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黄河变迁的历史？

作为一名历史学人，能够到这里和大家交流，当然我只能谈谈过去的历史。不过今天我来谈黄河的历史，具体讲述“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黄河变迁的历史”这个问题，或许会让大家觉得有些怪异。其实对于绝大多数非历史专业的朋友来说，不管想过还是没有想过，只要接触中国历史，这个问题，都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即使今天没有想到，将来总会在某个时候浮现在你的脑海里。

大家若是觉得怪异，那是由于狭义的历史学所研究的是人类活动随着时间进程而发生或是展开的变化，而黄河只是一条自然的河流，原本是脱离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客观存在。

我说人们一定会想到黄河在历史时期的变迁问题，这是因为黄河的河道很长，流域面积也很大，在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动更大；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它与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一直息息相关。可以说，只要我们想要多少了解一点儿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不对黄河变迁的历史有所了解——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嘛。这就像对一个人一生一世的经历和业绩追根溯源，当然要先从他的母亲讲起。

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所占地位之重要，对历史进程影响之深重，首先是缘于它在中国国土上所占的“分量”相当庞大。

这个庞大的“分量”，最鲜明地体现在黄河河道的长度上。现在的黄河干流河道，从青藏高原上的源头玛曲开始，到山东省东营附近的黄河口镇注入渤海，全长5464千米。这个长度，在世界“最长”的大河里也排名第五，确实是够长的了。不言而喻的是，我在这里说黄河在中国国土上占有庞大“分量”，是因为它的整个流程——从河源，到河口，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之内。

由西向东，横贯华夏大地中部的黄河，不仅流程很长，流域面积还很大。这一点，有些朋友或许知道一些，但大多数社会公众，甚至相当一部分不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学者，恐怕也并不十分清楚。

今天的华北大平原，又称黄淮海平原。为什么呢？当然是由于这片大平原是由黄河、淮河和海河这三条河流泛滥冲积而形成的，但这由三条不同水系冲积形成的平原不仅相互毗邻，还紧密联结，以至成为一体，才是行用“黄淮海平原”一称的具体缘由。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黄河水系同北面的海河水系和南面的淮河水系在历史时期很可能是连为一体的。这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地势平衍，海拔高度接近，就易于贯通么。事实上就是这样，回首过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黄河或主要同北面的海河水系连通，或主要同南面的淮河水系连通，就历史时期的总体状况和河流水文的基本原理而言，可以说现今各为一水的这三大水系原本就是同一条河流。

这样，把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水系的流域面积合并在一起，也就是整个黄淮海大平原，这么大面积的土地，就合成为黄河下游流域了。我说“一条大河长又广”，那个“广”字，就“广”在了这里。

流域面积如此辽阔的黄河水系，特别是下游的黄淮海大平原区域，正是中华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核心区域；至少直到唐代，情况一直都是这样。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冀朝鼎先生写过一本题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的小书，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冀朝鼎先生在这本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经济区”，一个在黄河中下游，另一个在长江中下游。他认为，这两个“基本经济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见《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一章第二节《基本经济区的定义》）。换句话来说，冀朝鼎先生认为，对这两个“基本经济区”的控制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是统一抑或分裂的局面。

更具体地讲，冀朝鼎先生是把黄河中下游“基本经济区”视为“秦汉时期基本经济区”，而把那个长江中下游那个“基本经济区”视为“唐宋元明清时期基本经济区”。他这个分期的具体时间，似乎还可以再加斟酌。因为从后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至唐宋之际才由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转移到南方长江中下游流域。因此，在我看来，或许把黄河中下游区域视作唐代以前的“基本经济区”会更合理一些。

尽管如此，我们看冀朝鼎划定的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在黄河中游地区，它主要是涵盖了渭河平原、汾河平原和洛阳附近的伊洛河谷地；而在下游地区，却包括了淮河北岸和海河流域，这就同黄淮海平原大体相当了。

