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催婚的姐姐说“这本书太可怕了”
作家韩江获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那晚,图书编辑叶梦瑶很激动。她第一次阅读韩江的作品是在2017年。那时她已喜欢“韩流”多年,初涉韩国文学,朋友推荐了刚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韩江——2016年,韩江凭借《素食者》获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作家。
也是从那时,韩江开始被全球认识。两年后,她凭借作品《白》再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同年,她的作品《少年来了》入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近年来,越来越多韩国文学作品在国际上获得奖项。仅2024上半年,就有三部韩国文学作品获得国际大奖、五部作品入围各大国际奖项的最终候选名单。这种屡屡斩获国际重要文学奖项的情况,激发了读者对韩国文学的好奇。
第一次读《素食者》(注:《素食者》一书2013年被引进中国时被翻译为《素食主义者》)时,叶梦瑶并不十分喜欢,其中父亲用暴力逼着女主人公英惠进食的情节让她不适,“不敢进入。”其后她又读了《植物妻子》,对韩江写的序言印象深刻——
“24岁的那个中秋夜,为了看月亮,我独自走出大门。那时,我一边在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上班,一边利用只睡四五个小时省下来的时间偷偷写小说。应该许许愿了,望着皎洁的月亮我想了想要许什么愿。只祈祷不要失去这颗心。”
那时叶梦瑶也24岁,正犹豫着要不要从医学行业转行。有次周末她上完统计学的课,拿着韩江的书坐地铁回家时,心里觉得割裂,“我要选择哪一条路呢?是不是应该放弃手上这本书,看看统计学的书、看看医学的书。但最后,我还是打开了韩江老师的书。”她后来转行成为一名文学编辑。
“难得是一位读过的作家。”看到手机推送的韩江获诺奖的消息,沈妍想。
2021年,处在抑郁状态的沈妍偶然看到《素食者》的推荐语:“为了抵抗这个世界,她想要变成一棵树。”一下子被戳中。“读了之后特别打动我,做梦还梦到其中的情节,有点像阿彼察邦电影的感觉。”
沈妍后来又买了一本新书送给她被催婚的姐姐,“家里人觉得她到年纪了,给她很大压力,但我觉得她的结婚对象跟她并不合适。”
姐姐说,“这本书太可怕了”,始终没读完。
很长一段时间里,韩江的作品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最叫卖的销量不过几千本。2021年,《素食者》重新翻译再版,作为营销编辑的叶梦瑶重读了《素食者》,自觉更能理解其中的人物。
“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素食者》卖出了八九万本。她后来出版的五本书,销量都是一两万册,卖得不是很好。”韩江的中文图书编辑魏凡接受采访时说。韩江获奖后,韩国一些线上书店由于访客数量大增而瘫痪,印刷厂忙着加印,她的书24小时内就卖了17万本;在中国,各大图书销售平台上,“韩江”和“素食者”的词条迅速跃居热搜榜前列。围绕着韩江的头衔被反复提及,如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亚洲女性。
韩国文学像“代餐”,比日本文学“容易代入”
对许多中国读者而言,“韩江”这个名字多少有些陌生,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才是他们接触韩国文学的第一本书。沈妍也是如此。
金智英,1982年生人,成长于公务员家庭,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一家六口住在33平方米的房子里。身为普通女孩,金智英从小有很多困惑:家里最好的东西总是优先给弟弟,她和姐姐只能享有剩下的食物,共用一间房和一床被子;上小学被邻座男孩欺负时,老师说那是喜欢她;搭地铁和公交时,要小心‘咸猪手’;到了职场,她发现高管几乎都是男性,应酬时要忍受客户无休止的黄色笑话……
与沈妍后来读的一系列韩国文学作品不同,她觉得赵南柱的文字“更直白,像杨本芬”。继《82年生的金智英》之后,沈妍读过韩江、韩胜源、金英夏、崔恩荣、李沧东和金爱烂——这些也是中国引进作品较多的几位韩国作家。
许多作品里描摹的生活在都市或小镇的底层人物让沈妍感到亲近,她觉得其中的企业压迫和加班文化“跟我们的现实很相似”,更熟悉的是那些有关女性处境的描写。“重男轻女、职场上的不公平待遇、母职惩罚,以及教育(女性)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的东亚家庭。欧美小说里已经不纠结这个了。”有时沈妍觉得韩国文学就像“代餐”,“(我读)韩国文学更贴近我的生活,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
