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曾自许“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这不仅是一种坚定的学术理想和自我抱负，也暗含着著书撰文时下笔的审慎和认真。在世事风雨几十年过后，其著作仍常读常新，具有作为学术典范的长久生命力与影响力。
*文章原载《读书》2024年11月刊
王瑶（1914-1989），字昭琛，山西平遥人，文学史家，20世纪30年代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考入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攻读和研究汉魏六朝等中古文学。1946年留校任教，从事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1952年由清华至北大中教授。其著名弟子有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赵园等，皆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王瑶以《中古文学史论》（棠棣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奠立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第一流学者”的地位，嗣后又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一九五一年九月，开明书店；下册一九五三年八月，新文艺出版社）而成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这样的学科跨越和关注点转移，不只是出于院系调整、学制肇建的现实需求，也与其自身的学养与个性紧密相关。他长期游刃于古今文学之间，借用鲁迅的思想和方法来研读魏晋六朝的文人与文风，亦通过与外国文学的对照，审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进程。这样宏通的学术视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开的是‘通用公司’”，因而教学生“你在我这里只要学习用得通的方法”，“学古学今可以随便，观点和我针锋相对也不要紧”（金开诚《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通用公司”的譬喻，透出魏晋风度的超脱和潇洒，同时表露着学术上的自信。王瑶曾自许“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这不仅是一种坚定的学术理想和自我抱负，也暗含着著书撰文时下笔的审慎和认真。在世事风雨几十年过后，其著作仍常读常新，具有作为学术典范的长久生命力与影响力。检视王瑶一生著述，在其生前刊行共十六种。其中印次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并非专著《中古文学史论》或者《中国新文学史稿》，而是一本七万余字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李白》。毕竟，专业性的学术讲章所面向的学院派读者有限，而以学者功力撰写口语化的文化读本，以俾雅俗共赏、启瀹新知，适应社会的现实需求，也同样切合“通用公司”的旨趣。王瑶所著《李白》脱稿于一九五四年三月，同年九月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初印两万三千册，当年十二月又加印五千册。这本小书在上海出版后，次月就到了广东的汕头农校（陈平原《风雨读师四十载》），可见当时的图书发行速度与普通读者的阅读热情。一九五五年一月，华东人民出版社更名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随后连续印行《李白》十三次，八年间累计印数达十九万四千册，这样的印刷频次和发行数量，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想象，却足可见当时读者积极高涨的学习热情。此外，一九五七年日本印行了日语版，一九六〇年中国香港以《诗人李白》为题，出版了繁体中文版。王瑶的《李白》诞生于其“教学和学术生涯中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孙玉石《风雨燕园四十载——王瑶先生与北京大学》）。彼时经过院系调整，他由清华大学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刚刚以开山者的姿态建立起现代文学的整体架构和学科系统；与此同时，他仍持续关注古典文学问题，先后出版《中国文学论丛》（一九五三年）、《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一九五六年）、《中国诗歌发展讲话》（一九五六年），编注《陶渊明集》（一九五六年）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也就是《李白》出版不久，王瑶在《谈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现状》中谈到，第二次文代大会（按：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六日）以后，“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已经引起了普遍的重视，特别是在广大的青年当中，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已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研究的文章也逐渐多了起来，但这中间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一情形，正可与他在《李白》一书《后记》中所说的“我们今天对于作家传记这种性质的书籍有需要”相呼应。王瑶将早年对左翼文艺思想的阅读、以史学方法为基础的研究路径和现实社会的文化需求结合起来，搜集文献资料，写成了这样一本小书。他把李白的生命故事分为七个阶段，将传主的生平、行迹、交游与各阶段的诗歌艺术成就结合起来，以诗证史，娓娓道来。其行文简洁多用短句，引述详明易于读解，文字浅近流畅而不失学者功力。例如，写李白青年时期的饮酒和任侠，相关诗文信手拈来，论调清朗直白，语言节奏明快，笔端流淌着游侠客诗酒人生的豪迈精神。《长安三万里》剧照
