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究竟是高是低？

理想国LIVE

2024-11-12 13:00发布于北京理想国LIVE官方账号

全文6639字，阅读约需19分钟，帮我划重点

划重点

01《再见爱人4》中，麦琳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其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受到争议。

02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李思逸在《文学与电影十讲》一书中，探讨了主体自觉的问题。

03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改编自叶弥的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李东方在极度封闭、贫穷的环境中寻求生命意义的故事。

04然而，电影中的李东方最终未能实现主体自觉，成为自欺的主体，最终走向悲剧。

05通过对比小说和电影，李思逸指出两者虽然情节和人物相同，但主题不同，前者强调主体自觉，后者探讨主体自欺。

以上内容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仅供参考

《再见爱人 4》

这几天，综艺节目《再见爱人 4》引发了白热化的讨论。

节目邀请了李行亮、麦琳，刘爽、葛夕以及黄圣依、杨子三对面临婚姻危机夫妻，其中，麦琳是唯一的全职家庭主妇。

围绕麦琳的争议之一，就是夫妻俩当初让麦琳做全职主妇的“选择”，在人到中年之后，成为让这个家庭摇摇欲坠的巨大诱因。

不过，在这一关节之处，却存在一个巨大的迷思：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家庭主妇的社会价值与贡献，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往往又很低。而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张力持续期间，家庭主妇作为被标记为“社会地位低下”者，能否自己定义自己的价值与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李思逸，在《文学与电影十讲：在无限的世界里旅行》一书中，就曾借助解析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和原著《天鹅绒》，探讨了关于主体自觉、成长的诸多可能——

当客体不再依赖外部评价体系，它自己就可以“决定”自己的意义，“主体的自觉在于其自身的决绝，而非依赖他人的承认。”

（以下内容摘自《文学与电影十讲》，文字稍有改动）

选择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除了满足我个人的喜好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太多观众对它的反应是“看不懂”。

这部电影改编自叶弥2002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则短篇小说，原著只有八千字。叶弥是一位比较独特的女作家，如果你读过她的作品，会发现她很有想法。她的短篇小说不像一般小说那样靠情节反转来取胜，而是包含了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 。

《让娜·迪尔曼》

有同学说喜欢这部作品的小说胜过电影，也有同学说更喜欢改编的电影。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文学改编电影的典范，原著和改编都很有味道，表面上二者共享了同一个情节设定，但最终讲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看《天鹅绒》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1 主体的自觉

小说开篇讲述了一个很贫穷的乡下女人李杨氏，因为丢了两斤猪肉而疯了。

时间设定在 1967 年，“文革”已经开始。但这篇小说中的时间地点并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只要知道故事是在一个极度封闭、贫穷的环境中发生的就可以了。

紧接着叙述者插入，讲述了疯女人三年后跳河自杀，她的儿子李东方和从城里下放来的唐雨林的老婆通奸，最终被唐雨林一枪击毙。在简单刻画了唐雨林和他老婆姚妹妹的性格特征后，叙述者隐去，回到了1969 年的乡下农村，唐雨林、姚妹妹和李东方在这里相遇。

唐雨林发现了小队长李东方和自己的老婆通奸，从两人偷情的对话中得知，没见过世面的小队长不知道什么是天鹅绒。于是唐雨林决定让他死个明白。在试图让李东方明白什么是天鹅绒的过程中，唐雨林似乎有意拖延，想找借口放李东方一马。但这时李东方却说出了小说中最坚决、最鲜明的一句话：“你不必去找了，我想来想去，已经知道天鹅绒是什么样子了……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这无疑是给了唐雨林开枪的机会，李东方自己选择了死亡。

最后有一段叙述者的评论，提到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于1999年和情人卡米拉通电话时，说“我恨不得做你的卫生棉条”。叙述者将这两件事同等地并置在一起，最终得出结论：“于是我们思想了，于是我们对生命一视同仁。”