我读的韩江的第一本书也是《素食者》,是我的朋友天楠推荐的。与沈妍一样,天楠读的第一本韩国文学书也是《82年生的金智英》。她告诉我,自己持续关注韩国文学是因为这些作品对女性生存境遇和性少数群体的书写。每当某个新闻热点出现,天楠都习惯从过往看过的书中寻找对照——最近韩国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度伪造(Deepfake)性犯罪事件(对象涉及未成年女性),让她想起两年前读过的《N号房追踪记》。
天楠觉得,同为东亚国家,与日本文学相比,韩国文学作品并没有引进太多,但相较“更理想化的”日本文学而言,韩国文学“好读、有亲近感,也容易代入”。
“韩国文学古典时期长期笼罩在汉语文学的光芒之下,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推进和之后的经济腾飞,韩国文学快速发展,它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有同步性,也有相互映照的部分,比如救亡的时候都写救亡、消费时代都讲人性的解放。”韩国文学译者薛舟曾在一次采访中指出,“但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韩国文学的时效性较强,作家们的写作关注社会热点,很有社会责任感,社会干预意识比较强,比如早期经济腾飞的副作用即门阀化、阶层固化、欺凌压榨这些题材,韩国文学触及了很多。韩江后期的作品也是将个人融入到民族历史中,她的《不做告别》写的就是美军对济州岛民众的屠杀这个小众但尖锐的话题,所以大家都是在秉持着文学的良心发掘历史民族的隐痛。”
在中国出版界,《82年生的金智英》被视为韩国文学销量的转折点。“当时正值反性骚扰运动的余波,这本书又把很多女性的问题集中到一个女性身上去讲,用了很多数据,写得特别平易近人,让读者一下子就讨论起来。”叶梦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截至2024年春,“《82年生的金智英》的‘开卷’(中文图书市场零售数据监测系统)数据是24万多册。”叶梦瑶告诉我。
随着《82年生的金智英》的成功,以及中国读者对女性议题的关注,许多出版社在韩国文学这一领域持续发力。在此过程中,“韩国图书市场销量好和讨论度高”总是备受关注。但也时有不奏效的,比如在韩国上市仅一年销量就逾85万册的《不便的便利店》(金浩然著),经翻译在国内出版后反响平平。
叶梦瑶注意到,2019年后,国内每一年都有不错的韩国文学作品出版——“2020年是李沧东的《烧纸》;2021年是韩江的《素食者》;2022年是李沧东的另一本《鹿川有许多粪》;之后是金爱烂的一系列小说。”2019至2021年,中国大陆每年出版韩国文学十本左右。2023年则超过40本。当年韩国作家崔恩荣的作品《明亮的夜晚》在豆瓣年度外国文学(小说类)榜单排行第一,在豆瓣年度图书排行第二(与榜首的《我在北京送快递》都是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现实共鸣的作品)。
但在这股热潮之前,韩国文学的引进曾经历过相当长的一段冷寂时期。
对韩国文学的引进可以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篇聚焦于韩国作家的小说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论文将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的演进轨迹归纳为“沉寂—狂热—理性”:“首先是中韩建交前后的相对沉寂,然后是随着影响力巨大的“韩流”风潮的劲吹,在影视剧的助推下,数量众多的韩国通俗小说被广泛译介至中国并受到青少年读者的狂热追捧,最后是2010年以来‘后韩流’时代对韩国文学认识的理性回归。”
叶梦瑶写过一篇文章分析韩国文学较晚被国内读者关注的原因,这其中既包括“韩国缺少像日本一样的明星作家或名扬海外的国际性作家”,也有“韩国文学翻译院对第三世界语种的翻译出版支持不显著”,当然还有“过去的韩国文学呈现着明显的民族书写特征,不易引起普世共鸣。”
“直到近两年,与当下现实紧密贴合的《82年生的金智英》被广泛关注开始,而后通过《烧纸》《外面是夏天》等优秀作品才重新让国内读者看到了韩国文学的力量。”叶梦瑶写道。
共情它,超越它
叶梦瑶在为上海译文微信公众号写的文章中总结了韩国文学受欢迎的原因。首先是韩国流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增加,让更多人对韩国的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感兴趣,这种兴趣促进了韩国文学的流行。其次,韩国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受到韩国文学翻译院和财团的资助。
