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自合流：要想击败特朗普主义？美国左派必须直面真相采取行动

2024年11月5日，卡马拉·哈里斯的选举之夜派对（凯文·迪奇/盖蒂图片社）

如何战胜特朗普主义

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目标与手段的分裂——并非新问题。历史上，自由主义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实现的。这些底层运动往往无视自由主义领导者和理论家的抗议，尽管这些人抽象地支持平权、公正等目标，却常反对那些具体的激进手段。争取普选权、建立福利国家、推动法律平等，这些成就无一不是靠着自下而上的斗争得来。

在今天，遍布大学、媒体、法律体系、非营利组织乃至企业界的自由主义势力，一方面高调警告特朗普主义对民主与法治的威胁，另一方面却积极镇压内部左翼的声音：学生抗议、劳工斗争、所谓的“过度觉醒”运动。

在他们打击学生和无家可归者的营地、打压工会的同时，实际上正以某种专制方式参与了对美国人身份的再塑造，客观上推动了特朗普所代表的现象。如果自由主义者继续打压左翼内部的异见，以“保护民主”为由排斥左翼力量，那么他们实际上在为保守主义势力铺路，成为了反动政治的“帮手”。要想真正击败特朗普主义，自由主义者必须停止将左翼视为威胁，而是将其视为盟友、变革的驱动力。

并非因为左翼已经完全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这种幻想只会自欺欺人，而是因为只有左翼才能提出与右翼对抗的、连贯且富有远见的社会愿景。

只有通过直接对抗才能击败它——不仅要对抗特朗普，还要对抗他所代表的一切以及他所设想的美国重塑。称他的运动为法西斯主义带有不可避免的暗示，这让许多贴上这个标签的人不愿进行这种对抗。

正如布莱希特所言：“那些反对法西斯却不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就像那些想吃小牛肉却不愿意杀小牛的人。他们想享受成果，但回避血腥的过程。”当自由派无法真正批判资本主义结构中的不公，无法正视“法西斯”与“资本”的密切联系，他们的反对姿态最终显得浅薄而虚伪。这一切都表明，单靠空洞的谴责无法有效应对特朗普主义。尽管直面真相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但这却是迈向真正变革的必要起点。

作者：加布里埃尔·维南特

编辑：阿K

在2024年大选的喧嚣中，一个令人震撼的画面来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某晚——与会的代表们不得不穿过一群抗议者，高喊着巴勒斯坦被害儿童的名字与年龄。与预期相反，代表们并没有无视这些呐喊，而是夸张地捂耳作嘲讽状，甚至有人戏谑地模仿抗议者的呼声：“18岁！” 目睹这些画面，不禁让人心生失望。这种举动不仅在道德上令人震惊，还让人见识了民主党内部某些官员的傲慢和麻木。

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本圈子之外人群的冷漠，仿佛在用不屑的口吻回应那些抗议者：“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正如卡马拉·哈里斯曾在一场活动中被问及敏感问题时所说的那样：“我现在在讲话。”只是，事实证明这样的傲慢姿态并不会维持长久。

哈里斯的竞选起初确实迎来了一波期待，因为拜登宣布不再参选的决定让许多人感到松了一口气，而这也是她展现新方向的契机。然而，随后一切却逐渐走向下坡。她和她的团队似乎认为，做表面功夫就足以应对。哈里斯不愿批评现任政府，更不愿表露与其政策有所不同的立场，每每被问到时，她只是重复自己不是拜登，也不是特朗普的简单区分。

她的支持者对那些期望变革的人表现出明显的冷淡，甚至夹杂着轻蔑，偶尔还带有种族偏见。就这样，哈里斯浪费了在夏季的领先优势，而就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粮食不安全和贫困问题（尤其是儿童贫困）愈演愈烈，通胀率也早已超过了数千万美国人的工资增幅。然而，哈里斯最终走向了一场由亿万富翁、名人和一些共和党叛逃者主导的竞选表演，这种“维持现状”的空洞口号让人想起希拉里·克林顿当年“美国已经很伟大”的论调，语调不合时宜、定位不明确，试图拉拢本不存在的温和派共和党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自己的核心支持者。

