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夺宝奇兵》第三部（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1989）海报。
在电影《夺宝奇兵》第一部（Raiders of the Lost Ark, 1981）中，哈里森·福特饰演的考古学家在埃及与纳粹军官斗智斗勇，为的是争夺古老的约柜。约柜就是传说中盛放刻有“十诫”石板的箱子，但对于纳粹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古代文物，而是具有神秘能量的法宝。影片临近结束时，约柜引发电闪雷鸣，证明这是有潜在军事价值的秘密武器。编剧乔治·卢卡斯将约柜平安、傲慢地收降进美国的博物馆中，确保纳粹不会扭转二战战局。到了《夺宝奇兵》第三部（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1989），福特再度与党卫军交手，这一次正邪双方争夺的是圣杯，也就是传说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用过的酒杯。在另外的传说中，圣杯还盛过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流出的鲜血，据说这血可让人得永生。同样，正邪双方拼抢的不是古代的宗教遗物，而是拥有神力的魔法武器。这样的情节设置，并非卢卡斯脑洞大开，而的确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原来，纳粹德国从上到下，从希特勒、赫斯和希姆莱这样的顶层人物，到党卫军中级军官，都痴迷于一整套玄奇而诡异的怪力乱神思想，都被一股癫狂的伪科学思潮裹挟、吞噬。
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柯兰德在2017年出版了《希特勒的恶魔》一书（Hitler’s Monsters），刚刚被译成中文。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第三帝国的超自然史》（A Supernatur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所谓“超自然”，就是指相信世间存在理性和科学所无法理解和掌握的神秘力量，最终决定了历史进程。柯兰德在书中描述了一系列诡异的理论和荒诞的操作，现在都可以稳稳地划为迷信和“伪科学”，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和德国，却广为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甚至被直接运用于纳粹的国家暴力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和之前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相信邪魔、秘术和边缘科学，既不是装神弄鬼，也不是神道设教。装神弄鬼，是自己不信，但故弄玄虚、故作神秘，以欺骗手段来蒙蔽世人；神道设教也是自己不信，但假托神明，以鬼神、巫筮之说作为治理手段，以达到教化和统治的目的。但纳粹对超自然理论和现象却是深信不疑，他们不仅在1933年之前的宣传造势运动中大量运用，在掌权之后继续保持此种魔幻的信念，甚至动用政府资源资助各式稀奇古怪的“科研”和探险项目。
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柯兰德在2017年出版了《希特勒的恶魔》一书（Hitler’s Monsters）。
有些读者会以为这个话题听上去过于耸人听闻，有点像低俗小报或者通俗小说愿意去戳的兴奋点。殊不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日益得到学界关注的题目，绝不是为了猎奇而炮制出的伪课题。柯兰德这本书是英文世界中最全面论述纳粹怪力乱神的著作，不仅概括了19世纪末、一战以及魏玛共和国期间混杂了极端民族主义和秘术倾向的各种思潮与民间组织，还将此主题延伸到希特勒上台、二战，直至第三帝国的覆灭。柯兰德对这期间的代表人物、主要思想、标志性事件，给出了全景式的描绘，所以这部书篇幅长、细节多、头绪乱，读完颇不易。单单是纳粹高层人物和机构名称，就会让不熟悉此段历史的读者头疼，更不用说半个世纪中活跃在德、奥各界的诸多术士、神秘家和民科了。因为讨论的时间跨度长、风云人物也汇集最多，中文版长达600页，可以说明此书的雄心和范围。
