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强
来源：“西南史地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24年第5期
作为中国古代中原通往西南交通主动脉的蜀道，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桥梁纽带作用，而且蜀道在历史发展中本身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交通文化，包括蜀道上馆驿的设置与命名的雅化，蜀道馆驿的构造特色及其环境优化、植树表道与环境美化。目前蜀道研究的重点正由交通史向文化史发展，笔者多年前在《蜀道文化述论》一文中曾对蜀道文化的构成、内涵、价值做过概括性述论，限于当时认知未能细化探讨。这里仅仅就学界鲜有关注、研究较为薄弱的蜀道馆驿文化及环境美化问题试加探讨，以请教于方家。
我国的驿传设置发轫于商周之际，春秋战国时期驿传多用作诸侯国的政令文书传递，但未形成常制。秦汉时期王朝国家的驿传制度得以正式确立，此后历朝历代都在驿传交通方面建章立制，并且逐渐衍生出多种交通文化形式。邮、置、驿、递、铺都是中国古代驿道上服务性设施及其建筑，是传递政令、文书，为行旅息脚、提供食宿、换乘马匹的场所，相当于后来的驿道客栈，其称谓在不同时代也经历了诸多演变。秦始皇一统海内后，重视交通建设，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建“驰道”作为全国道路网络的主干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秦朝所修筑驰道十分壮观：“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驰道向东过潼关、函谷以达中原、齐鲁；向东南过武关以通荆楚；向西南则有褒斜道、故道以通巴蜀，在蜀南宜宾修“五尺道”通达云南曲靖。秦在蜀道上设置了哪些具体邮驿因文献记载阙如目前难以断定，但千里蜀道线上设置邮驿是毋庸置疑的。根据石刻文献记载，汉代褒斜道上已经建有“邮、亭、驿、置”。汉中褒谷石门东汉《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简称《大开通》）就提到汉明帝永平六至九年间修通褒斜道时建有“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对此段石刻记载提到的驿传设置，过去学者颇感困惑，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认为刻石有误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张传玺教授考证并合理释读，方才有所破解。张传玺认为东汉《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中的邮、亭、驿、置均为驿道上的馆驿设置。邮，为传送文书之所，《说文·邑部》言：“邮，境上行书舍也”。颜师古曰：“邮，行书之舍，亦如今之驿及行道馆舍也”。关于亭，颜师古曰：“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又曰：“亭，谓停留行旅宿食之馆”；驿，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言骑，以别于车也。驲为传车，驿为置骑，二字之别也”；汉代，驿与传常常联用，作驿传，《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置”，也是一种邮驿机构，汉代河西走廊有出土大量汉简的“悬泉置”即为例证，其设立之初的功能便与邮递相关。《孟子·公孙丑》（上）引“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朱熹集注：“置，驿也；邮，驲也，所以传命也”。秦代的邮驿亦有“置”之名称。《晋书·刑法志》引《魏新律序》曰：“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应劭曰：“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以上均根据北京大学已故张传玺先生对《大开通》中出现的“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的考释。