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86/j.cnki.11-1936/tj.2021.12.006
近日，伊朗纳坦兹核设施遇袭事件广受关注，事件发生后，伊朗官方很快将矛头指向以色列，宣称这起事件的“幕后黑手”就是摩萨德。虽然以色列方面对这样的指责，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但这样的一幕，还是再次让人们领略了围绕伊朗核武装问题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斗争的残酷和尖锐。
事件复盘
德黑兰附近的纳坦兹核设施是伊朗重要的铀浓缩基地，在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伊朗屡次威胁提升铀的丰度。在伊核协议生效期间，伊朗铀丰度被控制在3.67%，而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伊朗威胁将铀的丰度提高至20%，这也是当下民用铀的最高丰度，虽然在丰度方面大幅提升，但是其距离90%丰度的武器铀依然差距巨大，正当伊朗全面开启离心机进行铀浓缩时，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剧烈爆炸。伊朗的纳坦兹核设施被袭之前，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正在纳坦兹举行新型离心机揭幕仪式。鲁哈尼这边刚完成这个用于浓缩铀的新设备揭幕仪式，随后纳坦兹核设施就遭到了袭击。
另外，伊朗的纳坦兹核设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相当神秘、又十分有名的核禁区。不仅深埋地下，其内部结构也相当隐秘复杂，就像是一个“地下迷宫”，即便是在这里办公的人，在没有特制地图的情况下，也很容易迷路。在戒备如此森严的情况下还能遭受到攻击，这样的事件无疑是不寻常的。令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方面的反应十分耐人寻味，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白宫方面立即做出表态，声称此次事件与美国无关，同时表示，以色列或许卷入了此次袭击事件中。美国如此急于撇清关系，将责任推到自己的中东盟友身上，实在令人意外。
当然，以色列针对伊朗核设施袭击并不是第一次，近年来随着伊朗军力不断增长，以及扩张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以色列感到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在叙利亚战场上，以色列频繁发动空袭袭击其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目标，一旦伊朗掌握核武器，对于只有弹丸之地的以色列来说将会是灾难。此前以色列情报组织就参与了对伊朗顶级核物理学家的刺杀、盗取伊朗核设施的图纸，以及利用病毒破坏离心机设施。怀疑以色列的第二个原因是此次袭击策划极为周密，据伊朗的报道，受损的是纳坦兹核设施的配电设施，该设施的保卫极为严密，本身就被埋在地下50米左右，同时还有严密的安保，仅仅是将爆炸物运送至基地内就已经极为不易，更何况要将其送至配电设备周边，除了以色列之外中东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同时，爆炸摧毁了连接离心机的电缆，据英国情报人员估计，想要恢复纳坦兹核设施至少需要数月时间。
虽然此次袭击无疑引发了中东震荡，不过即便如此，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并不会停手，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伊朗在核武装问题上有着极其强韧的执念。事实上，纳坦兹核设施遇袭后，伊朗总统鲁哈尼就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为了应对袭击的威胁，伊朗计划将铀丰度进一步提升至60%，从20%提升至60%其跨度非常大，这样的丰度距离武器铀并不远。同时鲁哈尼表示，将启用更多的IR6离心机，这次讲话可以看作是对此次袭击事件的有效回应。
伊朗核武装——从“鲜花工程”开始的执念
出于大国雄心，伊朗的核计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虽在1970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伊朗谋求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却没有停止，而是以“鲜花工程”的代号在稳步推进。最初，其核武装计划甚至还得到了以色列的援助，据以色列前原子能委员会成员内曼教授回忆，当时以色列方面可谓倾囊相授，不但让伊朗学员进入迪莫纳核反应堆学习核物质的提炼及深加工，甚至连刚刚掌握的用激光进行铀浓缩的方法也传授给了伊朗人。与此同时，以色列专家也来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工地，他们装扮成奥地利和西德的工程师，帮助伊朗建设可以提炼重水的工厂。而在内陆的萨汉德军事基地，以色列专家帮助伊朗人制造生产浓缩铀的离心机，但直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那里生产的离心机也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相对核武器本身，两国在核运载工具方面的合作顺利得多。到1977年底，伊朗已获得了“杰里科”1型弹道导弹和“加百利”反舰导弹的全套设计图纸，以色列帮伊朗在克尔曼省的锡尔延建立了导弹制造厂，并在该省拉夫桑贾游牧区选定了导弹试验基地。为保证工程进度，伊朗秘密警察不惜通过暗杀恐吓等手段，迫使当地部落放弃世袭领地。
