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
我的博士导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的创办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少安老师，于2024年11月11日因病逝世。虽然几个月前已经知道他得重病，但逝世的消息传来，还是无比悲痛、潸然泪下。二十年来与老师的一幕幕不禁涌入心间，鲜活的画面，宛如昨日的音容笑貌和敦敦教诲的话语，在眼前耳边挥之不去，一时间眼泪模糊了眼眶。
2004年我刚考到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的时候，那时还叫经济研究中心，初创不久，老师和学生不多，但是学术氛围极其浓厚。黄老师是当时国内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先驱之一，特别是在产权制度经济学方面，撰写的《产权经济学导论》，一版再版，到现在都是难以逾越的经典。他年少成名，破格直接从讲师提拔为教授，又破格引进山大做经济学院院长，之后成立了产权研究所，后改名为经济研究中心，最后改为经济研究院。当时的经济研究院规模虽小，但名气很大，主要是因为黄老师的影响力。像邹恒甫、张五常、周有光、张卓元、张维迎、姚洋、樊纲、茅于轼、盛洪等知名学者，经常过来做讲座或授课。我们这些应试教育上来的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下，在黄老师的精心安排下，也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为一些“无用”的纯思想性、理论性的观点争论，这在现在一心为找工作而考证实习的学生来看绝对是不可思议。也就是在这些讨论中，我认识到了科斯、诺斯、哈耶克、米塞斯、威廉姆森、奥尔森、康芒斯等等经济思想家。也多亏有黄老师创设的各种制度经济学课程的训练，让我不再迷信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唯理主义，让我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更多从历史、结构、人的行动、制度环境等更加深刻的层面思考问题。
虽然我硕士阶段的导师不是黄老师，但是由于我当时在办公室做学生助理，跟黄老师接触的时间反而更多，能切身体会到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思想。他喜欢打乒乓球，几乎每天都挥汗如雨的打几盘；他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我现在还记得他和我们新生一起团建，爬到山顶上和我们聊天，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中国不能搞群众运动”；他喜欢和学生们讨论问题，为制度是建构的还是演化的“吵”得热火朝天；他悲天悯人，对底层大众充满了同情，多次撰写文章为“对制度和人的尊重”鼓与呼。他对学生既有温柔的一面，我见过好多次他直接打电话过问学生工作的事情；又对我们这些致力于学术的学生极其严格，批评起来也毫不留情，经常因一篇论文学生写的不合意而发火。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我们湖南人就是这样霸蛮”，仿佛是自嘲，也像是自我批评。当然，他发火快，消火也快，第二天就忘了，从不记仇。然而今天，我还是感激他当初对我发的火，让我对做学问充满敬畏。今天想起他对我“发火”的场景，想到再没有老师像他那样那么较真的教诲我，不禁更加悲痛！
在做办公室助理的时候，我写了几篇论文给他看，他觉得我待人处事还欠火候，倒是适合做学问。其中有一篇《转轨失衡与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他觉得还行，就让我不断修改，后来发表在《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这篇论文在索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政治家—企业家双主体模型，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政治经济学动力，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地方官员与企业家激励相容“合谋”的结果，短期内绩效会非常显著，但长期看波动也会很大。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的预见力。这篇论文是硕士毕业前写的，他就让我读了他的博士，方向是货币金融的政治经济学。期间我参与他组织编写的《企业理论》一书，负责综述一章。还记得为了赶进度，年初四就到学校和他一起讨论赶工。2009年我在黄老师的帮助下去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读访问学者一年，回国后他问我毕业去向，当时他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也当院长，想让我留中央财大。我想去实务届闯闯，去了招商银行总行读博士后。期间也经常联系，继续接受他的教诲和指导，只是频率低了一些。
之后我就在银行工作，但在黄老师的提醒和鼓励下一直没有放下研究工作，继续在学术杂志发表论文，他也让我在研究院担任兼职导师，所以继续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他经常邀请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后来我创办了西京研究院公众号，他也经常将一些论文随笔在公众号上发表。最近一篇是几个月前发表的《知名学者谏言经济：坚持“两个相信”——相信市场，相信干部》，忧国忧民之心溢于字里行间，让人读来感到多年归来还是那个针砭时弊、率真朴实的年轻学风。他经常跟我说中国要想有前途，就必须有对人和制度的充分尊重，现在来看虽微若星光，但不妨碍我们看得见，去努力追逐。这十几年，百年大变局，惊涛骇浪，家国茫茫。黄老师作为一位有个性，敢于说实话的学术泰斗，讲良心的经济学大家，难免也受到了一些影响，白发增的很多，身心压力很大，终于在几个月前病倒床榻。今日噩耗传来，我怔了良久，满含泪水，写下这段潦草的文字，算是送老师最后一程。临书涕零，师恩浩荡，不知所言！祈祷老师在天堂安息，不再为家国牵挂。而我这个做学生的，应该更加不忘老师教诲，负轭前行，也做一个黑夜里追逐星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