张传玺在充分检索汉晋文献的基础上提出“‘邮亭驿置’四字作为一个词组来说，是我国古代邮驿机构或制度的总称。如果每个字拆开来说，又分别是各类邮驿单位的名称”的见解，至今仍然是权颇具威性的解读，此从之。这说明在蜀道历史上，分别承担公文传递、官员食宿、驿马换乘等事务与管理职能的“邮、亭、驿、置”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形成，类似后来唐宋驿馆性质的机构与设施。汉代驿路上已有驿舍的命名，如河西走廊敦煌郡附近有“悬泉置”，但是这一时期蜀道上对某一驿邮驿的名命与称谓非常尚稀少，“褒中县官寺”可能就是东汉褒斜道南口褒中县兼带邮驿职能的县衙。唐代驿道以京城长安为轴心，驿路四通八达，蜀道交通也十分繁忙。岑参诗云：“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就是唐代驿传繁忙的反映。唐代始有概括性馆驿名，此前的置、传、邮等名称逐渐消失，代之以馆驿或驿舍、驿亭之称。唐宋时期，王朝国家的陆路交通建设趋向鼎盛，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盛唐时大唐王朝“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可见陆路交通的发达与沿线为旅客服务性邸店业的兴旺。唐制规定，“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有山阪险峻之处及江南、岭南暑湿，不宜大马处，兼置蜀马”。唐宋时期也是蜀道交通走向繁荣发达的黄金时代，虽然从路况上说蜀道大多数路段属于《唐六典》所说“地势险阻”、“山阪险峻”的山地交通范围，不一定平均每三十里置一驿，但大量反映唐代交通状况的笔记、行记、诗歌表明，在故道、褒斜道、傥骆道上均分布有密度不同的馆驿栈阁，并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蜀道馆驿文化。
唐代蜀道诸线馆驿，以金牛道分布最为密集，据史籍文献记载，计有28处之多，其次是故道，馆驿有14外；第三是傥骆道，馆驿9个；褒斜道馆驿根据现存唐代文献目前能确认者有8个，与薛能所说“十驿褒斜”接近，但与刘禹锡所说“散关抵褒城，次舍十有五”即十五个馆驿仍然有较大差距，当然如果加上其支线文川道上的馆驿，则有18处。子午道馆驿二个，荔枝道馆驿史料记载阙如。说明唐代金牛道交通功能作用至为紧要，因而馆驿分布密度也最大，当然也与众多文人墨客履栈留下诗文有关。以褒斜道为例，可以看出蜀道馆驿地名在中古时期的发展。褒斜道作为大唐王朝京师长安通往蜀汉的第一驿路，唐朝中央十分重视馆驿的建设。唐宪宗元和元年（805）宪宗皇帝登基伊始，即下诏“复置斜谷路馆驿”。二十多年以后，褒斜道复有大举修建道路馆驿之举，《旧唐书》记载说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兴元节度使裴度“奏修斜谷路及馆驿，皆毕功”，说明此时褒斜道驿馆设施又一次经历了大的整修。但褒斜道经行秦岭褒、斜深山峡谷，属于“有山阪险峻之处”，夏日易发生山洪冲毁栈阁，经常造成交通阻塞中断。到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兴元尹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再次整修斜谷道，这次整修规模很大，据刘禹锡记述：“踞右扶风触剑阁千一百里，自散关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门将贾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剑门，次舍十有七”。说明褒斜道上有十五个驿舍，这里的“舍”指的就是住宿用的馆驿，后来的“宿舍”一词即是“舍”的衍化。晚唐诗人薛能也有“十驿褒斜到处慵，眼前常似接灵踪。江遥旋入旁来水，山豁犹藏向后峰”的诗句，“十驿褒斜”是诗歌的说法，一般只是大约数，但从中也可知褒斜道至少有十个以上驿站，与刘禹锡所说褒斜道建有馆驿15处也大体相合。而自褒城至利州的馆驿有17个，就山区置驿而言密度不可谓不大。唐代蜀道交通文化一个重大的新气象是带有地理文化蕴含的馆驿名称大量出现。