现今的选情显示，特朗普的得票率可能低于2020年，表明他并非不可战胜。然而，哈里斯的选民联盟却因分歧而四分五裂。她在移民问题上试图从右翼拉拢选票，指责特朗普修墙不够，然而此举既不人道也无助于政策落地。她在对巴勒斯坦问题上表现出“同情”的同时，却又公开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地区军事行动。

她的竞选团队提出了各种政策，有好有坏，但始终缺乏一个清晰的主题或愿景贯穿其中，面对尖锐问题的回答也常常模棱两可，避重就轻。她通常以一种精英视角来处理事务，候选人及其高层盟友显然被放在了中心，而本应代表的普通选民却被冷落。

在许多方面，哈里斯不仅重蹈了希拉里·克林顿的覆辙，还犯下了自己2019年竞选时的同样错误。彼时，她选择向左倾斜，以迎合当时的政治氛围，但这种左倾姿态却显得机会主义且缺乏连贯性。想想那场竞选中最具争议的场景：她公开批评拜登当年反对公共校车政策，暗示这项政策对她的童年有多么重要，但在被追问时却被揭露自己其实也不支持校车政策。类似的情况还有她当初表示支持全民医保，在辩论中举手赞成取消私人保险，后来又推翻立场，称自己“听错了问题”。

如今，选民的看法几乎没有改变，依旧认为她缺乏诚意和连贯性。她显得像一位纯粹依靠技巧的政治家，给人一种没有思想深度、缺乏个人立场的印象。她的表达更像是在背诵正确的答案，而非体现出内在的信念。即便是她极力主张的堕胎权，有时也更像是一种政治修辞。多布斯法案之前，她和民主党一再承诺要将罗伊案的保护制度化，但每次在大选后却草草收场，几乎没有实际行动。民主党在保护堕胎权方面屡次承诺，然而现实却常常令人失望。

和2016年一样，哈里斯的支持者将失败的部分原因归咎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毫无疑问，这些障碍的存在对女性、有色人种的竞选带来挑战。然而，若将其作为唯一解释却并不充分。巴拉克·奥巴马在赢得总统选举时，曾以实际行动克服了种族主义的障碍，而特朗普在有色人种选民中的支持率不断攀升，这也动摇了种族主义在政治成败中的决定性作用。世界上许多社会也存在厌女症与性别偏见，但这些国家同样有不少女性成功当选为国家领导人。

然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并非不可改变。特朗普正是依靠调动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和厌女症力量而获胜，而哈里斯的任务本该是反其道而行之，唤起反对这些负面情绪的力量。一场成功的竞选需要灵活运用当前社会的情绪和素材，将其组织成一幅既反映当下、又展望未来的画卷。这样的竞选不仅是公众意见的反映，更应是对公众认知的重塑，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共识。在近年来，特朗普展现了他在这一方面的非凡天赋，他在竞选中激化的种族主义和厌女情绪也因此愈演愈烈。

但哈里斯的惨败并非仅因其自身表现不佳。更深层次的责任在于拜登，他在2024年上半年仍执意连任，极大程度上阻碍了党内的初选。若当时举行了一场激烈的初选，或许会像2019年那样早早淘汰哈里斯，或至少促使她明确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拜登的自恋与执着使得民主党失去了一次调整和筛选候选人的机会。更糟的是，拜登政府在执政方向上也始终摇摆不定，不知是应追求恢复“常态”还是大胆尝试新的治理方式。

从美国左翼的视角来看，拜登竞选时提出的核心理念是让美国恢复“体面”的秩序，拒绝大规模的制度变革。他的阵营将特朗普现象视为对原本健康政治体系的外部污染，主张通过重拾传统政治手段清理这一“异变”。这种论调与近年来对2016年选举的普遍指责如出一辙——将问题归咎于伯尼·桑德斯、俄罗斯干预以及激进社会运动的过激言辞，却始终避而不谈民主党自身的责任。

2020年大选中，奥巴马与南卡罗来纳州资深议员吉姆·克莱伯恩的支持为拜登铺平了道路，这一过程中拜登似乎也意识到，美国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他开始吸收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阵营的部分理念与能量——这两人此前一直主张积极的进步政策，是拜登曾公开反对的“激进替代方案”。在其任期初期，拜登政府确实尝试过扩展福利项目的规模，试图通过福利国家的建设，回应特朗普现象背后深层的经济根源。这一尝试显然是对症之举，但时机已晚，力度不足。