就在“鲜花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时，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根基开始崩溃，1977年12月，流亡法国的霍梅尼向伊朗国内信徒发出“圣战”信号，号召群众推翻腐败的王国政府，点燃了伊斯兰革命的火焰。到1978年夏，伊朗全国已陷入瘫痪状态，巴列维国王不得不靠频繁出国度假来躲避国内压力。嗅觉敏感的以色列总理贝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责成摩萨德机构制订了绝密的撤离计划，并特别强调要把所有与核武器及远程导弹相关的技术设备和图纸都带走。1978年8月，擅长“地下外交”的摩萨德局长霍菲少将找到了伊朗秘密警察负责人法杜斯特将军，后者正想找机会逃亡国外，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杜斯特设法将以色列专家隔离保护起来，然后分批撤回以色列。在撤退过程中，以色列专家光从锡尔延带走的“居鲁士大帝”导弹的设计图纸就装满了两个集装箱。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仓皇出逃，2月1日，霍梅尼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回到德黑兰，4月1日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在这段混乱时间里，霍菲始终坐镇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在确认没有一名犹太人被落下的情况，才满意地乘坐上一班法航班机，离开了这个革命的国度，同时也宣告“鲜花工程”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谋求获得核武器的步伐却反而加快了。当时，新生的伊朗政权还未喘过气来，萨达姆便挑起了两伊战争。面对从伊拉克不断袭来的“飞毛腿”导弹，伊朗人想起了“鲜花工程”，但他们在查阅档案时惊讶地发现，以色列的“釜底抽薪”干得实在太干净了，没有给伊朗新政权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和设备，锡尔延繁忙的导弹装配车间改成了伤兵医院，工程量只完成一半的布什尔核电站也因伊拉克的导弹攻击而变成了废墟。至于当年接受以色列培训的伊朗核技术人员，不是被革命镇压了，就是追随国王流亡海外，一部分精英还接受了以方策反，转为以色列的核工业服务。
不过，即便在这样的一种惨淡情况下，伊朗的核计划还是重新运转了起来。1992年5月，时任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拉宾曾警告克林顿政府警惕伊朗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反恐特种部队和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声称，到1991年底，美国有98%的可能性确定伊朗已经拥有所有或几乎全部拥有可以组成2~3个核武器的组件。然而，当时中情局坚持认为伊朗的核计划是为了和平目的，这一观点一直持续到2001年。2001年1月1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断定伊朗是最积极寻求获得NBC武器（核武，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和导弹相关技术的国家，这对美国人来说感到十分震惊但依然不敢相信，直到2002年8月14日，伊朗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NCRI）支持下的MEK组织披露了相关事实后，美国人才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MEK宣布，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部和中部的纳坦兹和阿拉克有两个秘密基地在生产核设备，其中包括核燃料生产厂和研究实验室以及阿拉克的重水生产厂等核武器计划的研究场地。伊朗制造可研制核武器材料的报告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而且由于NCRI的国防和战略研究委员会没有披露其如何得出这些结论，这增加了外界猜测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提供信息的猜测。
