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实技术融合、企业转型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基于A股制造业企业的实证检验

摘　要

关键词

基　金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传统低成本优势正逐渐消失，经济发展模式迫切需要从依赖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向以核心技术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转变。在经历较高速度发展之后，中国的生产力“正处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高质量发展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对近年来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智能化、绿色化趋势和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当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新质生产力已在实践中形成和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并对未来实践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未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将是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在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与产业数字化规模分别达到9.2万亿元和41万亿元，表明数字经济正在不断渗透、赋能和重塑实体经济，逐渐成为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动能转换的关键动力。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鼓励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飞速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实现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必由之路。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首先需要数字技术与实体技术相互融合，这种技术融合为数实经济融合发展带来可能性和新路径。在数实技术融合过程中，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创新可以利用实体技术多样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多元化应用场景融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新兴技术领域的规模化与产业化推动企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实体技术创新与企业数字化改造可利用数字技术的叠加、聚合和倍增效应等优势，在研发、生产、流通等环节充分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促进企业降成本、提效率、增收益，实现基础能力高级化，并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本文基于2012—2022年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探究数实技术融合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的先机”。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阐释，从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及生产要素组合跃升、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绿色化、数字化特质角度，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界定和测量。

从劳动者角度讲，传统生产力主要依赖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而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更高要求，其发展依赖高素质人才和技能型、创造型人才。就生产工具而言，传统生产力主要使用动力设备、机器机床，而随着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的融合发展，生产工具并非以原来的形式简单地扩大规模，而是以革新的形式孕育出一大批互联网、云计算、智能制造、无人工厂等创新性更强、更先进、更低碳、更数字化的新型生产工具，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多地使用这些新型生产工具。在劳动对象方面，传统生产力的劳动对象主要涉及未加工的自然物以及加工过的原材料并且主要以实物形式存在，而随着科技创新的广度延伸、深度拓展，以及更多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应用，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包含更多的技术属性、数字元素和绿色成分，不再局限于实物形态，而是主要以软件、专利等无形资产的形态存在。可见，新质生产力是具有新的质态和高科技、绿色化、数字化特质的生产力，从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及生产要素的科技创新、数字化、绿色化组合跃升方面超越传统生产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实体技术相互融合，助推数字技术应用和产业化以及对实体技术的数字化改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技术基础。数实技术融合不是两种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双向动态的交互过程：数字技术发展为实体技术带来创新动力和优化空间，而实体技术转型升级进一步促进数字技术应用和演进。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技术广泛嵌入到实体技术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成果转化等环节，改变传统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要素配置结构和效率，降低研发和搜寻成本。数实技术在研发环节不断交融，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结合不同应用领域进一步深化研究，形成航天技术、量子通信等新技术，以数字技术与各领域融合应用为导向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促进新技术或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黄先海等，2023）。另一方面，数实技术融合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创新，加强企业网络基础设施、信息系统、制造设备工具等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促使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动能转换、模式转型，进而显著放大生产力潜能和经济运行效率。通过赋能企业基础能力建设，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衍生出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形态、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技术相互交融极大增强经济活动的整体效率与创新潜力，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使生产力呈现出新的质变，构成新质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演进方向，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发展特征。企业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顺应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特征，向高科技化、高效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本文从上述3个方面转型升级出发，探讨数实技术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传导机制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是创新驱动发展，其关键在于技术创新的自主可控。企业数实技术融合发展，以技术融合作为创新增量的驱动力，同时创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加速技术革新和突破，进而实现企业高科技化转型，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方面，通用性数字技术可以直接刺激其它技术创新，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结合不同技术领域进一步深化研究，催生并加深机器人技术、区块链技术、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有助于破解新一代信息、生物、能源、材料等领域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可以弱化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企业边界，打破创新主体间产业链环节与地域间壁垒，缩小技术和知识的时空距离，促进跨界合作与开放创新。在创新网络中，企业通过多维度的知识传递、共享与集成，扩展多元化知识和新兴技术领域，显著拓展技术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助力新技术持续开发。这种跨界合作与开放创新还有助于企业通过共享技术信息和协同研发，推动关联企业协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破解“卡脖子”难题，推进企业高科技化转型，进而提升新质生产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新质生产力发展建立在提升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的基础上。企业通过数实技术融合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实现企业高效能化转型升级，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方面，数实技术融合有助于将数字技术内嵌于企业软硬件等设备中，推动现有设备的数字化改造和新型智能设备开发使用，促使正确的数据以正确方式在正确时间传递给正确的人和机器，数字技术被视作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形成有机结合（黄先海等，2023）。生产要素间优化组合以信息流动性增强为基础，以数字化转型为动力，促进各要素广泛高效聚集与整合，逐步实现要素价值的优化跃迁。另一方面，数实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与革新，联通从生产到数据再从数据反馈到运营管理的全过程。这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用户需求感知力和柔性生产能力，促进企业提升精准生产、个性化服务和动态管理能力，不仅能优化生产流程，还可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可见，企业数实技术融合通过实现企业高效能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需要建立具有高附加值的微观企业基础。数实技术融合发展有助于企业向高利润、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上游升级，实现高端化发展，进而带动新质生产力提升。具体而言，企业数实技术融合直接推动工业互联网、电子设备、数据设备等新型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开发应用，替代低端劳动力，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企业通过新型设备与客户互联互通，能够及时获取客户差异化需求和对产品的满意程度，加快技术和产品迭代升级，进而推动技术、产品的高附加值延伸发展。并且，企业数实技术融合有助于开发出新的商业模式，形成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数字网络和数字平台等跨界模式，使业务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并增强企业的差异化增值能力。可见，数实技术融合促使企业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大转变为附加值提升，完善企业升级体系，促进企业高附加值发展、高端化转型升级，进而对新质生产力产生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关系总和形成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关系（决定财产关系、组织方式和生产剩余的分配关系）、市场中企业间竞争关系、市场中企业间协作关系（企业之间的生产配合、收益分配、相互交换、互为消费者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生产的组织方式、收益分配的调节机制、生产、交换、消费的总体关系）等。