而作品本身的内容则是韩国文学流行的根基,它们往往“聚焦与现实相共鸣的议题”。如韩江的《不做告别》以济州岛四三事件为背景,李沧东《烧纸》聚焦南北分裂、光州事件、工业化发展中的社会现实造成的伤痛,张康明《因为讨厌韩国》则写出了当代韩国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女性处境、时代暴力、历史伤痕和社会不平等是读者对韩国文学最普遍的印象,长久以来也一直是韩国文学的主题,“如今恰好满足了世界读者的阅读需求。”
在所有阅读过的韩国作家中,沈妍最喜欢金爱烂。“她的细节太厉害了。人的情感起起伏伏的,她好像总能捕捉到那种流动的感觉。”印象最深的两个篇目,一是出自《外面是夏天》的《卢赞成和埃文》,沈妍当时“正在工位上摸鱼”,“读到一半泪流不止”,同事忙问她怎么了;另一篇《尼可塔酒店》则出自《你的夏天还好吗?》,故事写两个家境不尽相同的年轻女孩一同出游,其间产生分歧,闹到不欢而散又重归于好——这让沈妍想起自己的经历,“你有没有过那种经历,跟朋友一起出门,虽然你们彼此爱着对方,但是有一个瞬间你就是痛恨她?”那些过往一晃而过的念头都被金爱烂精准地捕捉到了。
“可能因为金爱烂是80后,写的我们更能共情,而且她的比喻很精妙,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天楠至今记得阅读《水中的歌利亚》(收录于《你的夏天还好吗?》一书)时的感受,“读完我一直在想象水漫入我家的状态。”
在豆瓣热门韩国文学图书Top10的榜单上,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居于前三,仅次于李沧东的《鹿川有许多粪》和孔枝泳的《熔炉》,而金爱烂其余被翻译过的作品《滔滔生活》《奔跑吧,爸爸》《我的忐忑人生》《容易忘记的名字》等,同样好评如潮。
但金爱烂的作品最初被引进国内时与韩江一样,并未受到太多关注。从2013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过金爱烂的作品,为了宣传营销,也曾邀请金爱烂到国内与作家文珍、蒋方舟等座谈交流,但反响依然不强烈。
直到金爱烂的作品再版,才开始走红破圈,被更多读者认识。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怡微曾受邀为金爱烂的《滔滔生活》作序,在序言中,张怡微写道,“金爱烂写得最生动的,是韩国年轻人的贫穷。对地铁站名的敏感,不断转换的面店、饺子店,精确的打工报酬数字,精确的约会开销……无一不提醒我们生活的重压。在她的故事里,几乎没有可以成为榜样的父亲和母亲,太多失败者并非让80后一代真的对社会机制、亲密关系没有反思,而是无力反思(‘真的好累啊’)。真正的爱情从未降临。”
2023年,张怡微借着撰写文学专栏的机会集中地阅读了韩国作家的作品。在她看来,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小公女》与金爱烂小说的精神内核十分相似。“《小公女》的英文片名是Microhabitat,原意是小生境、微生境,引申义是小栖息地。金爱烂的小说里,主人公因父亲破产导致全家搬到半地下,母亲不愿意卖掉钢琴,搬家工人和房东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家庭需要钢琴。这个‘钢琴’的象征,跟《小公女》中女主人公已经流落街头却维持自己的爱好一样,就是人区别于蝼蚁、韭菜、牛马等青年亚文化中年轻世代自贬词汇精神的重要象征。我认为金爱烂的走红,与年轻人的无力感和自我价值的确证渴望密切相关。”
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的课堂上,张怡微观察到,她的“00后”学生阅读许多韩国文学作品时思维都能接上。有次她收到一篇学生写的散文,里面提到了一位很爱钓鱼的祖父,钓完鱼就会给祖母吃,祖母吃完就会被鱼刺卡住,“我”因为心疼祖母就会替她吃鱼,然后就被鱼刺卡住。
“这个没有人反抗,或者说反抗了也没有用的循环无力的过程,让人很容易想到是韩国作家会喜欢的故事。写被‘鱼刺’卡住,但西医照不出来、家人不理解的类似故事,也有韩国作家赵艺恩的《邀请》(收录于《爱,鸡尾酒与生化危机》)、新西兰国宝级女作家菲奥娜·基德曼的《身体里的一根针》。如果看得多了会了解这种只有女性自己能感知到的不适和疼痛,实际上并不指的是具体的、可被验证的伤害,而是具有强烈的文学隐喻。我希望我的学生能超越这些世界文学中的范例。韩江就能从家庭生活突围,直接追问外部社会以怎样的土壤为这些失声、失语、植物般的女性供能。”
(沈妍、天楠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