我们生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都从小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都知道经济基础是决定和体现一个社会发展状况最基本的因素。借助冀朝鼎先生划定的这个黄河中下游“基本经济区”，我们可以很具体地理解，这一区域在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问题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在秦汉时期已然如此，那么更早呢？历史是从前向后逐次展开的。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已经显示出渊源之地的迹象了。

冀朝鼎先生在划定这种“基本经济区”时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它的地理基础。谈到这一点，就不能不直接面对历史与地理的关系这一重要命题了——这也是我在这里和大家谈论“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黄河变迁的历史”这一问题时需要陈述的根本性内容。

大家都知道，研究历史的历史学是一门现代学科，同研究地理的地理学也是一门现代学科一样。历史和地理的内涵都很丰富，二者的关系也相当复杂，至少其相互之间并不是单向地发生影响的。因此，要想周详地述说历史与地理的关系，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做到。

不过这种复杂性几乎是我们研究所有问题都会遇到的情况。实际处理起来，只要明确当下所针对的具体环节，就可以找到化繁为简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影响这一环节的主要因子。回到冀朝鼎先生的“基本经济区”，谈到影响和决定这种“基本经济区”的地理因子，这就触及了我在这里要和大家讲述的一项基本内容——即黄河作为一项地理要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若是按照构成地理环境的几大主要要素对传统的地理学科做出进一步细分的话，通常是把它划分为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这三大系列。在谈论黄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时，首当其冲的，是自然地理要素的影响和作用。

虽然黄河这条河道本身就是重要的自然地理要素，但谈到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首先需要论述的却应该是流域内的气候状况。这是因为主要是由气候因素决定了当地的植被、动物群落以及土壤、水文等项状况。

当代地理学家们主要根据气温和降水情况，用“秦岭—淮河线”把中国划分为南方的亚热带区域和北方的温带区域。黄河流域处在北方温带区域，长江流域则处在南方亚热带区域。

有史以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对于早期文明发展来说，北方温带区域显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冀朝鼎先生的黄河中下游“基本经济区”，赖以形成的基础，首先正是这一条件。优越的自然地理状况，使得这一区域具备了最好的农业生产基础。

就像很多学者常讲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冀朝鼎先生划定的黄河中下游“基本经济区”主要也是基于这里发达的农业生产。而在北方温带区域内只有黄河下游大平原以及中游的渭河、汾河和伊洛河谷地农业生产比较发达，这就要归结于黄河及渭河、汾河和伊洛河等主要支流的冲积作用了。因为大河在下游冲积形成的土壤，不仅平坦而易于耕种，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富饶的肥力。土肥苗就壮，收成不能不好。

黄河下游平原真的是沃野千里，一望无际，农业生产的果实，当然丰厚无比。所以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直到唐代，这里都是统一王朝立国的基础——这也就是冀朝鼎先生所说的“基本经济区”。即使是在宋代以后，至少就政治地理而言，还是“得中原者得天下”，而所谓“中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同黄河下游平原做同义替换的。

很多人都把地理空间比作历史演进的舞台。按照这样的类比，黄河中下游平原、特别是黄河下游大平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中心。一出出、一幕幕的大戏就在这里连环出演，可这个舞台本身、也就是黄河河道和两岸的情况在历史时期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因而要想清楚而又准确地认识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就不能不对黄河的变迁有所了解。

即以黄河干道的变迁而言，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到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年），长达七百多年间，其主河道一直奔流东南，袭夺淮河下游河道，大致在今淮河口一带汇入黄海。不仅河道的走向大为改观，就连尾闾所归的大海也完全不同。其实在华夏先民留下相关的记录之前，黄河干流就曾有过多条河道像建炎二年至咸丰五年之间那样东南流入黄海。河南相关学者，已经发现一些这样的河道遗迹。这就犹如历史舞台改换的场景，其变换幅度之大，若是用改天换地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在这前后场景下演出的剧情，自然也会天翻地覆，迥然不同。

这就是我们在认识中国历史时必须要对黄河的变迁过程有所了解的道理。

黄河是中国历史发生和演进舞台上的重要场景，这只是我们观察黄河历史变迁的一个视角。如前所述，历史与地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并非仅仅是由地理空间给历史发展提供出演的舞台。古往今来，黄河各个方面的水文状况以及伴随着这些水文状况而发生的人类文化现象，其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明黄河史》