有同学不明白最后为什么要加上查尔斯王子那一段内容。我的理解是，查尔斯王子的这句话是一句荤段子式的情话。他当然不可能成为棉条，甚至可能不了解棉条——至少不会像他的情人一样拥有关于卫生棉条的体验。但在他的想象中，他认为自己明白做情人的卫生棉条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告白。同样，李东方至死不明白天鹅绒是何物，只隐约地理解到是一种布料；但他做出了决定，在他的想象里，他已经知道天鹅绒是什么了，就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这既是对情人的告白，也是对自己的认可。

从他者的视角看，李东方说自己知道了什么是天鹅绒，他真的知道了吗？如果就“知道”的一般定义而言，那李东方肯定还是不知道或知道得并不充分——他没有获得有关天鹅绒的直接信息和实物的亲身体验。但从李东方自己的立场而言，是他“决定”让自己知道了，仅仅有这一决定就够了。这让他越过了年代环境、文化国籍、阶级地位、知识背景等条条框框，和查尔斯王子成了平等的主体，至于知道的内容是对是错已经无所谓了。

进一步讲，李东方不仅和查尔斯王子获得了平等的主体地位，也和唐雨林实现了生命的一视同仁。唐雨林是个侠骨柔肠的人，他要想杀李东方早就动手了。虽然李东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也必须为此做点什么，但他并不痛恨李东方本人，甚至对这个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待在穷困乡村的小队长有种悲悯。

唐雨林怀有悲悯之情，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品德高尚，但换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唐雨林和李东方的地位关系并不平等，李东方在唐雨林眼里始终是次一等的存在——尽管表面上李东方还是唐雨林的上司小队长。

这就好像正常人不会去和比你弱的人计较，因为没法计较。隐含的权力地位是很重要的。比如同样是开玩笑，你开上级的玩笑叫讽刺，但你开下级的玩笑就是欺凌。作为一个合格的复仇对象，他不仅要伤害过你，还应该要比你强大，或至少是对等的存在，这样你的复仇才有意义。所以唐雨林这个角色从没变过，杀或不杀所遵循的逻辑是一致的：他最终抓住机会开枪杀了李东方，是因为他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和自己是对等的，对方拒绝了他的怜悯而选择和他站在同等的位置上。

《太阳照常升起》

结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东方才是《天鹅绒》这篇小说的主角，这是他为自己争取到一视同仁的生命地位的故事，也是主体成长的别样叙事。

我们看过的大多数成长小说，往往是主角要离开家乡、出外游历，从别处获得信息和经验，利用这些异己的东西对自身展开反思，最终和世界达成和解，得到他人的认可。

而这篇小说妙就妙在设置了一个反成长小说的框架，李东方根本无法离开这个乡村去往外面的世界，尽管他对天鹅绒、虾仁烧卖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但他至死都不会知道这些是什么。

在这样物质匮乏、知识缺失的环境下，人怎么还可能成长呢？然而小说告诉你，这是可能的。

因为人可以自我选择，哪怕选择只是一个形式。内容空洞的成长依然是成长，它迫使他人认可了自己，也为自己获得了生命的尊严。李东方对天鹅绒的理解是个人思想后做出的决定，凭着这样一个决定，他让自己从自在（In-itself）的主体进阶为自为（For-itself）的主体 ；他不再渴求他人编织的神话、提供的答案，而是自己将意义赋予了自身的生活；由于复仇只发生在对等的存在者身上，所以他自觉的死亡更像是一种被承认的代价。在小说里，他人只是提供了一种诱因，每个人自身的结局最终都是自我决定的。无论知道与否、杀或不杀，他们都是自觉而自为的主体。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李东方的疯母亲李杨氏。

