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前不久，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成立10周年之际，您作为受访人代表谈到口述史项目对您的影响。回顾您的科研科普经历，有哪些对您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和事，这些会给人们留下怎样的文献价值？
王渝生：我是数学专业出身，获得我国第一个科学史博士后，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了20来年的科学史研究，2000年以后调任中国科技馆从事科学普及。我从科研转向科普，不得不提及周光召先生。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周光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临近研究所换届，周光召说想把我调到中国科技馆担任馆长。我最初并不情愿，觉得在中国科技馆开展科普，相比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在科技创新上要求要低一些。
周光召得知我的想法后，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搞科研是一把手，搞科普也会是一把手，因为你能“说”会“讲”。搞科研的人不一定都能够搞科普，但搞科研的人才能搞科普。他认为科普工作者要做到4个“家”——科学家、文理杂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并以我为例分析道：你是科学家，至少也是科技专家；科技专家还要一专多能，不仅懂科学，还要懂一点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教育等；开展科普工作要像科普作家一样能说会写；作为中国科技馆馆长要像社会活动家那样接触群众、融入社会。听完这一席话，我深受教育，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之后的工作经历证明，我做科普比做科研更有“出息”。
带给我深远影响的，还有李政道先生。我在考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后，有机会能听到李政道的讲座。虽说是学术讲座，但我感觉也像是科普讲座。比如他说学科学的也要学一点文学，也要学传统文化，学“新三经”——《易经》《墨经》《山海经》——《易经》有二进制原理，《墨经》有力学和光学概念，《山海经》有科学幻想故事，科幻也是科学的属性之一。
记得那次讲座我坐在第一排，听完很激动，现场与李政道探讨《易经》是否二进制的问题。他很感兴趣，并认可我的关于八卦并非二进制而只是有两个符号，缺乏数学上的进位和计算方法，但可认为是二进制的胚胎和萌芽的见解。当天下午李政道还邀请我去中国美术馆参观“师牛堂主”李可染举办的作品展览。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请李可染创作一幅画，表现电子对撞机所释放出的强大能量。于是李可染画了两头面对面、抵角相持的牛，并赋予这幅画一个特别生动的名字——《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李政道认为，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对我从事科研科普都产生很大影响。
从科研到科普，从科学到文学，我从周光召和李政道两位先生身上受益良多。
记者：您作为我国第一位科学史专业博士，长期深耕于科学史研究领域。在您看来，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文化与科学精神，对于当今科学发展有哪些启发？如何提炼其精髓，并进行有效的现代阐述与研究？
王渝生：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以农为本，农业科技始终处于领先水平，很早就有了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有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发明。中华文明在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近500年以来，西方文艺复兴后开始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而中国近代科学则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西方用中国火药发明为肇始制造的洋枪洋炮、郑和下西洋造船航海技术等打破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的大门，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屈辱的道路。
但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因为过度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逐渐出现了资源匮乏、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转过头来，再来研究中国农耕时代的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则对当今科学发展不无启发，可以古为今用、中为洋用。比如《礼记·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就是科学，诚意正心就是人文，有了格致诚正，才能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如经世致用思想，医学以治病救人为宗旨被称为“仁术”，天文学观察天象总结出阴阳合历用二十四节气规律指导农业生产，数学的算法化、程序化、机械化特征更适应于计算机程序和数字化。就像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所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认为，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这一点在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古代科学还具有先行性和前瞻性，比如电子计算机的打孔程序源自中国古代纺织中的提花技术，现代铸造技术从中国古代“失腊法”中受到启发，中国古代的编钟、透光镜、越王剑、龙洗都是科研领域前沿问题。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的话，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被强有力的人物重新加以雕刻，使之适应雕刻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真理如果不总是重新创造，它就会被我们遗忘。从事科技研究，就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古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才能做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千万不可数典忘祖。
记者：您经常身体力行到各地开展科普活动，不仅在线下还在线上，并且出彩“出圈”，吸引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关注与欢迎。您认为，科普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什么？
王渝生：科普科普，姓科名普，既要讲科学性，还要讲普及性，通过深入浅出让科学有趣味，吸引大众的喜爱。这是科学的重点也是难点。
科普，要讲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我个人科普经历来说，我是科技史研究出身，对过去和现在讲得很熟，结果孩子们问的都是黑洞、外星人、人工智能等未来科学的问题，这让我深切感觉到，科普的重点要放在未来。我曾在《求是》杂志上发过《当代科技发展的态势与前瞻》，提到当代信息科学方兴未艾，但新能源新材料层出不穷，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后来居上，未来科技发展要从物质科学时代走向生命科学时代，要从信息时代走向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新时代。
当然，科普的难点还有不少，比如很多科研出身的科普工作者还要学一些哲学、文学、艺术学，科学与艺术联通，才能够吸引更多青少年的兴趣。
记者：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科学研究领域的很多专家学者，以图书出版、讲座等形式支持与参与科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开展高质量科普？
王渝生：近年来有很多专家学者开展科普，是可喜的。以我个人为例，我就得益于老一辈科学家科普作品的阅读，比如高士其、竺可桢、华罗庚等。我小时候读华罗庚的《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等科普作品，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
在现代化历程中，科普也要现代化。科普的现代化就是要创新科普内容、创新科普形式，就是高质量的科普。这就需要注意，原来我们说科普，就是把科学高深的东西普及化，然后普及大众。但我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科普也要普及到科学家本身、普及到领导干部当中去。因为现在科学越来越高深、越来越专业化。比如我是学数学的，听到生物学有关健康的科普，才发现自己以前有些生活方式不科学不文明，听后才开始有了健康的文明的科学生活方式。而领导干部不一定要在各门科学知识方面面面俱到，但一定要掌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推动我们尽快建成科技强国和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记者：张丽
编辑：王晶
审核：周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