唐代之前，尽管蜀道上也有不少邮、亭、驿、置，但几乎未见有具体邮驿名称的文献记载，见于典籍的只是有一些故道、褒斜道、骆谷道“戍”、“关”、“亭”等笼统的关防地名，故唐以前蜀道馆驿名称基本无考。而自唐代起，蜀道上不仅馆驿大量兴建，而且馆驿地名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著名的馆驿如褒斜道上的褒城驿、悬泉驿，傥骆道上的骆口驿、白草驿，金牛道上的筹笔驿、金牛驿、神宣驿、望喜驿，子午道上的三交驿、龙亭驿等。唐代诗人行旅蜀道，多以某驿馆为题作诗，将这些馆驿题诗按照诗人足迹所涉历程缀合起来，就可以大致复原数条栈道上的馆驿排列，也可据之考证馆驿的大致地望。以褒斜道为例，前已揭示，唐代至少在这驿道上建有十个以上的驿馆，这些驿馆的具体名称是什么？据严耕望考证，敬宗宝历二年裴度复修斜谷道及馆驿，凤翔府境内有渭阳驿、过蜀驿、凤泉驿、安途驿，南面褒谷段有悬泉驿（前身为甘亭馆）、武兴驿、右界驿、褒城驿，已经考证出了八个驿馆之名。唐人文献中提供蜀道驿馆名称最为具体与翔实的是文川道上的驿馆。唐宣宗大中年间开辟了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支线文川道。《旧唐书·宣宗纪》载，大中三年（849）十一月，“东川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玭奏修文川谷路，自灵泉至白云，置十一驿。下诏褒美。经年为雨所坏，又令封敖修斜谷旧路”。唐代文川道实际上是褒斜道新开辟的支线，前半程复取汉魏褒斜道经郿（眉）县至太白山一段，起自经郿（眉）县斜峪关附近的临溪驿，经今留坝县的西江口、柘梨园沿文川河东南行，止于兴元府城固县长柳店（今城固县柳林镇）与汉江交汇处。文川道开通不久，文学家孙樵取道文川谷路经汉中入蜀，写下了行纪《兴元新路记》，成为唐代文川道交通的珍贵一手文献。《兴元新路记》详载此路沿线途经山川、关隘、聚落、栈道、自然风光、山地民俗，其中对文川道的馆驿分布记述尤为详为翔实。据《兴元新路记》，大中三年（849）新开的文川谷路计有临溪驿、松岭驿、平川驿、连云驿、白云驿、芝田驿、仙岭驿、青松驿、双溪驿、文川驿、灵泉驿十一驿，恰好可与《旧唐书·宣宗纪》所说“灵泉至白云，置十一驿”的官方记载相印证、吻合。唐代蜀道馆驿地名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自然山水与历史地理方位命名，如秦川驿、骆口驿、褒城驿、湑水驿、汉川驿、河池驿、罗江驿、五盘岭驿、文川驿、巴西驿等，多以驿馆所在的山川、峪口、河流、山岭、城市命名，简洁明了，一望而知驿馆的大致地理方位之所在。另有一些驿名与当地自然资源相关，如悬泉驿、灵泉驿、凤泉皆因当地有甜美泉水涌出而名，反映了蜀道上秦巴山地道路的地理特征与山水资源特点。二是具有历史典故与历史文化色彩的馆驿，如筹笔驿是为纪念传说中的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北伐途中驻军朝天筹划军事而命名，南宋祝穆《方舆胜览》云：“筹笔驿在绵谷县，去州北九十九里，旧传诸葛武侯出师尝驻此”；明代陈耀文《天中记》也说：“筹笔驿在利州，诸葛孔明筹划于此，山水最秀”；清人吴景旭《历代诗话》也说：“筹笔驿在利州，诸葛孔明筹划于此，故名”。历代释名都指出与三国名相诸葛亮相关。加之李商隐、杜牧、薛逢、罗隐、张方平、李新等众多唐宋著名诗人的反复题咏，遂成蜀道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一大名驿和热点语汇。筹笔驿在今四川广元朝天峡附近，具体地望待考。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率蜀军十万自成都沿金牛道北伐，经剑阁、益昌至汉中，确实途经朝天峡，至于诸葛亮是否在此筹划过粮草，则史无明载，只是有其可能。筹笔驿这一驿名既是金牛道上由蜀出秦的一个重要节点，又寄寓了后世对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的颂扬与怀念。“天回驿”这一地名至少唐代后期已经出现，此驿位于唐代益州府东北郊外。范摅《云溪友议》中有“天回驿，去府城三十里，上皇发驾日以为名”，则与唐明皇自成都銮驾回京相关，驿名源于唐代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亡西蜀成都避乱，当关中战乱平息返回长安时銮驾在此停留，玄宗回首揖别成都官员父老，故因“天子回头”而得名。