李杨氏自然也属于“对生命一视同仁”的范畴，只不过她的自觉更加激进，甚至连他人的认可都不要了。

我们来思考一下，李杨氏真的就只是因为两斤猪肉就疯了吗？就这么穷困，这么看不开？其实小说一开始就暗示了，这是穷造成的问题，但问题不在于她的穷。

她是吃过猪肉的，那有数的几顿红烧肉是她最幸福的回忆。出于对儿子的愧疚，她这一次想买两斤猪肉，烧一锅红烧肉和丈夫、儿子一起吃，并且要端到门外去吃，让全村人都见证她的幸福。为什么会对儿子有愧疚呢？因为卖猪肉的钱本来是她儿子的学费，被她克扣了，导致儿子辍学去工作了。但她拿了这笔钱，本来也不是要买猪肉，而是要买一双袜子，因为村里的女人在背后嘲笑她连一双袜子都买不起。可当她真的去买袜子时，她犹豫了，觉得这样划不来，买双袜子也就逢年过节穿一下。在权衡比较后，李杨氏转而去买了两斤猪肉，想把自己记忆中最幸福的体验分享给儿子和丈夫，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村里的其他人都看见。

这样看来，小说《天鹅绒》构筑的世界里，食物比衣服重要，性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质料胜过形式，自我的欲望比他人的评价更为基本。然而没疯之前的李杨氏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她始终困在他人的看法里。表面上，她想买袜子是为了自己，买两斤猪肉是为了儿子和丈夫，但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村里的其他人——袜子是穿给别人看的，红烧肉也是要吃给别人看的。

只有在肉不见了以后，李杨氏开始指天咒地、骂人骂狗骂一切，这个时候他人的看法才终于失效了。即使村里的女人跑来劝她，说相信她是买过肉的，但此时的李杨氏似乎已看透且厌倦了这种受制于他人的把戏，所以她再也没有妥协，所以她真的疯了。

人们拿一个疯女人没有办法，他人的言论影响不了一个疯子。而从李杨氏的角度讲，只有疯才是遵循、贯彻了自己的欲望。她没有像李东方一样等到一个对等的他者来成全自己，而是趁自己清醒又自尊的时候，梳了头，洗了热水澡，穿好衣服，投河自尽，结束这一切。

《太阳照常升起》

这才是这篇小说打动人心的神髓所在：主体的自觉在于其自身的决绝，而非依赖他人的承认。每一个人都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尽管这一欲望最初是由他人撩起的；可他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仅有的方式确立了自身才是欲望的主宰。

而在一个物质和知识匮乏、向外生长不可得的环境下，那仅有的方式可能就是自主地选择死亡。死亡在小说里不是一个消极的东西，而成了生命适当而完满的句号。伟大人物的死亡总是令人惋惜，而面对李东方母子的自绝，我们通常的反应也就是——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样死值得吗？但就像唐雨林的生活并不比这两人更高贵一样，李东方的死也并不比李杨氏的死更有意义。

意义这种事，永远是在他人的看法中阐释出来的，自以为有意义却未获得他人认可的东西其实也是没意义的。所以我们也推导不出李东方母子的死亡对他们自己是有意义的这样一个结论。正是在对意义的绝对拒斥中，我们看到了某些更原始、更纯粹的决绝与平等，于是乎，所有的生命终于一视同仁了。

所以请大家把我的解读——《天鹅绒》中关于主体的自觉当成一个暂时的参照，方便我们去理解改编后的电影作品。《太阳照常升起》讲的是另一个成对的故事：所有主体的自觉无外乎是一种自欺，你永远不知道自欺的幻象能维持多久，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闯入的他者给打破了。

2 主体的自欺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太阳照常升起》的叙事结构。

电影的剧情由以下四部分串联起来：

A.1976 年春，南部的某村落，“疯妈”因为丢了买来的两只金鱼鞋，从树上掉下来疯了。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李东方纠结于自己的身世，想搞清楚他爸爸是谁。

B.1976 年夏，东部某大学，食堂的梁老师因为陷入“摸屁股”的流氓丑闻，最后自戕了。

C.1976 年秋，回到南部，因为梁老师事件受牵连的唐老师（唐雨林）被下放到疯妈所在的村子，疯妈的儿子、已当上小队长的李东方接待了他们。接着就发生了原著小说中的“天鹅绒事件”，唐雨林最终开枪打死了与他老婆通奸的李东方。

