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漂来的梨园梦——大运河与“徽班进京”

陕西巷是北京大栅栏西南延长线上的一条小胡同，总长不过400米，南北向。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与大运河并不搭界，就离最近的运河水系三里河，也有数里之遥，若把两者相提并论，全因为一段有着因果缘由的梨园往事。

其实，这里的陕西巷只是本文所涉及区域的代指，实际范围还包括胭脂胡同、韩家胡同、百顺胡同、铁树斜街、石头胡同等，彼此相隔很近，四处连通，坊间曾有“陕西百顺石头城，二条营外路纵横”的说法。它虽属前门外的“花街柳巷”之地，却因为曾经另有乾坤而被赋予了不尽相同的含义和色彩。行走在今天的陕西巷一带，依旧可以看到两边间隔错落的二层小楼，即是当年戏园、茶社或青楼的旧址。时值午后，阳光已经有些晒热，街巷行人稀少，颇为清静。时见三两居民在院门外闲聊，看到我走走停停地拍照，也不以为意，显然是到这儿寻访城南旧事的人多了，已经习以为常。巷子的格局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家家门面都经过了修整，一水儿的青灰涂盖，虽干净整洁了许多，但墙垣原本的质感肌理反倒隐没不彰，略显单调。从侧面观望，偶见有不曾粉饰的旧砖老墙显露，一种隔世的历史感才陡然而出，令人怦然心动。从院门上几乎都有的“民居住宅，谢绝参观”提示牌来看，这般“此地无银三百两”，已然昭示了这里曾经隐匿着的过往与传奇。

那么，这片旧京的繁花之地，与大运河究竟有着怎样的牵连呢？

几年前，我为造访运通桥，曾到过通州的张家湾，这里曾经是京杭大运河最北段的漕运码头。古桥横卧在凄清的萧太后河上，淡泊沉稳而有些许落寞。桥的北头留有一段百余米的老城墙，与桥形成一个L形的景观组合，古韵犹存。桥身与墙体都经过修缮，桥两面栏板的浮雕宝瓶线条别致流畅，有着文玩的雅致，而望柱上的石狮虽有破损，却依旧不怒而威、栩栩如生，只是保留着原始状态的凹凸斑驳的桥面，还记录着车轮曾经碾压过的岁月沧桑。早年间，大运河向北京输送漕粮物资，包括修建紫禁城所用的珍贵木材、金砖城砖等，都是在此集散，一度帆樯林立，极尽繁华。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的一天，繁忙的张家湾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为首就是当时的江南名伶高朗亭，他率领三庆徽班从大运河南段重镇扬州出发，浩浩荡荡沿河北上，专为乾隆帝80大寿而来，当他们肩挑手提登上张家湾码头的那一刻，便拉开了一出大戏——“徽班进京”的序幕。

乾隆年间，北京和扬州是南北两大戏曲中心。扬州地处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水运昌盛，商贾繁荣，因此吸引了各地戏班纷纷流向这里。乾隆帝六下江南，也都以扬州为驻跸之所，这大大激发了地方官绅大肆铺张迎驾的热情，于是勾栏戏事十分兴盛。三庆班便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戏班，它主演昆乱而以乱弹为最佳，同时兼事梆子和罗罗腔，班底以安徽安庆籍人士为主。当时的景况《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的记载：“若郡城演唱，皆重昆腔，谓之堂戏，本地乱弹只行之祷祀，谓之台戏……后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始行之城外四乡，继或于暑月入城，谓之赶大班。而安庆色艺最优，盖于本地乱弹，故本地乱弹间有聘之入班者。”正因为三庆班的出类拔萃，乾隆五十五年，清廷为给高宗祝寿，率先从扬州征调三庆班入京，于是便开启了徽班沿运河水路进京的先河。

三庆班迢迢的北上之路并非一意孤行，而是边走边演，在沿途几个重要节点上交集了其他戏种，如济宁的柳琴戏，临清的汉剧，德州的梆子腔等，不断兼收并蓄，借鉴融合，待到北京时，已合同道之力，有了平添羽翼的新姿。