现今成都金牛区有天回镇，地名当与唐宋天回驿有关。天回驿环境优美，北宋张唐英《蜀梼杌》所载五代前蜀王衍妃徐氏《天回驿》诗有“翠驿江亭近蜀京，梦魂犹是在青城”之句，南宋诗人陆游也有诗题天回驿：“天回驿畔江如染，凤集城边柳似搓”。灵龛驿，曾有晚唐诗人薛能题咏。薛能自蜀返京途中赋有多首蜀道诗，《行次灵龛驿寄西蜀尚书》诗言：“北客推车指蜀门，乾阳知巳近临坤”。因薛能此诗后面还有《雨霁宿望喜驿》、《筹笔驿》等诗，而望喜驿、筹笔驿均在利州，揆其行程序次，则灵龛驿当在利州与阆州之间金牛线向南支线上。唐人传奇《廖有方》提到灵龛驿：“廖君自西蜀回，取东川路，至灵龛驿，驿将迎归私第”。三是蜀道驿名具有美好雅化寓意蕴含，如文川道上的樱桃驿、芝田驿都是以当地盛产佳果与美丽传说而命名，白云驿则可以想象地处高山，白云缭绕。晚唐文学家孙樵《兴元新路记》对秦岭白云驿至芝田驿之间等自然环境有生动的记述：“入关行十里，皆阁路并涧，阁绝有大桥，蜿蜿如虹。绝涧西南去，桥尽路如九衢，夹道植树，步步一株。凡行六七里，至白云驿。自白云驿西并涧皆阁道。……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驿，皆阁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仙岑，虽阁路皆平行，往往涧旁谷中有桑柘，民多丛居，鸡犬相闻。水益清，山益奇，气候甚和”。文川道掩映在秦岭深处深涧峡谷之中，桑柘簇簇，流水潺潺，民户散居，鸡犬相闻，山青水秀，或许就是白云驿与芝田这两个有着美好诗意驿名的来历。再如骆谷道上的樱桃驿，宋人宋敏求《长安志》曾有记载：“驿在县城内，东至鄠县驿七十里，南至终南山樱桃驿四十五里”。樱桃驿既以果木名，也应该以驿旁有樱桃树为标志，看来这个终南山下的馆驿环境是相当美妙宜人的。馆驿的命名既自唐代出现，则带有大量雅化馆驿地名就成为唐代交通文化的鲜明标志之一，蜀道上异彩纷呈的馆驿地名也构成了唐代蜀道馆驿地名雅化的重要特色。唐代对国家传驿的管理权限归于兵部，兵部之下设有驾部，专门负责管理全国的驿传工作，各州驿传的具体业务则由馆驿巡官或由兵曹、司兵参军兼管，各县由县令综理。虽然唐代蜀道馆驿地名到底是由谁来命名因史籍文献无明确记载尚不清楚，但这些具有鲜明地标雅化特色的馆驿地名呈现了唐代交通文化的繁荣与文明却是无疑的，而且也显示了长久的生命力。作为唐代蜀道馆驿文化的鲜明标志，唐代以降，蜀道诸多馆驿地名得以流传与继承，宋元明清时期，尽管蜀道管理制度几经变革，但馆驿地名大多承袭唐代，有的甚至一直使用到晚清，诸如褒城驿、神宣驿、金牛驿、嘉陵驿、罗江驿、白马驿、魏城驿、天回驿等，都在清代仍然沿用。尽管由于岁月的久远，唐代蜀道上的驿馆遗址今天几乎尽皆荡然无存，甚至很难寻觅其遗迹，但根据历史文献与唐人诗歌的记述，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探唐代驿馆的构造、形制及其环境。清代学者顾炎武评论唐代馆驿等建筑特点说：“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唐代馆驿的构造一般由门楼、高墙、驿院、驿厅、食堂、马厩、厢房等组成。高适《陈留郡上源新驿记》说：“皇唐之兴盛于古制，自京师四极经启十道，道列于亭。亭实以驷，而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丰屋美食供亿”。刘禹锡《管城新驿记》对驿舍内外构造描述甚详，也颇可参考：“门衔周道，墙阴行桑，境胜于外也。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暨涂宣皙，瓴甓刚滑，术精于内也。蘧庐有甲乙，床帐有冬夏，庭容牙节，庑卧囊橐，示礼而不慁也。内庖外厩，高仓邃库，积薪就阳，峙刍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役夫有区，师行者有飨亭，孥行者有别邸。周以高墉，乃楼其门。劳迎展蠲洁之敬，饯别起登临之思。溱洧波澜，嵩邱云烟，四时万象，来贶于我。走毂奔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劳，出必屡顾”。