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反作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可知，生产关系无法对生产力起因果推断的直接性作用，而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产生制约或促进的反作用力，即在其它影响因素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抑制或加强的调节作用。由上文分析可知，企业数实技术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技术基础，不仅为实现新质生产力跃升提供新技术、新要素，而且通过赋能传统要素及各要素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以信息流动性增强为动力，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与高效配置，逐步实现要素价值提升与跃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要素支撑，产生直接性作用。鉴于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企业数实技术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也需要与之相适应、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的生产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调节效应方法，检验所有制关系、市场中企业间竞争关系和协作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否在企业数实技术融合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国有企业承担着独特的国家使命、社会责任，使其更注重长期收益和社会收益，因此国有企业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和独特责任。同时，国有企业拥有独特的政治资源和产权制度，在获取融资额度、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等方面具有优势，使其可以集中优质资源在具有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数字化技术创新与技术融合创新中取得突破，更有利于形成数实技术融合优势。综上，从企业所有制属性看，国有企业行为责任的独特性和资源优势有利于其在数实技术融合提升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促使企业推陈出新、持续创新，有利于数字化模块嵌入企业生产体系，推进数实技术融合。企业开展数实技术融合有利于拓宽技术创新边界，推进新兴技术领域的开拓与规模化、产业化，规避产品同质化风险，提升差异化竞争力。同时，高市场竞争程度可以提高企业嵌入数字技术的意愿，以增强从需求端出发的需求匹配能力以及从供给端出发的需求挖掘能力，提升供需两端匹配效率，准确追踪用户动态需求，不断挖掘新兴领域产品需求，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因此，市场竞争可能在企业数实技术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企业参与竞争的同时通过提高专业化水平形成自身独特优势，并与其它企业开展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相互供应、相互需求关系，进而形成产业链上的有效分工与协作。企业间协作促进彼此相互依赖、协作互补和资源共享，能够有效集聚创新资源和要素，打破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这种相互作用机制有利于科研合作和信息共享，加速知识和技术溢出，强化技术融合动机，由此可能提高企业数实技术融合的积极性与效率，进而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需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在生产要素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消除人为壁垒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破除制约市场公平竞争的障碍（樊纲等，2003）；政府可以通过降低税费等方式改善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与动力。在企业数实技术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政府调控可能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