提起黄河自身的水文状况，乍看起来，似乎只是纯自然的现象，属于所谓“自然史”的范畴——就像地质变迁史或人类诞生之前的“古地理”变迁一样。然而，黄河的情况却不是这么简单，由于中游黄土高原地表堆积物的特殊性，即使是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作用还很微弱的时候，原始的农业种植活动也会加剧地表的侵蚀，致使更多的泥沙被冲入黄河河道。

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大多数地区，地表堆积的所谓“黄土”，除了表层具有一定有机质的部分之外，其大部分深层堆积物，严格地说，并不是土壤，它只是岩石的风化物。它是一种疏松的第四纪沉积物，性质大致与第四纪沉积沙相同，只是颗粒更为微小而已。黄土也可以说是一种成土母岩，而与真正的土壤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这种在性状上更接近于岩质的深厚黄土，具有一种上下竖茬的内部构造，专业的术语称之为“垂直节理”。这样的“垂直节理”，使得黄土一遇流水冲蚀，很容易成片垮塌，而在失去表面土壤层的保护之后，黄土的垮塌便会明显加剧。

垮塌下来的黄土，随水流淌，先由小沟汇入大沟，再由大沟汇入小溪，接着再汇入较大的支流，最终流到黄河干流里面。这就是所谓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中游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黄土”、也就是泥沙，到了下游河段之后，由于河道比降降低，也就是水流坡面变缓，流速也随之减慢，这些泥沙就逐渐沉积到了河床之中。久而久之，河床愈积愈高，就很容易发生水流漫溢，乃至决口改道。

这种中游流域的水土流失和下游河道的淤积溢决，就是黄河自身演化历史的一条主线，而不管是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还是下游河道的淤积决溢，都与人类活动的历史息息相关。

虽然与后来的情况相比，早期人类对环境的开发活动，强度还很有限，影响还相当微弱，但强与弱只是程度的差异，就其实质性作用的原理而言，在前后各个历史时期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了解到这一实质，才能对比分析前后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强弱程度，从而准确地把握人类活动对黄河变迁的影响作用。

近年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诸如陕北神木的石峁遗址、清涧的李家崖遗址和寨沟遗址，这些早期人类的活动遗迹，都已清楚显示出人类对黄土高原的作用和影响。再后来，到了秦汉时期以后，黄土高原上的土地利用形式，也就是以农业种植为主抑或是以牧业畜养为主，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水土流失的轻重，从而也就直接影响到下游河道的安常动变，进而影响到下游区域经济的繁盛与衰败，而汉唐时期黄土高原的土地利用形式，又往往与国都长安的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

黄河河道的大幅度变迁，不仅如上所述，冲积形成了黄淮海大平原，为黄河中下游“基本经济区”奠定了自然地理的基础，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版图和疆域面积。在南宋建炎二年至清咸丰五年黄河东南流入黄海期间，由于入海黄河泥沙的淤积，致使苏北海岸大幅度向外推移。今江苏北部盐城以东的濒海平原，大多就都是这一时期才淤积成陆的；连云港本来是海中孤岛，它与大陆连为一体，也是海岸东扩的结果。大家看看，这给中国增大了多少国土面积，又是何等巨大的变化！

正因为如此，我的老师史念海先生，复旦大学的谭其骧先生，还有很多历史地理学界和水利史学界的前辈，都为研究黄河的历史变迁及其影响付出了重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成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黄河变迁史的重要基础。

今天在这里谈论这一问题，特别值得感激和纪念的是我的导师史念海先生。史念海先生为研究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问题，足迹几乎踏遍了黄土高原的每一处土地。他把历史文献的爬梳分析和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方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考察过程中还特别关注相关古代遗迹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而系统而又深入地揭示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对黄河中游水土流失的严重影响，以一系列卓越的学术研究成果，清楚告诉我们：黄河自身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项核心内容。——这也是我们在学习中国历史知识时需要了解黄河变迁历史的另一项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