伊朗目前使用高速离心机研制的核设备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即使对美国来说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挑战。如果规模扩大，该设施将能够生产大量铀，其浓度可以达到投放于广岛的核武器所需的水平。除此之外，伊朗已近乎完成生产钚的阿拉克重水设施，这是用于生产长崎原子弹的材料。“纳坦兹和阿拉克设施的组合可以允许伊朗制造可用于民用目的的高浓缩铀（HDU）和一枚炸弹。”这些设施隐藏在地下，经过了缜密的精心制作和伪装，以至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监测机构都无法检测到。2003年2月，伊朗在亚兹德地区发现铀矿，并宣称要开始建设用于民用目的的相关核设施，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反对伊朗的这一举动。伊朗迫于时局的压力，在开展铀浓缩活动上一直反反复复，时而开启，时而关闭，进一步加剧了各国对伊朗的警惕。
2003年12月，伊朗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更严格的核查提供了法律依据。2004年，英法德和伊朗经过三轮谈判后，达成了《巴黎协议》，但由于双方存在很多分歧，协议并未落实。伊朗又于2005年8月重新启动了作为铀浓缩准备阶段的铀转化活动。2006年1月3日，伊朗宣布已恢复中止两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工作，正式恢复核燃料研究活动。伊朗的这一决定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度不满和强烈反对，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伊朗在30天内中止一切核活动，但伊朗始终没有放弃发展能力的表态。2006年6月，美国、俄罗斯、中国加入了英法德三国与伊朗谈判的阵营，形成了“六方会谈”的局面。六国提出了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新方案，但伊朗的态度依旧难以明确，认为部分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伊朗的模糊态度和消极反应使得六方会谈成员国对其丧失信心，经过讨论决定将伊朗核问题重新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此举旨在暗示伊朗，国际社会将对其制裁。但伊朗的态度依旧强硬，表明虽然其尊重和重视国际社会的法律和准则，但是获得核技术的权利与之并不冲突，因此不会放弃努力发展的权力。
美国的单边制裁以及联合国的4轮制裁都收效甚微，2008年“六方会谈”重启，但是一直没有取得有成效的进展。2013年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后，开始与美国进行接触，这推动了伊核问题谈判的进程。2013年10月16日，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在日内瓦进行了谈判，提出了解决伊核问题的新方案，包括时间表，以换取美国和欧盟取消经济制裁。2013年11月24日，双方达成临时协议，签署了《联合行动计划》，为后来达成长期的协议奠定了基础。2014年间，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进行了长达11轮的谈判，原本定于2014年7月达成最终协议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在11月举行的再次谈判中，又将最后协议的期限延至2015年6月30日。进入2015年，伊核问题谈判进入了更加紧张的时刻，双方开展了多轮谈判，3月份进行第14轮谈判后，于4月2日达成“伊核问题框架协议”，主要涉及对伊朗取消制裁、伊朗承诺缩减部分核设施等。此份协议并不完善，还涉及许多具体的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通过会谈进行商讨。因此，伊核问题谈判再一次错过了2015年6月30日的最后期限，但等待的时间没有太长，2015年7月14日，伊核问题六国和伊朗之间最终达成了长期的、全面的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协议由正文和5个主要附件部分组成，涉及解除制裁的相关义务、限制核发展的相关义务、实施的具体计划等方面。根据协议，伊朗同意消除其浓缩铀储存，将其低浓铀储存量减少98%，减少气体离心机至原本数量的2/3，未来15年，伊朗的浓缩铀丰度只能达到3.67%。伊朗也同意不再建新的重水设施，其他设施将进行转换，以避免产生扩散风险。为了监督和核实伊朗确实遵守该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将定期对伊朗所有的核设施进行检查。 同时协议规定，作为回报，伊朗将得到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安理会取消经济制裁的承诺。至此，伊朗核问题通过十几年的谈判，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重大进展，各国包括大部分海湾国家对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总体持赞成和支持态度。
