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深圳在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艺术中心隆重举行。
2024年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共同主办，广东省作家协会战略支持。
“花地文学榜”由羊城晚报于2013年正式创设，榜单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新锐文学六大类，每年各产生一位年度作家（作品）。迄今，已有包括王蒙、莫言、贾平凹、冯骥才、刘震云、麦家等数十位文学名家获得花地文学榜年度作家（作品）殊荣。
今年，最终由张翎《归海》获“年度长篇小说”，韩东《幽暗》获“年度短篇小说”，欧阳江河《宿墨与量子男孩》获“年度诗歌”，王尧《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获“年度散文”，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获“年度文学评论”，杨知寒《黄昏后》获“年度新锐文学”。
王尧是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数十年来，王尧以其多栖的创作实践，接续中国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他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上海文学》开设专栏，出版有《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时代与肖像》《我们的故事是什么》等多部散文作品，并于 2020 年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民谣》。《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是《钟山》同名专栏文章的集结，2023年1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仅存八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高峰，关于它的著述亦弥漫着传奇色彩。王尧另辟蹊径，于日常生活中聆听弦歌，在历史回响中抵达现场，西南联大于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讲述。
“三驾马车”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大师巨匠陈寅恪、冯友兰，名士风骨朱自清、闻一多、郑天挺……作者回到困境、欢愉、黑暗、光明、约束、任性、革命、保守、崇高和卑微等鲜活的肌理中去叙述西南联大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物。
论联合，“在动乱时期主持一所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尤其要让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
论制度，“三校的传统便是学术独立，教授治校”；论社会，“昆明一隅，九儒十丐”；
论知识分子，“他们一直思想和生活在新文化与旧道德的双重秩序中”；
论生活，“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能够放下一张书桌并读书，便是心安之处”……
西南联大的回响遥远而清晰，后世读史者怦然而生敬意。西南联大何以可能，大学之道何以相传，知识分子何以自处，这些问题延续至今，文明之火亦藉此而光焰不熄。
王尧说：“之所以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联大，是因为它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在哪里，西南联大没法跨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批栋梁之才来自于西南联大，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离开西南联大的基因，它是民族的宝贵财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终于成为一部传奇，而且似乎是不可再生的传奇。——最早将西南联大定义为“传奇故事”的大概是费正清的弟子易社强。
易社强从1973年开始关注和研究西南联大，其英文著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于1998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著作的导言中，易社强说：“传奇故事早已过时……（但）联大以壮伟的漫漫长征开始，以数年的刚毅坚卓为之继，以掺杂着悲剧的成果告终。这无疑是传奇的材料。”我们今天读到的关于西南联大的很多著述，确实弥漫着传奇色彩。
传奇故事背后的精神是什么？这位史学家接下来追问的是：“然而，假如联大仅仅是一段妙趣横生的传奇，那最好由小说家来承担这个任务。之所以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联大，是因为它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联大兼具传统模式和自由理念，同其他国立大学一样，它既有世界性的背景，也有地方情境。逾越中国的疆域，联大提出了普世性的重大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孕育并坚持通才教育？促使一所大学完成使命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这位美国学者进入传奇故事后越来越意识到：联大人的思想与心情有异乎寻常的人格魅力。
1942年在昆明逗留了几天再往重庆的费正清，由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贫困状况深刻意识到了这里是一个希望与绝望并存的地方：“他们正在顽强地战斗，但是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这里充斥着绝望、悲惨、勇敢面对、互相支持以及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费正清特别担心的大概是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他特别关注西南联大中原清华大学的教员，这些留美归国的中国学术精英，“如今却陷入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中”。在后来关于西南联大的叙述中，绝望、思想与行动的衰退则鲜有提及。
我和易社强一样赞同这个观念：“一部缺乏人物，只有数量化的非人性力量交互作用的史书，必然是一部干瘪苍白的历史，不仅缺乏可读性，而且，根本上会更不准确，因为它忽略了鲜活的经历。”——我因此想回到联大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回到他们鲜活的经历中，去聆听日常的弦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