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间基层自治组织目前国内仅苏州市民公社较为人知。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指出：“苏州市民公社这是一种按城镇街道区域划分，主要由商人领导和组织的市民自治组织。这种组织形式在全国极为罕见。” 因此，20世纪80年代，当苏州市民公社档案被发现时，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轰动，美国胡佛档案馆甚至愿用缩微胶卷形式以全部布斯文件（与孙中山来往书信）交换。2011年，苏州市民公社档案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为国家级的珍贵档案。
较之苏州市民公社，福州救火会与其有较多相似性，均在清末创立，建立覆盖全市的网点，其业务覆盖消防、赈灾、市政等诸多领域，两者均为城市中的社区自治组织，但福州救火会存续时间更长、群众基础更为扎实、影响更为深远，是福州不可遗忘的历史。
福州四周群山环绕，东有鼓山、西有旗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地势自西向东倾斜，为典型河口盆地，气候炎热干燥。尤其夏秋季，火灾易发，以至民间有“秋季火帝出动”之谚语。福州是由地质构造作用和海侵作用而逐渐形成的冲积平原，沿岸土层浅薄、含泥沙高，结持力弱，难以烧砖，且周边石材匮乏，而闽江上游延、邵、建等府“山势巍峨，林木蓊郁”，森林资源丰富，木材是重要的输出商品，为地方财政主要支柱。上游木材砍伐后，顺流而下，再通过海运，直销江南等地，福州南台成为“木植凑集总所”。由于取材便利，福州城区建筑“一片架木所成，无复砖石，一不戒则燎原之势，莫之遏也”。故明清时期，福州火患极易发生，对地方习俗、风俗习惯、民众生活造成极为深刻的影响。
近代开埠之后，福州城市扩张，人口数量的增加，商贸活动的频繁，火患威胁日益严重，而官方火政渐趋衰落，民间救火会应运而生。19世纪80年代，福州成立第一个救火会——木帮南台彬社，此后数十年，不断有新会成立，网点遍布福州城内外，并设立救火联合会，统筹全市救火会。新中国成立前夕，福州全市共有救火会37个，人员4830人，其中工人2575人、商人2174人、农民47人、医生14人、法界政界及技术人员10人、学生7人、教员3人，而城区人口34995人，平均71人即有1名救火会会员。
福州救火会依托社区运行，参与者多为社区民众，均为志愿参加。商人虽在会中居主导地位，但救火会并非商界组织，而是吸纳各行各业参与的市民组织。救火会资金主要来源于辖区内铺户征租，“征收单月租金的五成”。会员必须是“本区域范围内商民或住户”。会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通过召开会议处理会务，并设立专职监督人员。每个救火会都有各自的辖区，但彼此间相互合作，一旦某区发生火灾，附近的救火会会联合救援，共同扑灭火灾。民国时期，救火会承担福州消防重任，逢火必救，以其“义勇”之精神、“勇敢”之气概，深受民众拥护，并得到官方的高度认可。福州警察消防队队长安化同在《本市消防工作之概况》曾作如此评价：“唯本市社会组织之救火会，素称盛誉，规模宏大、组织周密、设备完善，可谓全国冠。”
除消防外，救火会还将职能拓展到赈灾、调解等诸多方面。如民国福州灾害频发，每逢春夏之交，闽江上游洪水席卷而下，常带来灭顶之灾。水灾过后，救火会划船施粥，救助灾民，已成惯例。如1948年“6·18”水灾后，龙台救火会施粥米1500余斤，还前往各灾区及收容所普遍施粥。榕北救火会向柴井医院借道源堂为临时收容所，收留北大路三角井一带的灾民百余人，后又收容其他灾民，总计达363人。
疫灾亦是近代福州社会严重威胁，几乎无岁不疫，惨烈至极。在诸疫中，以鼠疫最为严重，每值疫情发生，民众恐慌异常，“阖乡之人，时时刻刻，耳只闻啼哭之声，目但接不祥之物，其神经所受痛苦，有谁能堪”。救火会却能无所畏惧，战斗在抗疫最前线。1944年7月，大根区设立防疫委员会，下设消毒队，由各救火会援丁担任。
福州救火会在近代诸多历史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期间，林雨时、刘元栋等同盟会会员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与试图侵占天安寺地界的英国领事馆抗争，取得关系主权的中外交涉最终胜利，后通过起义推翻满清在福州的统治，贡献颇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福州市民以救火会为纽带，集体抗争暴政，在乱世中维系市政。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郑维新等共产党员通过救火会，动员民众组织“肃劣会”，惩罚奸商，烧毁日货，并组织近千名会员请愿示威。福州沦陷期间，救火会不仅随同省政府机关内撤，还直接参与收复福州作战，殉国者达37人。解放战争期间，萨镇冰等人通过救火会组织民众自卫队，使福州顺利解放。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福州居委会尚未建立，救火会作为民间主要组织，积极参与防空消防，配合人民政府承当诸多重任，为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作出突出贡献。
救火会不仅促进近代福州变革，亦是维系近代福州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故“老福州”对其印象深刻，赞誉有加。随着现代化都市的营建，“纸褙福州城”已成昔日往事，但福州救火会体现的守望相助、共赴灾难的公益精神在今日仍有重要价值。
（作者单位：闽江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