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伊核协议”在实质上被推翻，伊朗核武器研制计划被认为再次走上了快车道。即便是相对来说更愿意与德黑兰再次进行相关对话的拜登政府上台，也没有改变这一事实，这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绝对无法接受的情况。
伊朗核计划对以色列的威胁
以色列始终认为，伊朗发展核计划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2020年3月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66％的以色列人认为“如果伊朗获得核武器，它将会用来对付以色列。”77％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是对他们的存在构成威胁。”几乎所有公开讨论伊朗核问题的意见都显示，如果伊朗获得核弹，第二次大屠杀是可能的，民意调查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公众的意见。许多以色列人把歼灭主义者的意图归于伊朗政权领导人。特拉维夫大学2019年12月的一次调查显示，92％的以色列犹太人和7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伊朗是该地区最敌对的国家。投票数据不仅回应了伊朗领导人关于抹杀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的煽动性言论，也反映了公众对伊朗政权的革命热情、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概念的不可理解。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020年4月国家大屠杀纪念日向国家发表讲话时强调了伊朗问题，认为伊朗公开宣布打算摧毁以色列国，并正在以一切手段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前国防部副部长辛尼尔曾在大屠杀中失去了他的祖父母，他在2020年8月的采访中提到伊朗，他说：“当我再次看到激进意识形态和绝对军事能力之间的联系时，我告诉自己，这是曾经摧毁了1/3犹太人的东西”，甚至一些以色列的温和派领导人也持这种观点。大屠杀的影响在许多以色列人的心中进一步放大，许多以色列人认为“每一代伊朗人都要反对我们，毁灭我们”，对伊朗核武器或任何携带核武器的敌对国的恐惧进一步植根于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公众的信念中。
事实上，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对以色列的战略环境和战略部署带来诸多影响。首先，许多分析家认为，装备核武器的伊朗将成为一个越来越坚定的区域力量，力图扩大其在海湾地区和黎凡特地区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可能会诱使较弱的邻国绑定伊朗，并热心建立更积极和有能力的区域联盟对抗以色列。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巴拉克在2012年8月接受以色列《哈莱兹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它煽动邻国和对手时，没有人能阻止它。其次，伊朗可能会鼓励其盟国，如叙利亚以及真主党等各种伊斯兰组织，以更大的战斗力量投入对以色列的打击，包括使用火箭和恐怖主义活动对以色列进行攻击。在2012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巴拉克说，“如果我们需要对真主党采取行动，拥有核能力的伊朗将宣布对真主党的攻击就是对伊朗的攻击，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非国家行为者不能以各国相互威慑的方式来阻止。这种发展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2020年3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75%的以色列人认为如果伊朗发展核武器，“巴勒斯坦人和真主党将更加倾向与以色列交战”。再次，核武装的伊朗将导致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根据巴拉克的观点，核伊朗将结束全球防扩散制度：“如果伊朗走向核大国的行列，将成为不会再受控制的核恶魔。”2020年9月，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局局长阿莫斯·亚德林表示，如果伊朗走向核国家的行列，核扩散是一个几乎确定的事实：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也势必纷纷效仿，多极核系统将在中东出现，这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来说将是十分不稳定而且极具危险的。最后，伊朗发展核计划可能破坏以色列自己的威慑选择，并可能迫使以色列重新考虑其核不透明政策。以色列领导人和分析家也担心，核武器的伊朗将削弱美国在中东的优势，进一步削弱以色列最密切和最强大盟友的影响力。
