成为显著问题。2023年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到320%，而美国债务的激增则是全球债务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未来30年美国债务预计还将翻倍。这一过程中，财政赤字货币化打破了传统的预算平衡法则，给各国的债务问题带来了新的机制性风险，全球债务风险将在未来持续积累。

货币体系的演进也暴露出美元的信用问题。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下，美元的信用基础受到削弱，各国纷纷为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而采取行动，推动区域内支付平台的建设。例如，中东、非洲、欧洲等地都在积极构建区域性支付体系，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变化表明，各国正在为美元主导地位的下降做准备。

全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也是金融体系变化的重要特征。从2018年开始，全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传统银行业的资产总额。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不同于传统银行，在杠杆运作和跨境联系方面尤为突出，这大大增加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脆弱性，金融系统的风险传染效应和杠杆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加密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同样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密货币以技术为信用基础，但其缺乏底层资产和风险数字锚，导致其市场高度杠杆化和虚拟化。加密货币市场的扩展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推动了金融市场系统化缺陷的扩大。目前，全球约有4亿人参与加密货币交易，总市值超过9万亿美元。随着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宽松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助长了加密货币市场的持续扩展，由此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清算支付体系的武器化也成为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的重大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SWIFT系统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这一现象自9.11事件以来愈演愈烈。现有的跨境支付体系本身也存在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标准不一等问题，支付体系的改革需求迫在眉睫。

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全球的治理框架来看，全球治理体系的单边主义倾向与全球化趋势相违背。尽管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名义上是多边主义，但实际上仍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特别是超级大国对全球治理的控制力明显。在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这种单边主义与全球化的内在冲突显得更加突出。

第二，从参与的主体来看，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主体权力失衡。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GDP在全球的占比已超过59%，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却严重不足。特别是多边组织中的投票规则，未能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影响力。

第三，从治理的目标来看，全球治理的目标与西方国家的霸权倾向存在矛盾。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应该具备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分割性的特征。然而，西方国家往往将全球公共产品用作遏制他国发展的工具，SWIFT和IMF一些决策机制便是典型例子。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多地选择性削弱多边协调机制，特别是在WTO的规则运作中，美国多次使用否决权阻碍该组织遴选新法官，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

第四，从利益分配来看，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非中性”特征突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导，但缺乏有效的国际规则约束。美国也未履行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责任，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上，美国往往将责任推卸给他国。美元的特权使得美国政府债务得以无限扩展，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非中性特征。

为应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矛盾与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增进价值认同与解决意识形态分割。各国在治理上的分歧往往源于意识形态的隔阂。因此，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深度沟通，构建全球共同价值观，避免将经贸合作政治化。

第二，提高全球政策协同与标准统一。全球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政策和标准的协调不一致。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时，各国需要加强政策协同，确保达成的国际协议，如应推动《巴黎协定》等多边协议得到有效执行。

第三，提升资本连接纽带的效率。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增强，导致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增加，特别是大量的、频繁的短期跨境资本交易，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重大挑战，并加速风险跨境传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可以通过建立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引导长期资本流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和生产项目的投资，降低全球资本运营风险，特别是跨境运营的风险。与此同时，多边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该在这些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第四，拓展全球治理框架，提高新型风险的治理效率。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带来了新型风险。全球治理体系需及时调整，通过加强跨国科技合作，加快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的融合。推动绿色转型和碳市场的跨境合作尤为重要，目前全球在绿色标准互认方面存在差距，碳市场的投机性和波动性也需通过完善的监管规则加以控制。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税收政策提出新要求，全球需制定相应的制度安排，确保应对这些新兴领域带来的金融和跨境风险。

第五，构建有效的跨境支付体系。全球支付体系存在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改革的重点应放在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推广新型技术（如区块链），并加强区域支付网络的互联互通。同时，全球数字货币的治理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以避免进一步形成割裂的支付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