这是刘禹锡为郑州刺史杨归厚新修管城驿写的“厅壁记”，从中可以看出唐代修建的馆驿不仅十分富丽堂皇，而且颇有规制，豪门高墙，庭院廊庑，内庖外厩，无所不备，大致反映了唐代驿馆的规模、形制、功能、装饰等，可以看作为唐代馆舍建造的标配。对唐宋馆驿与文学颇有研究的李德辉先生指出：“在驿馆建设方面，唐人普遍喜欢华美壮丽的事物，他们将馆驿的外表涂漆成红色，远远望去，红色的驿亭掩映在万绿丛中，若隐若现，极有韵致”，揭示了唐人馆驿的一个重要建筑美学特征。蜀道上的驿舍建筑因山地环境限制，不可能每一馆驿都像中原地区那样富丽堂皇，但也有一些代表性驿馆并不比郑州管城驿差，褒城驿就堪称代表。褒城驿富丽宏大，颇具规模，以“宏丽”闻名遐迩，甚至一度有“天下第一驿”的美誉。前揭顾炎武所提晚唐孙樵《书褒城驿壁》就有这样的记载：“以褒城控三节度治所，龙节虎旗，馳馹奔軺，以去以来，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驿以示雄大，盖当时视他驿为壮，且一岁宾至者不下数百辈”。褒城驿地位于出褒斜道南出秦岭不远平川开阔地，地处褒斜道与金牛道、傥骆道三条国驿大道交汇点上，为长安通往西蜀的咽喉，驿馆建造宏大富丽，常年使臣往来不断，接待繁忙，“天下第一驿”名不虚传。褒城驿不仅规模宏伟，而且环境优美，远远望去，即气势不凡。元稹曾在奉使东川途中入住褒城驿，对此驿有不同角度的描述：“元和四年三月，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褒城东数里，遙望驿亭，前有城池，楼榭甚盛”，这是远镜头所见褒城驿的印象。而近距离的褒城驿则是修竹梨花掩映，楼榭水池俱有：“已种千竿竹，又栽千树梨。四年三月半，新筍晚花时”。可见褒城驿环境十分优美，池塘花树环绕，茂林修竹掩映，令人心旷神怡。利州境内的嘉陵驿建在嘉陵江边，前江后山，夜晚在明月清辉与群山树影衬托下显得美妙无穷，元稹《使东川·江楼月》诗云：“嘉陵江岸驿楼中，江在楼前月在空”。经诗人诗化语言点缀，更加富有梦幻感。虽然蜀道上一般山间馆驿无法一一与褒城驿相比，但也多有美化修饰，“平阳池上亚枝红，怅望山邮是事同。还向万竿深竹里，一枝浑卧碧流中”；嘉陵驿，“仍对墙南满山树，野花撩乱月胧明”；西县驿：“去時楼上清明夜，月照楼前撩乱花”。看来，驿前池塘，桃红竹青，花树绕驿，修篁掩映，差不多都是褒斜道上驿馆的环境标配。宋代蜀道馆驿在环境美化方面继承了唐代的风格，苏轼于凤翔府所写《凤鸣驿记》就说此驿“视客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将去既驾，虽马亦顾其阜而嘶”。苏轼笔下的这所凤鸣驿，不仅规模宏达，而且功能齐全，住宿惬意，给旅客以宾客以宾至如归的温馨感。蜀道作为主要穿行于秦巴山地的山间道路，承担着中央王朝与西南巴蜀政令传达、使臣往来的重要职能，主要交通工具是什么？史载阙如，过去也少有学者问津。秦汉以后，这一总是逐渐明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最早就是使用于蜀道上的交通工具，《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载：“（建兴）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对此也有记载：“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於渭南”。《三国志》屡屡提及“木牛流马”，应该并非虚构。木牛流马是根据秦岭栈道地理条件设计创造，并最早作为诸葛亮北伐曹魏的蜀道交通工具使用的半自动机械。“黄沙”即今日陕西汉中勉县黄沙镇，距褒斜道南入口很近，说明中国军事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木牛流马最早是为应对栈道交通需求而发明。尽管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今日尚不能真正复原制造出来，但其采取木制车轮、车箱与一定的曲轴机械原理，以灵巧的工艺制造，适用于秦岭山地战时粮草交通运输则是大致无疑的。到了唐代，对官员差旅交通工具则有明确的制度规定：“阻险无水草镇戍者，视路要隙，置官马，水驿有舟。凡传驿马、驴，每岁上其死损肥瘠之数”。《唐律疏义》对传驿交通工具也有规制：“六品以下前官、散官、卫官、省司差使急速者，给马。使回及余使，并给驴”。