同时还需要看到，以色列认为伊朗发展核计划，寻求核武装，也对其社会经济构成了挑战。以色列财政部前总干事亚罗夫·阿里亚夫在曾说到，“寻求核武器的伊朗对以色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对我们经济评级的影响，到大规模的安全支出。”以色列人担心，伊朗武装核武器将阻碍该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如果这种恐惧成为现实，以色列将面临严重的经济挑战。2010年，其工业出口（不包括钻石）的49%来自高科技部门，这一部门严重依赖外部资金。以色列经济学家耶尔·阿哈罗尼表明，以色列100家工业和服务公司中有15家是基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不仅包括技术公司，还包括食品生产、金属制造和一些轻工业。另一方面造成的社会经济恐惧是，核伊朗将削弱以色列保留和吸引高水平劳动力的能力，这是以色列经济的主要动力。总之，以色列人对发展核武器的伊朗所带来的危险时刻保持着警惕，这种危险是“所有恐惧的总和”，而不是一个单一“明确和现实的危险”。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敌意更多与冷战结束后该地区权力平衡的变化相伴随行，它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的延伸，而不是意识形态发展的产物。伊朗在该地区的权力和影响力及其核计划是对以色列区域军事优势的挑战，尽管一些观点认为，核武装伊朗实际上未必会对以色列使用核弹，但它可以将以色列限于一个特别脆弱的地位。伊朗可能认为其核武器不是威慑，而是对什叶派伊斯兰施加影响的工具，同时由于宗教热情驱使的国家在阻止核扩散方面可能并不让人放心，因此一个装有核武器的伊朗可能会意外地引发核灾难，这不能与在遵守确保相互摧毁协定情况下的核武器竞争对手相比。以色列认为，一旦伊朗获得核武器，它将是该地区的“游戏改变者”，并在中东引起核军备竞赛。其他国家也极有可能受到伊朗的影响，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家可能开始发展自己的核能力与核武器。如果伊朗在短时间内达到生产核武器的能力，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将面临严重挑战，而伊朗可以成为本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势力势必得以加强；法塔赫、埃及和约旦力量削弱；叙利亚和土耳其可能转而与伊朗接近，成为伊朗的盟友。与以色列寻求和平的区域温和派将难以维系，结果就是要实现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和平只能越来越困难。
以色列对核武器伊朗的另一恐惧是，伊朗有可能把武器交给其直接代理人之一，最有可能是真主党。鉴于这些危险因素，以色列公众绝大多数支持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措施，在特拉维夫大学伊朗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中，75%的以色列人认为美国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50%的以色列人支持以色列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针锋相对——以色列核武装能力的升级
为了应对伊朗的核计划，以色列除了频下狠手破坏其进程外，还在其自身核武装能力的升级上下功夫。以色列地处中东的四战之地，自建国伊始就与四邻不睦，一定规模的中东战争至少打了5次，各种小规模武装冲突则从未停歇。像伊朗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更是时不时放话，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虽然近来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有所改善——这突出表现为沙特、阿联酋对以色列的外交承认。 但即便如此，以色列的地缘环境依然恶劣，所以保持并增强中东地区唯一的核威慑能力，是以色列国防政策的第一要务。一般认为，以色列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迈过了核门槛，进行了部分核武装。主要的核弹药投掷工具就是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最先可能是F-4“鬼怪”，后来又换为F-16I。F-16I无需空中加油的飞行半径是1 250千米，可以达到伊朗的西部、沙特首都利雅得或是黎巴嫩的边界，如果进行空中加油就可以飞得更远。仅就中东地区的打击范围而言，携载核弹的F-16I无疑是一件战略核打击工具。但F-16毕竟是一架不具备隐身能力的第四代战斗机，战场生存能力有限，特别是在以色列邻国及伊朗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纷纷升级防空系统的今天，其可突防能力一降再降，这意味着以色列战略核威慑能力开始动摇，甚至面临失效的可能，这是特拉维夫绝对不允许的。也正因为如此，将F-35作为新一代核弹药投掷工具，是一种符合逻辑的猜测。