这个话题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便有人注意。但英语世界中，最早的系统研究者是英国历史学家古德里克—克拉克（Nicholas Goodrick-Clarke），他在1985年出版了《纳粹主义的秘术根源》（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一书，开风气之先。这个话题的关键词是occult，其根本意思是隐藏、无法看见，引申为保密、神秘难解。如果把某个学说或者行为称作occult，那么就意味着不公开、秘密操作、超出理性和常识范围，带有玄秘的意味。我觉得“秘术”这两个字，大约可以传达这个词的主要意思。因为“秘”代表玄秘的知识，“术”则指自成体系，具有法术那样的固定操作步骤。像魔法、巫术、占星、相术、堪舆等既系统又玄远的观念，这些现代科学不予认可，但民间广为流传的操作，都可归入“秘术”这一领域。
纳粹思想中深厚的秘术影响，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奥地利，此点《纳粹主义的秘术根源》一书论之甚详。最直接的思想渊源便是所谓“雅利安智慧学”（Ariosophy），代表人物是维也纳人李斯特（Guido von List, 1862-1919）。他将德奥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布拉瓦茨基夫人（Helena Blavatsky, 1831-1891）创造的“神智学”（Theosophy）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一套光怪陆离，又极具魅惑力的理论。他和追随者都认为，古代日耳曼人就是雅利安文明的一支，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由掌握了一整套“灵知”的祭司团体统治，发展为种族纯净的社会。但远古发生过星际灾难，让此种文明遭重创。掌握秘传知识的少数贵族精英遂流散到世界各地。基督教兴起之后，教会以消灭异教、猎巫为借口，打压、剿灭这一更加古老的智慧文明。而近代，雅利安—日耳曼文明的敌人更是通过种种邪恶手段和阴谋，企图摧毁理想的德意志世界。他们宣传民主、平等这些观念，解放了非日耳曼的“低端种族”，随之而来的种族混合带来战争、经济倒退和政治动荡。李斯特呼吁建立秘密宗教团体，复兴久已失传的古代神秘知识，恢复古代日耳曼人的种族特征，建立新的泛德意志帝国。
这样的种族主义迷梦和对秘术的推崇，最后竟然合流。很多学者发现，奥地利和德国在20世纪前20年，民间的迷信热情高涨，大批占星术杂志涌现，公众对于各式的占卜都非常痴迷。占星学、手相学、塔罗牌、数字命理学（Numerology）、卡巴拉密教等等，风起云涌，各显神通，都收获了大批信徒。但通过分析星相来推断个人运势，充其量只是一种心理咨询和心灵建设，可是从李斯特这位“雅利安智慧学”的开创者一直到后来的纳粹高层，占星学居然会成为政治宣传的重要一环。李斯特的追随者、奥地利的神秘学家兰兹（Jörg Lanz von Liebenfels, 1874-1954）在20世纪初，就将世界上的政治列强配以星座，通过各国的星相学特征来描述、定义各国的文化和精神气质。他又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若干宇宙周期，以七百三十年为一个“宇宙周”（cosmic week）。比如，公元480年标志中世纪西欧修道院制度的建立，其时，火星进入双鱼座，此后的七百三十年由本笃会和圣殿骑士团这样的修会以及宗教军团来统治。而从公元1210年开始，月亮进入双鱼座，开启了庸众和暴民的统治周期，突厥人和犹太人开始削弱欧洲，民主思想和资本主义广泛传播，低等种族向上攀升。根据兰茨的卜算，下一个历史周期将会始于1940年，木星进入双鱼座，古代的等级制将会恢复，古早的雅利安—日耳曼文明将会重建（见《纳粹主义的秘术根源》第8章）。这是将星相学与世界历史、国际政治生拉硬拽到一起的例子。
柯兰德在《希特勒的恶魔》中写道，纳粹在1933年执政后，曾一度打击过民间以牟利为目的的占星术，但官方依然相信所谓“科学占星术”，而且扭曲当时的科学理论而附会之，称宇宙射线会对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从个人怀胎到政治理念的孕育，都可以从占星术角度来预测。了解这种对占星术的执念，就不难理解为何1939年二战爆发不久，罗森伯格的文宣喽罗就迅速写出《以占星术影响公共舆论》的政策报告。宣传部长戈贝尔迅速将占星术当作心理战的秘密武器，从法国16世纪神秘学家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的占卜集得到有利于德国的预言，编成宣传册，还命手下制作西方主要政治领袖的天宫图和星相填字游戏，向法国等地散发。
心理战和宣传战要乞灵于占星一类的秘术，尚可理解。但真刀真枪的打仗，竟然也要求助神话，就让人匪夷所思了。北欧神话中的雷神奥丁，最著名的法宝就是流星锤。而纳粹相信北欧神话保存了古代雅利安—日耳曼人在精神和物质文明方面的记录，像“雷神之锤”这样神话中的兵器，不是古人凭空想象的，而是古代高、精、尖的奇迹武器。为此，希姆莱曾派遣专家学者去冰岛寻找，希望将这件古代的电子武器带回德国，给盟军决定性的打击。基督教的圣杯，同样被视为有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的杀伤武器。兰茨早在1913年就发表短著，认为圣杯代表了古代雅利安民族所拥有的强大意念和心理能量。这也是《夺宝奇兵》第三部情节的来源。如果用中国读者熟悉的例子，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人出于国防的考虑，组织专业学者去探访金箍棒或乾坤圈的下落，我们会做何感想。
