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行走长城40年的长城之子：我们都是长城的子孙

行走长城40年的长城之子：

我们都是长城的子孙

长城，横跨15个省份，横亘于中国北方辽阔大地。这一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古代防御工程，上面的一砖一石，都铭刻着历史沧桑和民族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说：“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2024年是董耀会徒步考察明长城40周年。40年来，董耀会专注于行走长城、宣传长城、研究长城，参与筹建中国长城学会，参与研究并促成《长城保护条例》的出台，倡议设立长城保护基金会并担任第一任主任，担任总主编、历时10年编纂完成首部《中国长城志》……近年来他又奔走在各地，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挥着积极作用。

深秋时节的北京八达岭长城(图据新华社)

近日，在北京八达岭长城，董耀会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的采访。

望着气势恢宏、延绵不绝的长城，董耀会说：“长城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伴随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

为什么要徒步考察长城？这是40年里，董耀会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董耀会是河北秦皇岛人，18岁参加工作时，是秦皇岛电业局的一名外线工。在山上施工架设高压线时，常常会看到长城。细心的董耀会注意到，长城每一段建得都不一样。

“这在我心里埋下了探索长城的种子。”董耀会说，1982年的一天，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既然长城是分段修建的，也是分段守卫的，那么长城肯定没有人从头到尾走过。如果在长城上留下人类第一行完整足迹的是我，这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董耀会整整做了两年准备。为了更多地了解长城，董耀会去北京找老一辈文化人请教，又特地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去查资料。为了省钱，晚上他就在图书馆附近找一个可住宿的澡堂，花一元五角钱洗个澡，然后在澡堂大堂的床上睡一觉。

如此这般，到出发之前，董耀会基本看遍了明长城沿线的州府县志，还查阅了《九边图说》《边政考》等与明代长城相关的历史文献。

1984年5月4日，董耀会和好友吴德玉从山海关出发。“长城徒步考察，不能只是走，还要记录下所见所闻。”董耀会说，每天晚上都要把当天拍的照片编号，行走的路线也要整理出来。他自己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左起：吴德玉、董耀会(受访者供图)

1984年8月，“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在全国掀起热潮。彼时，走到长城北京段的董耀会一行，受到北京媒体的高度关注。1984年9月17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第一、第二期工程竣工典礼在北京八达岭举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开国上将萧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典礼，董耀会等人也应邀参加。当时萧华鞭策他们说：“走完长城，我在北京给你们接风洗尘。”

北京活动结束，再次踏上行程。董耀会回忆，长城很多地方以险为塞，地图上没有道路标识，只有当地老乡才知道哪条小路能绕到长城上去。“我们要记录长城的位置地名，全靠当地的老乡做向导。”

1985年9月24日，董耀会一行终于抵达甘肃嘉峪关。遗憾的是，萧华将军在此前不幸病逝。

后来，董耀会和伙伴又用两个月考察了鸭绿江到山海关的明辽东镇长城。和那个时代很多青年一样，董耀会也有一个文学梦，总想写点关于长城的文字。这次考察后，董耀会终于把梦想付诸文字，结合历史文献撰写了考察报告《明长城考实》。

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的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为该书撰写序言，“《明长城考实》一书中的章章节节，字字句句都是用脚步踏写出来的。它将是这一个时代关于万里长城的忠实记录，成为一个时代的真实史料，传之后世而无愧。”

1984年，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现场，萧华曾问过董耀会一个问题：“为什么从秦始皇到朱元璋都修长城？当时不修长城行不行？”

董耀会下意识地回答“不行”，但究竟为什么不行却答不上来。这个问题被董耀会称之为“萧华之问”。

徒步考察后，董耀会意识到，要更好地开展对长城的研究，需要系统学习中国历史、考古、地理、文化等方面的知识。

1987年，在写完《明长城考实》后，罗哲文等人分别为董耀会写了推荐信，介绍他到北京大学进修，之后，董耀会便开始跟随北京大学地理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侯仁之先生学习。

在北大进修期间，董耀会拼命读书，完成了对长城历史研究的补课。他还挤出时间写了一本《长城万里行》，虽然这是一本通俗读物，在当时却是一部介绍长城知识的权威之作。

董耀会著作《长城文化经济带建设研究》《长城：追问与共鸣》(受访者供图)

