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不仅关系千家万户，也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对出生率下降的整体态势，我国生育支持政策持续跟进。日前，国办又印发专门措施，从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各方面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
生育率为什么明显走低？又该如何更好提振生育率？我们不妨放大视野，从历史和全球的维度，审视中国正在遭遇的这一“成长烦恼”。
（一）
回顾人类历史可以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各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普遍经历了人口激增-放缓的阶段。
具体来说，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带动了医疗、教育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二战结束后，全球迎来了一轮婴儿潮。这些新出生人口集中于欧洲各国及北美，普遍受到了良好教育，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为现代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许多国家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子女养育成本增加，年轻人生活压力加剧，生育意愿普遍下降。
美国在1900年的总和生育率处于3.94的高位，但在1940年左右已下降至2.06，到2023年则降至1.62。20世纪70年代，经济繁荣的日本和德国生育率逐渐跌破2.0；到2023年，日本生育率降至1.20，德国降至1.35。
可见，生育率在大多数国家都表现出一定的“反比关系”，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时，生育率往往显著降低。这表明，生育率下降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现代化发展的全球性问题。
（二）
低生育率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为什么相关国家都没有放任不管呢？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人口作为劳动力资源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潜力。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助于提升生产能力，推动经济产出；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增加能够促进市场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一点，在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中都得到了印证。
比如，到1940年代末期，日本人口年均增速约为2.9%，这一增长趋势为未来的经济奇迹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基础。在1960到197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年均增长超过10%的“高速增长期”，成为全球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而人口的增长是这一经济奇迹的重要推动力。
比如，1990年至2000年间，美国人口增加了约3300万，达到了2.81亿，这一增长推动了年均3.4%的消费支出增速，成为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主要动力。
比如，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增幅超过3.5亿。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庞大的劳动力为制造业发展和外贸出口奠定了基础，也为全球经济增速做出了巨大贡献。
人口减少将导致劳动力短缺，消费需求萎缩，经济活力下降。同时，这还将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产生深远影响。劳动人口不仅是经济生产的主力，也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贡献者。如果劳动人口不足，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也将面临巨大压力，对财政可持续性构成严峻挑战。
以德国为例，从2005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约192万。同时，德国的养老金支出不断上升，2020年已达到3410亿欧元，15年间增长超过30%。为缓解财政压力，德国政府被迫逐步延迟退休年龄至67岁，并提高社保缴费比例，以维持社会保障系统的可持续性。
类似的，意大利的生育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下降，目前约为1.2，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预计到2050年将减少超过20%。2023年意大利GDP增长率下调至0.7%，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995年达到顶峰，但到2020年已下降了14%。2020年，日本的社会福利总支出达136兆3600亿日元，其中超过一半用于老年人福利。
（三）
为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及生育率下滑问题，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都采取了诸多激励措施。中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并针对自身情况制定适宜的策略。
1.经济补贴与福利制度的优化
家庭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养育子女的成本与可行性。部分国家通过直接经济补贴、减税政策和福利计划，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法国是全球推行育儿补贴较早且措施丰富的国家之一，主要通过儿童津贴、税收减免以及免费公共托育等措施，减轻家庭养育成本。经济补贴政策在法国取得了显著成效，法国的生育率在2022年为1.79，居于欧洲国家首位。
对于中国而言，建立多层次的家庭经济支持体系十分关键。可以考虑实施逐渐增加的生育补贴，或根据子女数量提供分层次的家庭津贴，经济支持措施还可与教育资源挂钩，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2. 育儿假期与工作环境的优化
支持家庭与职场生活的平衡，是提高生育意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生育率较高的北欧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尤为引人注目。例如，瑞典采取了灵活的育儿假制度和性别平等的亲职支持体系。瑞典的父母可享受长达480天的带薪育儿假，其中部分假期规定由父亲专享，确保父亲也能够积极参与育儿。
挪威也有类似政策，父母可选择部分育儿假由父亲或母亲专属，这种“父亲配额”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还减轻了母亲承担的主要育儿责任，帮助女性在职场中保持竞争力。
中国现行的产假政策相对有限，且在性别平等方面有所欠缺。为支持育儿与职业发展平衡，可以考虑优化现有的产假和育儿假政策，允许更多家庭灵活选择育儿时间。设立“父亲假”或延长“陪产假”，不仅鼓励男性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还将降低女性就业市场上的不公平待遇，从而鼓励女性生育意愿。
3. 完善的公共托育体系与教育支持
托育体系的完备程度直接影响了家长的职业选择和生育决策。日本近年来加强了“育儿支援服务”，为0至5岁的儿童提供日托服务。虽然日本的生育率依旧较低，但完善的托育体系为家长提供了实质性帮助。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增设育儿课程和提供育儿指导，帮助父母更好地适应育儿挑战。
韩国也计划推出“育儿支援政策”，例如，所有5岁以下的婴幼儿将每天得到12小时的照护服务。韩国的教育支持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包括提供早期教育补助，以确保孩子在学前阶段得到良好的教育资源。
目前，中国大中城市中的托育资源较为紧缺，导致许多家庭选择暂缓生育。为改善这一现状，可以加大公共托育体系建设，尤其是在城市中扩大托育机构的覆盖范围。此外，可以借鉴部分国家的“家庭日托”模式，让社区或居住区内的托育设施更加便利可及。在教育支持方面，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提升幼儿教育的质量和可及性，提供更多的育儿培训和资源。
4. 倡导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社会文化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不容忽视。许多国家在生育支持政策实施时，注重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比如芬兰和丹麦，其社会文化鼓励年轻人自由选择婚育时间，而不会过度催促，因此年轻人较少受到家庭和社会的生育压力。意大利在2016年推出了“生育日”（Fertility Day）运动，旨在提高公众对生育问题的认识，并鼓励年轻家庭考虑生育。
在中国，当前年轻人的生育压力主要来源于生活成本、养育费用攀升。同时，一些职场文化对于女性的生育选择依旧存在偏见，使得女性难以平衡事业与家庭。政府和媒体可通过倡导和宣传，鼓励生育文化的正面引导，帮助年轻人树立对生育的信心。比如，开展“青年家庭幸福指数”项目，通过为年轻家庭提供福利和奖励，提升社会对家庭价值的重视。
5. 借鉴技术和创新手段支持生育
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少国家尝试通过创新技术帮助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例如，以色列近年来通过发展辅助生殖技术，为有生育困难的夫妇提供更多选择。以色列甚至建立了“国家生育科技基金”，将辅助生殖费用纳入医保体系，以便所有有需要的夫妇都能得到帮助。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也在研究如何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辅助托育，以减轻育儿成本和负担。
在中国，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不断推进，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程度逐年提升。截至目前，已有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27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未来，中国可以加大对生殖科技的支持，将更多先进的生育服务纳入医保体系。
（四）
综合来看，中国当前生育率的下滑既有经济和社会因素，也受到传统生育观念变化的影响。参考各国成功经验，中国可以从优化经济支持政策、提高托育资源供给、倡导生育文化氛围和利用先进科技等多角度出发，积极探索促进生育的新路径。
中国未来的生育政策需要更加灵活和多样化，适应现代化社会中个人和家庭的实际需求，创造一个鼓励生育、支持育儿的环境，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夯实人口基础。
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同时，也将步入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带来的新常态，因此，平衡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是一个长远而复杂的挑战。
撰文：孙碧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发展合作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