D.1958 年冬，西部的戈壁滩上，故事的起源也是一切的开始——两个骑骆驼的女人分别去找寻自己的情郎，看似是“苦难”和“幸福”的对比，但这暂时的区分从整个电影的叙述时空中来看终究只是同义反复。

我个人最喜欢 D 部分，拍得很美，节奏也慢下来了，没有之前那些都快虚焦了的移动镜头。各种象征性的、灿烂至极的视觉图像其实已经为先前的各种谜团提供了答案，看你是否愿意接受。

疯妈有句台词：“只能说你没懂，不能说你没看见。”懂并不意味着要去揣测姜文的创作意图或是筛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当然，作者意图和文本阐释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

我所说的“懂”，是希望大家在观看和阅读的基础上，尽可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继而为其提供一个合理的阐释。阐释要想合理，必然又会涉及作者的创作意图、作品的历史语境、可能的理论话语等。

那么和原著小说相比，电影改编有哪些显著的变化呢？我将大家的意见汇总，加上我的看法，总结出以下三点。

第一，时代背景的作用变了。《天鹅绒》的小说其实只是借了“文革”的时代背景作为故事的外壳，即人们处在极度匮乏、穷困、无知的环境下，但并没有真的和“文革”这段历史进行互动。

反而《太阳照常升起》是将“文革”作为故事发生的内在机制，电影同样是在展现个体的命运，但更想对个体所处的历史环境有所言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隐喻性的时间数字，以及暧昧的台词总是显得话中有话。

1958年这个年份意味着什么？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把它理解为美梦开始的地方。

1976 年呢？“文革”结束，美梦破灭了，不得不醒了。电影结尾伴着升起的太阳，周韵的台词是“他一笑天就亮了”，可在影片开头，疯妈在树上喊的是“天一亮他就笑了”。正是因为电影里充斥着很多类似的细节，如果你熟悉相关历史事件，肯定会觉得导演是有意为之的。这也导致很多人喜欢依据政治隐喻，用索隐法猜谜式地阐释姜文的电影，到《让子弹飞》（2012）时更加过分。

除此之外，原著小说凸显的时代特征是物质性的穷困以及知识、信息的

匮乏，但在电影中几乎感受不到这一点，因为电影里面没有人为生计发愁，无论是 A 部分疯妈母子的日常生活，还是 C 部分唐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山里打猎，反倒像是对“文革”的一种浪漫化表达。他们的问题或痛苦其实与贫穷、无知没有关系，而是受到一种普遍的压抑——性的压抑、意识形态的压抑。

第二，叙事结构变了。

小说《天鹅绒》的故事对应电影的 A 部分与 C 部分，B 部分和 D 部分是改编后插入的内容。

小说中偶发议论的叙述者在电影中被删去了，而整个电影用倒叙的方式讲述，因为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应该是 D → A → B → C。在电影的C 部分，也就是“天鹅绒事件”时，有的同学可能感到很诧异：疯妈不是早就投河了吗？怎么好像又重复了一遍。虽然 A 部分和 C 部分在叙述上是衔接在一起的，但电影并没有按照前后相继的方式呈现，而是转回到了疯妈投河之前，小队长李东方前去迎接唐雨林夫妇的时段，等于说是换了一个视角，从唐雨林等人的角度见证了疯妈投河这一事件。

这种不同视角下的重复叙述我们之前讲《一个美国消防员的生活》时也提到过。所以大多时候我们感到混乱，是因为未能厘清叙述，无法合理化眼前的影像。

至于倒叙的手法，也并非只是形式上的设置——对这部电影的艺术表现力来说，倒叙是必需的。D 部分的1958年拍得极致绚丽，因为这是梦开始的地方，有盛大的婚礼，开向天上的火车。在这里，幸福的人笑得灿烂，伤心的人哭得也真切，但作为观众的我们其实无法从心里认同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因为我们早已通过 A、B、C 部分知晓了他们后来的命运，十八年后终究殊途同归。

所以这部分越是华丽得令人惊叹，整个故事的基调反而也就越悲凉。你以为这是美梦的开始，殊不知这其实已是梦的全部；你以为大好的人生、无数的可能在前面等着你，但其实这一刻才是仅有的巅峰，此后就是持续下坠的过程。曾经自觉的主体，最终都活成了一种自欺，而当自欺不可延续时，悲剧就发生了。