此时，关于长城保护已经成为全国性话题。1987年6月25日，中国长城学会成立大会召开。作为学会成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董耀会的特写镜头出现在当晚的央视《新闻联播》上。此后，董耀会先后担任学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

始终伴随着他的“萧华之问”，则在一次次思考中不断深入和完善。董耀会说，要想理解长城文化和精神，首先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中华民族为什么持续两千多年不断地修筑长城？第二，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这个特殊的人类文明现象中，长城起着什么作用？第三，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下，如何理解长城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这三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一句话，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带着这样的思索和追问，董耀会先后完成了十余种专著，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部省级长城相关的科研项目。特别是由他担任总主编、历时10年编纂的《中国长城志》，是首部全面记述长城历史、全面反映长城区域风貌的史志体大型学术著作，在长城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近年来，董耀会又推动多所高校成立长城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包括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以及在兰州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高校设立长城研究机构。

董耀会说：“能以自己有限的生命陪伴长城，对我来说是非常荣耀的事。长城事业已融入了我的生命，有生之年会陪伴着长城，一起走下去。”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年近七旬的董耀会还奔波于督导调研的第一线。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代表了国家形象、彰显了中华文明，建设要体现国家意志，要立足国家层面考虑问题。”董耀会说，让长城承载的中华民族深层次文化记忆符号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文化和经济建设，是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任务。

董耀会介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安排实行“1+2+15”的体系，其中“1+2”是指三个国家规划，分别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和《长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长城沿线交通与文旅融合发展规划》；“15”是指长城经过的15个省份的省级规划。

其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和很多省级保护规划的编制论证工作，董耀会曾多次参加。《长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则是文化和旅游部委托董耀会作为负责人主持编制。

《方案》规定了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4类主体功能区，分别为：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作为《长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编制的负责人，董耀会一直在思考长城文旅融合究竟该如何开展，文旅融合的聚集区怎么划分？业态和产品怎么融合？文旅融合路径与模式是怎样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公共性和市场服务性如何融合？还有长城的历史文化和旅游产品的融合问题，如何解决“文化项目不好玩，旅游项目没文化”的问题。

最终，《长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区建设工作的规范指导文件，在编制中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的规划体系综合考量了长城文旅融合的文化产品、文化业态、文化主题、文化品牌、文化体验及文化情境。

“如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稳步推进。”董耀会说，通过保护传承、活化利用，长城这一古老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全新光彩。

记者：长城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发挥了什么作用？

董耀会：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长城代表着长城两边共存共生、融合发展的关系。我常用中国的“中”字，来解读长城。如果中间的一竖代表长城，两边就代表了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的一体利益最大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

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长城在不同阶段的作用，理解其核心思想和文化的一脉相承。

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长城区域相互碰撞融合，这是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各民族血肉相连，唇齿相依，长城两边也早已成为多民族共同的家园，可以说，长城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长城见证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变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代代相传。

长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我们今天弘扬长城文化就是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贡献。

记者：应该如何理解长城文化价值？

董耀会：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在其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三个最基本的问题：

生死存亡是第一个基本问题。不能解决生死存亡，一切将无从谈起。长城作为我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的修筑，最初的动力也是解决生存问题，不仅是长城内的，还包括长城外的。几千年来，长城一直与生存息息相关，为民族发展、文化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构建文明秩序是第二个基本问题。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需要构建秩序，小到交通规则，大到国际规则。而长城构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秩序，农耕民族在长城里面种地，游牧民族在长城外面放牧，二者通过长城成千上万的关口来进行贸易。历代统治政权通过修建长城，对农牧秩序进行控制和维系，实现长城区域的社会稳定。这样，就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进步。

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是第三个基本问题。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讲这种民族自豪感不言而喻。文明发展史的规律和经验证明，形成文明需要一定质量的继承。在古代社会，长城为构建起相对和谐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保障，修建长城对于保护以农耕政权为代表的中原文明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长城的保障，中华文明存续的时间和文明传承的质量，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长城存在的价值，始终与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高度契合。所以我一再强调，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记者：如何看待长城留给我们的精神价值？

