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法视点 | 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认定规则的实践考量

近年来，食品、交通、环境、安全等领域重大事故时有发生，公职人员因玩忽职守被追究刑事责任屡见不鲜。玩忽职守罪作为过失犯罪的一种，其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应负的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该罪的犯罪特点决定，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复杂性。通常情况下，危害结果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如何准确认定因果关系难度较大。

在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及认定规则以条件说为根基。但在实践中，容易将事实判断与法律判断混同，从而导致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只要具备条件意义上的因果关联即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射程”之外的事实因果关系纳入法律因果关系范畴，会不当地扩大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尤其是存在介入因素的情况下，体现得更为明显。与此同时，间接、偶然因果关系及多因一果的情形在玩忽职守犯罪中大量存在，且已得到司法实践的认可和运用。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及判断方法已不能完全满足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认定的实践需要。鉴于此，有必要对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作进一步考量。

玩忽职守罪作为渎职犯罪的重要类型之一，有其特殊的犯罪构造。首先，从客观表现方面，玩忽职守罪属于不纯正不作为犯，有必要通过对作为义务的来源进行实质化分析以限定其义务范围，这是判定因果关系的前提；其次，多数情况下，玩忽职守行为与损害后果并非单一的、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有必要构建起具体的作为义务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限制该罪名的适用范围；最后，在判定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必须与行为人的职守相联系，以避免因果关系的无限溯及。基于以上思路，笔者建议从以下三个层次对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进行认定。

（一）第一个层次，将玩忽职守罪的义务源实质化以限定义务范围。考察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过程中，首要是对负有监督或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作为义务的范围加以厘定。具体而言，根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监督或者管理职责导致的法益侵害结果，将其义务来源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负有特定职责的监督者基于对危险源的支配而产生相应的监督义务；二是负有特定职责的管理者具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阻止义务。这就要求在认定玩忽职守行为时，一方面，从形式上判断公职人员的履职义务是否符合特定的职务或业务的要求，以明确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从实质上判断其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对危害结果是否有原因力或者支配力。在多数情况下，行为人不履行监督或管理义务与最终危害结果之间是通过被监督者的行为传导所致。如果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无支配力，则行为无实质危害性，行为人即可免责。实务中，特别是在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领域，发生危害后果往往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每一环节的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都具有原因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可通过义务来源实质化将一些仅符合条件关系，与结果的联系紧密度较低的疏于职守的行为排除在刑法因果关系的范畴之外。

（二）第二个层次，构建具体作为义务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具体表现为多因性、间接性、偶然性。

在玩忽职守案件中，危害结果的出现往往是多人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公职人员的管理失当和监督不力是危害结果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特性及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局限性的双重作用下，一旦发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责任事故，不管行为人是否已经尽到了谨慎的注意义务，只要其履行的职责和事故发生单位具有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就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似有不妥。因此，有必要引入监督过失理论，以防止实践中出现的因果关系扩大化倾向。

不同于一般过失的是，监督过失的因果过程是间接性的，其进程中介入了直接行为人（被监督人）的行为，通过被监督人的直接行为而引起危害结果的出现。根据监督过失理论，对于结果回避具有职责义务的即可认定具有因果关系，具体认定思路是：一是摒弃惯常的以危害结果为源头向前溯及原因的做法，直接对监督过失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只要监督过失行为对最终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原因力，就必须与介入的主体共同承担责任。二是由因果进程的间接性所决定，监督者不可能预见到具体的危害结果以及因果过程。因此，监督者对被监督者行为所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即可，无须具体预见危害结果的种类、范围等。基于以上判断，在认定具体案件过程中，不能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不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原因，就否定其对结果的原因力，而应根据监督过失的一般理论，判断行为人是否有监督或管理义务，是否有能力以及是否实际履行了这种义务，来决定是否就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三）第三个层次，对行为人职权行使情况进行实质性考察。前两个层次是从横向上对监督者追责的主体范围进行的划定，第三个层次对行为人职权行使情况进行实质性考察，即从纵向上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提供实质性依据，以避免因果关系的无限溯及。

考察行为人的职权行使情况，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法定职责必须明确、可执行，要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规范作依据，即使是依照惯例、命令、口头决定形成的职责，也应予以成文化。实践中应避免以原则性的职责规定为定罪依据的倾向，防止把行政问责升格为刑事处罚，对不具有实际监督权限的责任主体追究刑事责任。二是不能超越该职责范围内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从行为人所属领域的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角度出发，考察行为人是否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专业素养和与之相适应的判断能力。如果行为人在行使职权时，对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有能力预知，因果关系的成立就有了实质性依据。

介入因素导致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判断起来更为复杂，其不仅直接产生了结果，而且使得某些本来不会产生这种结果的先行行为与最终危害结果发生了某种联系。这里的介入因素主要包括他人行为、被害人自身行为或者自然事件。在有介入因素的场合下，应以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的一般认定标准为基准，具体考虑介入因素对因果关系成立产生的影响。依笔者之见，应以相当性为判断标准，即以行为时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根据社会生活一般经验进行判断，如条件行为足以发生结果，就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定：一是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盖然性。最早出现的实行行为导致最终危害结果发生概率的高低。发生概率高者，证明因果关系存在，反之，则因果关系不存在。二是介入因素的异常性。介入因素过于异常，超出了一般人日常生活经验认知范围的，实行行为和最终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反之，因果关系存在。三是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力。介入因素对最终危害结果发生较先前行为影响力明显更大、发挥主要作用的，则先前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反之，因果关系存在。另外，如果介入行为与先前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作用相当或者互为条件时，均应视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行为，两者同时成立因果关系。

总之，在实践中不能机械地坚持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必须存在单一的、直接的联系，将大量的玩忽职守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同时，也不能无限制放宽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条件，将应予行政问责的行为升格为刑事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