事实上，以色列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F-35计划，很难说对其核攻击能力的考量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毕竟在F-35项目的全部合作伙伴国中，以色列是最为特殊的一个——美国国防部授权向以色列方面开放F-35的部分源代码，其获得的F-35A版本也因此被称为F-35I，这是独一无二的。
虽然以色列官方对此的解释是，F-35I获得开源授权的目的，是整合以色列国产设备及武器。如以色列航空工业（IAI）开发的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和情报系统模块（C4I）。该模块从F-35I飞机上获取传感器数据，将获得的数据与其他以色列军事装备共享，帮助监测敌方目标，并优先考虑攻击顺序。另外，也只有F-35I才能整合各种以色列机载武器，如“拉法尔”SPICE1000精确制导炸弹、“怪蛇”5空空导弹等。相比之下，其他F-35项目的参与伙伴国只能使用指定的美制机载武器，如JDAM、SDB、AIM-9X、AIM120C等。然而，与这些美制弹药相比，常规以色列国产弹药有这么不可替代么？有意思的是，虽然以色列政府对开源的F-35I是否能够整合核弹药一事始终闭口不谈，但一些证据表明，相关计划已经进入到了更为实质性的阶段。
2020年11月，以色列空军接收到了一份来自美国的“特殊礼物”，一架深度解锁的F-35I测试样机。这架飞机的美国编号为AS-15、以色列以924代称，在以色列飞行测试中心被称之为“阿迪尔”。用美国人的话来说，这架飞机是全世界唯一一架在美国国土之外的F-35测试样机，用以帮助以色列空军完成自主武器与F-35I之间的测试、兼容问题。该机在德克萨斯州沃思堡生产，最初在美国进行交付前的试飞。在美国试飞期间，机身带有对焦标记，这通常与武器投射测试相关。机身上还带有以色列测试飞机通常会有的橙色、蓝色标记、相应的中队徽章、彩色的国籍标记等，使其成为世界上色彩最丰富的F-35之一。 这架飞机飞到以色列后，也的确直接分配给了以色列空军飞行测试中心中队，该中队负责所有以色列空军武器装备的测试，包括飞机和武器的试验、航电设备、机身的改装和测试。项目负责人，以色列空军准将奥德·科恩在924的接收仪式上说：“对于中队来说，接收‘阿迪尔’（924）的同时带来了新的挑战。毫无疑问，通过你们过去的表现证明，凭借你们的技术和专业精神，知道如何面对‘阿迪尔’带来的挑战，并带领以色列空军迈向新的时代。”中队指挥官则直言不讳，“F-35I测试样机将成为安装以色列武器弹药，并进行相关飞行测试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试飞时，我们将进行复杂的演习，检查武器与飞机的可靠性。在震颤测试中，我们将检查可能危害战机的空气动力学现象。在投射流畅度测试中，我们会扫描弹药释放过程中的问题，这是对‘阿迪尔’的一个重大测试，因为弹药是从内部弹舱的挂架中释放的。所有测试完成后，我们能够确定使用新武器弹药时的规则，并将数据反馈回来，用于下一批飞机的制造。”
至于924的主要使命是不是测试F-35I与以色列国产机载核弹药的整合性？这永远是一个不可能获得回答的问题。但考虑到出于政治原因，美国永远不可能向以色列提供B61-12，人们对F-35I核打击能力的猜测就是合理的。近年来，以色列空军F35I在战场上颇为高调的出没，也就有了一种别样的意味。
结语
在发展核计划问题上，伊朗认为国际社会对伊朗采取“双重标准”。伊朗指出，尽管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其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成员国，对中东地区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挑战。在确定以色列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时，伊朗领导人引用以色列官方声明，即以色列曾声称保留单方面打击伊朗核设施的选择。伊朗还声称，以色列拥有的核武库是实现中东无核化的主要障碍。与伊朗的态度相对应的是，自新一轮伊朗核问题爆发以来，以色列的担忧就从未停止，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未知的恐惧使得以色列担心，伊以之间是否会掉入修昔底德的陷阱，从而引起中东的另一场血雨腥风。就目前来看，短期内，以色列的担忧暂时还不会促使其对核武装中的伊朗采取直接武力打击的对抗方式，但即使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的反应不会引发该地区的战争，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博弈也会对塑造中东地区的政治至关重要，而且将对该地区在未来几年的稳定性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