王瑶在《后记》中特别说明，这本书“只是一种一般性的读物，并不是学术研究著作”。当时虽然已有李长之的传记体著作《李白》（一九五一年，三联书店）行世，但李白的诗作尚未完成编年，关于其家世与生平，学界也存在诸多争议和疑问。王瑶在写作过程中，常有学术辨析和史料考证，并由此成一家之言。李长之和王瑶都以“人民热爱的诗人”作为基本立论点，切合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而具体论说各有所长。王瑶特别强调李白诗的“多奇”和“特秀”，以其浪漫豪放的风格，作为时代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也即盛唐诗的代表。李白对前途的乐观进取精神，“不屈己、不干人”的磊落品格，以及“起来为苍生”的奋发情绪，在王瑶的笔下，也都写得“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舒芜编选的《李白诗选》（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王瑶《李白》和林庚《诗人李白》（一九五四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共同开启了学界关于李白诗歌与盛唐气象的大讨论，一直延续了数年之久，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王著连续印刷十五次的盛况，即是一种侧面写照。李白为人的傲岸卓特，诗歌的笔力造化，皆极具时代个性；而盛唐诗中“青春奋发的情绪”（王瑶《中国诗歌发展讲话·唐诗[上]》），也正符合新中国要求自由和创造的社会精神面貌。一九七九年四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王瑶《李白》第二版，由作者在初版基础上略加校改，单次即印行二十万册。在那个渴求知识、渴望解放的年代，这本小书再度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也显示了它超越具体时空、堪称文化经典的魅力。王瑶曾深情怀念导师朱自清先生，“他虽然是有成就的专门学者，但并不鄙视学术的普及工作。他不只注意到学术的高度和深度，更注意到为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广度”（《念朱自清先生》）。这里说的，是朱自清作《经典常谈》、用语体文写《古诗十九首释》、编中学国文教本等活动。《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在抗战时期写于昆明和成都的一本七万余字的传统文化普及读物，至今仍是一部长销书，“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源泉和锁钥，也是教书和写书的鲜活榜样”（吴小如《读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
《经典常谈》三联书店，1981
“从一九三四年我在清华中国文学系求学起，系主任就是朱先生。式瞻仪形，亲承音旨，一直是追随着朱先生学习的。以后在昆明入清华研究院，导师也是朱先生；毕业后在清华文科研究所工作，复员后又回清华大学服务，都是在朱先生的指导下做工作的”（王瑶《念朱自清先生》）。“七七事变”后，王瑶一度失学，坎坷流离，直到一九四二年秋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这也正是《经典常谈》出版之时。作为蜚声文坛的新文学作家，朱自清始终认定“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那里走》），将学术研究作为终生志业，以历史和现实的立场，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和研究。王瑶在“亲承音旨”的十年追随中，治学态度和方法都深受导师影响，并在日后长期与朱自清保持精神上的对话，其《中国新文学史稿》参考了朱氏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而《李白》更是与《经典常谈》具有相似的定位和追求。“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朱自清《经典常谈·序》），师生二人均以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散文述学，写成极具学术分量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并在出版后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这两本篇幅相近、旨趣相通的小书，正记录了两代学人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薪火相传。一九八八年秋，在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逝世四十周年暨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王瑶再度回顾导师的治学态度：“他是十分重视古为今用的，强调要回到现代的立场。他很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主张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提高人的素质。”（《我的欣慰和期待》）这依然是对朱自清所倡导的学术普及工作的重申。一年以后，王瑶谢世。可以说，对于朱自清的深情感念、学理阐释和精神传承，贯穿了王瑶的整个学术生命。二〇二四年，适逢王瑶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也是《李白》出版七十周年。目前该书较新、也较为易得的版本，是三联书店二〇一三年版（二〇二三年重印）。它以北京大学出版社《王瑶全集》二〇〇〇年版作为底本，并进行了版本校订，以编者注的方式附在每章之后，以便于查阅对照。“纪念一位学者的最佳方式，莫过于读他的书”（陈平原《书比人长寿——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小引》）；而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当其著作从畅销书变为长销书，就是在向历史证明，他的文章是不朽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0
ISBN：9787108045379 定价：28.00元著名的中古文学史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王瑶先生，用传记的方式弥补李白生平不详的遗憾。他将概说与李白诗歌融为一体，用简洁晓畅的语言进行描述，使得读者既能对李白生平有明晰的了解，又能在了解的过程中，体会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书中的资料颇为翔实，凭诗立传，以诗证史；而对诸多疑问，甚至尝试着进行辨析，如李白的家世与死亡，以及李白对杜甫的态度等，都大胆立论，自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