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秘术传统已不足以让怪力乱神的爱好者餍足，他们也将迷离的目光投向东方，将印度教、佛教和西藏也一股脑投进自己炖出的杂和汤中。1936年逃到美国的纳粹官员饶施宁（Hermann Rauschning）曾说：每个德国人都一只脚落在亚特兰蒂斯，一只脚落在西藏。此语扼要概括了德国人对于秘术传统，是东西通吃的。柏拉图创作的亚特兰蒂斯这个远古的军事帝国，代表了失落的雅利安-日耳曼文明，而西藏则代表了印度-雅利安文明。纳粹高层都相信，古代雅利安文明崩坏之后，祭司携秘传的学说离开亚特兰蒂斯，逃至印度和西藏，躲过了神话中的大洪水，也逃过了后代欧洲天主教的迫害。他们在西藏找到避难所，将高深莫测的上古智慧封存在与世隔绝的雪域高原之上。后来，这些流亡的雅利安贵族精英与亚洲人通婚，他们的后裔就成为印度教的婆罗门，甚至日本的武士。而佛教之兴起，据说也源自西来的雅利安秘说。研究印度宗教的豪尔（Jakob Wilhelm Hauer）就认为，佛陀来自雅利安皇族，佛教成为“日耳曼古代信仰”在亚洲的支脉或者高仿版。1941-1945年担任慕尼黑大学校长的伍斯特（Walter Wüst），认为日耳曼宗教在佛教中得以保存，西藏僧侣乃是默默护卫西来古代秘教的东方护法。学界和政界既然弥漫着如此不着调的幻想，就不难理解希姆莱为何在1938年派遣一支由党卫军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远赴西藏了。
《希特勒的恶魔：第三帝国的超自然史》，[美]埃里克·柯兰德著，张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柯兰德的书中随处可见千奇百怪的迷信、伪科学、边缘科学、秘术，有时我会有恍惚的感觉，仿佛读到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或黑色幽默小说。除了占星术、西藏探险和雷神之锤这些雷人的故事，还有其他同样荒诞的设想。比如，北欧神秘的卢恩符文（Runes，或译作“鲁尼文”）乃是古代日耳曼文明留下的神秘文字，从中可破译出古代的高智慧和高科技。又比如，纳粹根据狼人神话，组建了一支狼人特种部队，冀希望他们能在战场上建奇功。所有这些天书奇谈，都可以视为雅利安神话这枝“恶之花”在20世纪千奇百怪的绽放，是1870年代一颗郁结的毒瘤向四面八方的汹涌溃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颠三倒四、乱七八糟的思想，如何从几个妄人癫狂的头脑里蹦出来，进入现实，经过不断的膨胀和无穷的变形，最终进入政策和执行层面。所有这些玄学、边缘科学、伪科学，都是极端种族主义和秘术结合而形成的怪胎，在纳粹动用国家机器所实施的各种暴行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全书结论部分，柯兰德对纳粹的怪力乱神现象作了很恰切的评估。并不是所有相信神异传说和玄奇理论的人都是纳粹分子，但纳粹高层官员和骨干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信这些观念，甚至将这些荒诞、反理性的思想融入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各个领域。这足以说明，对超自然和秘术的信仰，在德国助长了纳粹思想的传播，或者与纳粹奉行的政策具有高度的亲缘性。我们不必夸大这些怪诞思想的影响力，但也绝不能低估其毒性和杀伤力。
如果我们以李斯特在1890年代建立“雅利安智慧学”为标志，那么雅利安梦想与种族主义和秘术传统的合流，就构成了一个绵延半个世纪、跨越奥匈帝国（李斯特和兰茨均为奥地利人）、威廉二世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政治神秘主义运动。了解了这场癫狂而可怕的运动，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民间秘术一旦与危险的政治观念结合，会产生惊人的魅惑力以及极度可笑和可怕的后果。读完《希特勒的恶魔》，我们会对某一类著作和言论高度警觉。在反复强调土地、血统、民族、灵魂、献祭这类口号中，在吸血鬼、狼人、恶魔、巫医的民间传说中，在狂热推崇神魔主题的表现主义、魔幻主义和哥特文学中，往往埋藏着一条政治暗线。一旦听到有人以浪漫、热烈、怅惘、虔诚的口吻高谈怪力乱神之事，我们需要马上想到这本书，然后立即向汹涌的秘术新浪潮投出警惕和冷峻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