第三，故事的主角及关键台词变了。

小说里李东方是绝对的主角，因为这是关于他实现成长、获得主体地位的故事。但电影里“天鹅绒事件”的主角换成了唐雨林，他和疯妈、梁老师一齐示范了自欺主体的困境；而李东方更像是说破了皇帝新装的那个孩子。其实电影中的李东方自始至终没有成长，完全是一个工具人角色：在 D 部分，他是那个象征着拥有无数可能却又被命运框定的新生命；在 A 部分，他是一个寻父的角色，执着于自己的身世，甚至无意中摧毁了母亲最后的城堡；而在 C 部分，他的寻父之旅和求真职能在天鹅绒这个对象上重合了，但即使他看到了、摸到了天鹅绒，却依旧什么都不懂。

如果小说中李东方对天鹅绒的理解是经过思考后，自己为自己做的决定，那么电影中他对天鹅绒的理解就是一个求真/寻父的过程。

电影塑造的时代特征是压抑而非匮乏，真相恰恰在于不可得，也没法说，虽然它就摆在李东方眼前，但他理解不了—为了生活得以继续，所有人的自觉自主其实都是一种自欺。

所以当电影中唐雨林有意放小队长一马的时候，后者却唰地一下拿出一面天鹅绒材质的旌旗——那是他专门去外地找到的，观众心里顿时凉了半截；然而他还不罢手，大声说出了所有人早已知晓却不想面对的真相——“可是你老婆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

大家或许觉得这孩子怎么自己找死，但是原著小说里李东方说出的话也是一种找死行为，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来想去，已经知道天鹅绒是什么样子了……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这句话也可以转换为“你老婆的肚子就像天鹅绒”。表面上看起来，不论是说像还是不像，都会被唐雨林一枪打死；但事实上正是因为电影和小说中的李东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才造成了这样的差异。小说中的李东方，虽然最终一无所得，却通过自己的决定，选择成为成熟、平等的主体，并愿为此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或说后果—他知道自己这样讲其实就是选择了死亡。李东方死在自家的菜地里，他说出那句找死台词的前一刻还在地里干活。而电影中的李东方，永远都是懵懂无知、长不大的孩子，不明白自己的父亲是谁，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有时发疯有时正常，也不明白唐雨林为什么认为自己老婆的肚子像天鹅绒，他甚至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死的。

人即使曾有过自觉自主的时刻，但要长期存在下去，面对时代的压抑、生活的打磨，还是需要一份自欺才行。欲望的对象是什么并无所谓，重要的是欲望的幻象，它为主体的存在提供了意义的担保。

电影里李东方那句“不像”其实是碾碎了唐雨林得以苟且的最后尊严，也结束了自己作为工具人的使命。

《太阳照常升起》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小说原著和电影改编虽然有同样的情节和人物，但要表达的主题是不一样的，讲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故事：一个是主体的自觉，一个是主体的自欺。

最后，我们再聊一下电影中有关自欺的问题。疯妈、梁老师、唐雨林面临着一样的困境：既忘不了过去，也无法和现实彻底妥协，都以自己的方式编织着欲望的幻象，靠着自我欺骗维系最后仅存的主体性。一旦连这都无法做到，那么他们的结局只能是：消失、自戕、报仇。

何况我们都是生活在时代长河中的个体，看不见全貌，也不需要去看见全貌。“太阳照常升起”这句话由海明威改引自《圣经 · 传道书》，他把这句话用作了自己小说的书名。“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同样出自《圣经 · 传道书》，“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但随后的书卷也还有一句与此针锋相对的格言——“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事实上，我们并不能预知照常升起的太阳，究竟是意喻一个旧的轮回还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我们无法在事前判定，主体的这次决定到底是自觉还是自欺。就算感到没有希望，但至少可以不那么绝望，毕竟太阳照常升起，生活还得继续。

查看原图 5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