董耀会：目前对长城精神的解读，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保证。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也就是各民族共同推动国家统一，维护国家统一的发展史。作为爱国精神的团结统一，在长城区域尤为重要。

二是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坚韧不屈是勇于面对任何困难，不怕输更不服输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踏实肯干的精神。坚韧不屈、自强不息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

三是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中国文化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长城代表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美德，也包含着人类文明所共有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长城文化和精神是具有人类文明普遍性的。

记者：长城作为一种标志符号，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董耀会：在古代，长城是军事、国防的象征与标志。中国自古就有将军队或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比喻成“万里长城”的做法。从目前的文献记载来看，最早出现“万里长城”一词是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是将“万里长城”比喻成军队。明代长城的象征意义使用得更为广泛。《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曾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

近代以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深重的灾难，甚至濒临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到抗战时，中国军队在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长城沿线，英勇抗击侵略者。这一时期，长城作为一个标志、一种语境，逐渐成为保家卫国意识觉醒的代表。

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上海华艺影片公司筹拍电影《关山万里》。其中主题歌《长城谣》，不仅唱出了中国人的悲痛，更唱出了中国人的反抗意志，“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由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电影《关山万里》未能如期拍摄，主题歌《长城谣》却在长城内外传唱开来。

在长城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中华儿女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和流血牺牲，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

直到今天，“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仍是《义勇军进行曲》里极为雄壮的一句。长城所代表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已经永远定格在国歌里，成为一种民族精神。

记者：您曾多次陪同来华访问的各国政要参观长城，您如何向他们介绍长城？

董耀会：1998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200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我都作为指派专家陪同参观长城。面对长城这一人类最伟大的古代防御工程时，两任美国总统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长城？我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人修筑长城是为了和平。长城在古代是有备无患的代表。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不是为“打仗”而修建。修筑长城的人并不想打仗，只有渴望和平、不想打仗的民族，才会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修筑万里长城。对于这一观点，他们都十分赞同。

记者：和平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董耀会：是的。历史上，长城虽然是军事防御工程，但不是为打仗而修建的。这个观点，季羡林、侯仁之等老先生也一直在讲。在我看来，长城是守望和平的文化坐标。从古到今，中国人的文化追求都是不想打仗。中华文明奉行与人为善、与邻为伴的行为准则，不仅讲“和为贵”，还强调“和而不同”。

这样的思想境界反映到战争观中，就是对战争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也是长城防御体系产生的文化基础。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古代王朝政权才会不断地修筑长城。对战争尽量采取遏制的态度才是长城文化，即便对于战争，中华文化也是讲求以文武并用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类似“不战而胜”的想法，始终是兵家的最高追求。从春秋战国长城修筑之时起，便在顺应战争形势的同时注入了和平的思想理念。尤其是墨子以其卓越的军事智慧，将守和御两者有机结合，在其筑城理念中加入了国防战备思想，这对长城的修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守望和平的前提是要有备无患，长城的和平精神也是一种超越敌对关系的精神。历史在不断向前发展，对和平的追求永不会改变。深入挖掘长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价值，对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明秩序具有理论价值。

记者：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董耀会：长城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建设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至关重要。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也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保护、展示和传承方面。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其核心始终是长城遗存和长城文化。历经千百年风雨，长城文物本体保存程度不一，很多地段处于濒危状态。即便是保存较好的明长城，也面临这种情况。秦、汉、金长城等因自然风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只存在部分烽燧和城墙遗迹。

深秋时节，北京八达岭长城层林尽染(图据新华社)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目的，是在保护好、传承好的同时，讲好长城故事。但以长城现存的自然状态，有些地段是很难进行展示利用的。也就是说，具备较高文物保护价值的长城遗址，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旅游体验价值。另外，因长城保护之艰巨，长城遗址旅游开发也受到很多客观制约。譬如，如何合理修订法律法规、创新机制政策，同时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多维度地提高遗址旅游的可行性和吸引力？这些层面，还需要我们继续思考。

经过这些年的走访调研，我有一个认识，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多元化推动当地文化资源和旅游业态相融合。长城文旅融合，有必要通过有效引导，让长城沿线的旅游目的地成为长城文化活动地，让游客能够在旅游中感悟到长城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