《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也说“递驮者，沿路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会物也”。这些规制明确了唐代各级官员差旅交通工具待遇的级别。唐代官员在蜀道上的主要乘骑交通工具是驿马，驿马主要用于奉使往来、官员仕宦、政令传递、会盟交聘等。如中晚唐时期骆谷道、褒斜道交通繁忙，以致骆口驿常有驿马累毙。出土的元和九年《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公（举）墓志铭》云：“满岁，调授京兆盩厔尉。县居剑南东西川谷口，中使、节制郎吏、西南夷宣诏使暨迁客入者于是乎，整驾出者于是乎，税息亭传，马牛之损，毙不绝日”。另一会昌年间的《崔仲謩墓志》也说墓主“调京兆武功尉。以吏道得名于广汉府中，主亭饩奉，急须办职，周道人歌，郑驿累有传马毙”。两个墓志均提及傥骆道骆口驿有驿马累毙的情况，可见蜀道交通使用驿马之频繁。元和四年春，元稹以监察御使身份奉诏赴东川梓州查勘严砺擅赋贪渎案，即乘骑驿马沿骆谷道前往。元氏在为自己的奉使东川之行组诗所作的诗序中就说“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史使东川往往来鞍马间”。元和十四年韩愈因谏迎佛骨事贬潮州，走蓝关道越秦岭南行，同样是骑马赴贬所，因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名句。唐天宝年间涪州为杨贵妃驰送荔枝，也是驿马经荔枝道接子午道传送长安，《新唐书》载杨贵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名句即说此事。当然，少数情况下，官员也有乘传车在蜀道上往还者，卢照邻自蜀中返长安的《至陈仓晓晴望京邑》诗有“拂曙驱飞传，初晴帶晓凉。雾敛长安树，云归仙帝乡”，说明他是乘传车返京的。传车作为汉代以来古老的驿传工具，在唐代只是特殊情况下使用，卢照邻乘传车自蜀地返京，即算其中一例。驴也是唐代交通的畜力工具，在北方地区使用较多，但在蜀道，目前尚未发现有唐人骑驴过栈入蜀的记载。而宋代入蜀则多有骑驴者，南宋乾道八年深秋，陆游离开兴元府沿金牛、剑阁道赴成都，即骑驴入蜀，陆游对此事久难忘怀，此后多次在诗中提及：“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射虎临秦塞，骑驴入蜀关”、“忆昨骑驴入蜀关，旗亭邂逅一开颜”。宋代国家军用马匹来源紧张，一般官员行旅以驴代替，陆游骑驴入蜀也属正常。明清时期，蜀道驿传仍然以驿马为主。清制明确规定，武官外放一律骑马，文官则可乘轿。入蜀仕宦或典试官员多为文官，也有少量武官。因而因公入蜀的交通工具则是多样化，多以“肩舆”即轿篮为乘载。如王士禛、方象瑛、张邦伸官员赴蜀皆由马夫仆从抬扶“肩舆”，这种“肩舆”也叫“车”，吴焘《使蜀日记》卷上：“正是六日发赤水镇，二十里至渭南县。……舆夫于西门外停车小憩。时方早市，商旅云集，喧阗嘈杂”。但骑马者也不鲜见，嘉庆十五年李銮宣为四川布政使，入川则是骑马赴任。入栈后一路艰辛苦甚，至金牛道宁羌州金牛峡遭遇暴雨，作诗描写当时情形：“回首顾我仆，我仆舌欲僵。举手捶我马，我马足不强”。说明作为堂堂四川布政使的李銮宣入川走栈道也是骑马前往。而像南宋陆游那样骑驴入蜀者，在清代则十分罕见。蜀道作为中国古代西南通往中原地区的交通干道，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栈道与馆驿文化。秦汉褒斜道上的邮、亭、驿、置、寺都是驿传设施，但文献记载阙如，诸多状况不明。唐宋时期蜀道馆驿设置较为健全，功能齐全，建造结构宏伟且注重环境美化。馆驿名称大量出现于唐代，而且具有地标化、雅名化特征。其命名与自然山水资源与历史地理方位为依据。适应栈道承运的交通工具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推测是人工兼畜力传送，三国时期的木牛流马则是应对蜀道上特殊的栈道交通而发明与使用。唐代马政发达，马是蜀道的主要交通工具，宋代至明清则是马、驴、轿兼有，呈现交通工具的多样化特征。以馆驿文化为主的交通文化是蜀道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值得深入探讨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