之后，启秀、四喜、霓翠、和春、春台等徽班也相继入京，与三庆班一起反客为主，占据了京城戏曲舞台的大半壁江山。在后来的演出过程中，经过数次整合兼并，最终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而陕西巷一带，即是他们在北京最初的落脚之地——三庆班住到了韩家潭（今韩家胡同），四喜班住到了陕西巷，和春班住到了李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春台班住到了百顺胡同。四大徽班的入驻，宛若初日破苍烟，冲淡了这里清吟小班弥散的脂粉香霭，原本的风月之地开始飘出缕缕清新的风雅气息，这气息穿过大栅栏，渐渐在北京漫延开来。据记载，当年仅在陕西巷住过的戏曲名家就有张紫仙、孔元福、白云生、李砚农、陈芷香、侯永奎等十余位。原本只是来祝寿的徽班，终有了稳定的住所，开始在大栅栏的茶园长年演出。又据《中国京剧史》表述：“四大徽班专为宫内承差之戏班，后因徽班中有名禄官者，得仁宗（嘉庆帝）爱宠，有损朝纲，因而宣宗道光时，将四大徽班逐出宫门，令宿于前门外粮食店街梨园馆，是后，徽班遂演于民间。”这是对四大徽班驻留之地另一个角度的解读，原委略异，但方位地点大体是重叠吻合的。

徽班在京城粉墨登场后，以精湛的演技和亲民的剧目，很快赢得了观众的认可，特别是高朗亭，虽然年事已高体态发福，但仍靠着高超的技巧，将旦角人物演绎得惟妙惟肖，“一颦一笑，一起一座，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令戏迷折服。自此，北京的戏曲艺坛日渐兴旺，戏班也日渐其多，仅前门外就有13家，昆声弹唱不绝于耳，以致出现了花雅之争的局面。徽班也在原来演出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京、秦二腔特点丰满自己，同时打造各班底演员的特长，逐渐形成了“四大徽班各擅胜场”的格局：即三庆班的轴子（大戏），四喜班的曲子（昆曲），和春班的把子（武戏），春台班的孩子（童伶）。而所谓花雅之争，则是指民间花部（乱弹）与宫廷雅部（昆曲）间的竞奏关系，颇似当年扬州的堂戏和台戏，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吸取的一面，菁芜并陈。道光年间，随着汉调进京加入徽班同台，徽班又兼习了汉调之长，“班是徽班，调是汉调”，二者已然平分秋色，尽管仍有着各自的躯壳，但在肌体中，已流淌着对方的血液精华，这为合二黄、西皮、昆曲、秦腔于一体，最终向具有京音腔调的皮黄戏——即京剧的衍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河汤汤，同光阴一道培育着两岸各地的一方水土，既关乎社稷的桑梓民生，又关乎黎民的心性灵魂。自古“商路即戏路，水路即戏路”，早在徽班进京之前，北京本土的许多戏曲都是由外地输入的，曾主宰北京舞台的“东柳西梆”就是通过运河漂移而来。而北京的北杂剧，也是先经历了依运河向南流布，在吸收、融合了昆山腔、弋阳腔等南方戏曲元素后，又沿运河北上结果，可谓云摇雨散同在一个摇篮。可以说，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南北戏曲的切磋与交流、演化和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穿越南北戏曲艺术生命的一条绚丽纽带。而在它莽荡无垠的万千气象中，一件伟大的作品就是在流域的最北端，助力诞生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剧种——京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剧诞生到现在的300年间，正是因为有了大运河，才有了徽班沿河北上的奋楫笃行，进而也才有了张家湾的那次惊艳登临，它无愧为京剧艺术的恩惠之源。

都说北京城是大水漂来的，这是对北京与运河相互依附的诗性表达，对于京剧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四大徽班涌聚京城，先唱红了宫廷，再唱红民间，最终契合了北京人的审美理想，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家园。陕西巷虽不比邻运河，但两者之间却并不疏离，它就像运河之水外溢出来的一泓清潭，荡漾着皮黄板眼、鼓瑟笙箫的层层涟漪，滋养浸润了北京戏曲的肥沃土壤，京剧就在这片沃土中孕育、诞生、成长，终沉淀为大运河丰盈内涵中最为美丽的精神遗产。今天的陕西巷一带已然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不躁，不闹，静静地守候着岁月。当年伶人们的身影，早已隐没在“居民住宅，谢绝参观”的屋楼瓦舍中，但光影婆娑的街巷墙壁上，一块块浮雕还在向我们延续着曾经的勾栏盛景、梨园往事、名角风华……影影绰绰，宛如浮梦。这是一份对往日情怀的提醒与眷恋，既深切，又浓郁得化解不开，不知现在的人们看到这些历史记忆，是否会想到，这竟是大运河给北京舶来的一份珍贵馈赠？（责编：孙小宁）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奚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