通过2016年和2020年初选中压制左翼势力，民主党领导层实际上隔绝了本可能为其社会愿景提供坚实支持的选民基础。缺乏立法优势后，民主党试图在既有政策框架中讨价还价，力图在不撼动根本结构的前提下推进些许进展。然而，尽管相对“虚无”而言，这些成果有所进步，但距离真正的系统性改革仍然相去甚远，难以应对民众对变革的迫切需求。

到了拜登任期的中期，他实际上已变成一个奉行紧缩政策的总统，不仅取消了儿童税收抵免和一系列现金救济措施，还在民主党掌控的情况下削减了粮食券计划（SNAP）并大幅收紧了医疗补助资格，让数百万人失去了医疗保障。

渐渐地，拜登放弃了此前对进步社会政策的承诺，转而将赤字问题推上优先议程，这一选择几乎是奥巴马时期财政政策的翻版。而这正是当初特朗普崛起的经济土壤之一。拜登选择迎合企业界迫切结束疫情的要求，将经济重启视为优先任务，淡化了疫情带给普通劳动者的长期影响，忽视了加强工人市场权力的政策。这种转向不仅抹消了他任期初的进步抱负，还使得他的经济主张逐步向特朗普式经济民族主义和冷战自由主义靠拢。

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罗斯福在连任竞选时不是通过“第二次新政”推动社会福利，而是单纯以武力优势为号召，结局会如何？然而，拜登选择的路线就是这样：他一面收紧社会政策，另一面在外交上奉行激进民族主义，并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极端政策一再容忍。加沙的暴力不断升级、战争的阴影愈加浓厚，拜登不仅没有谴责，反而默许，甚至助推这些行动。曾经，拜登曾自诩在全球捍卫民主与法治，而10月7日之后，这一说法几乎成了荒谬的笑柄。（再次类比一下，若罗斯福在西班牙内战中不仅保持中立，甚至默许佛朗哥对格尔尼卡的轰炸，历史恐怕会如何评价他？）诚然，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首要议题的美国选民并不多，但年轻选民日益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虚伪和无能正在酝酿全球灾难。正如一位民调专家所言：“美国就像一个由坏人统治的濒死帝国。”

如果哈里斯真如她所言，为推动停火不懈努力，那么停火协议在哪里？她的表态若非谎言便是无能——这一点从白宫发言人的含糊其辞中偶尔可见端倪。拜登站在充斥着鲜血的国际舞台上，声称捍卫民主、抵制法西斯，这样的呼吁何谈说服力？

在他的固执之下，哈里斯甚至无法安排一名象征性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发言，更遑论对局势有所作为。竞选团队在关键的密歇根州派出深受以色列游说团体青睐的议员里奇·托雷斯，表面上是拉拢选票，实则反映出对选举胜负的漠然。他们一方面声称共和党是“致命威胁”，另一方面又频频暗示愿在内阁中为之留位；他们一边高喊要遏制极端主义，另一边却为全球最激进的极右翼政权撑腰。

换句话说，民主党完全无法在意识形态辩论中确立自己的立场。他们的防御性姿态和明显的双标，不仅未能有效抵御特朗普的攻击，反而让其势力坐大，同时令自己的支持者倍感失望。如今，民主党高层将选民的疏离归咎于选民本身——仿佛数以百万计的分散个体能与一个政党的领导层在责任承担上相提并论。但实际上，真正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党的领导，而非那些对现实抱有期待的中间派。面对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的抗议浪潮，民主党领导层不仅未尝试反思社会问题，反而责怪抗议过于激进，可能流失选票。事实上，2020年拜登那微弱的胜利，或许更多依赖于渴望安宁的自由派选民，而不是对抗议活动的抑制。对于拉丁裔选民的流失，民主党是否承认过他们在这一群体中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要知道，桑德斯在拉丁裔群体中一直享有独特的号召力，而这部分选民曾经是民主党的关键支持力量，如今却正逐渐被疏远。

民主党当前的病症从某种程度上说并非偶然失误，而是其结构性特征的必然产物。作为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资本的代言人，民主党难以同时扮演传统工人阶级政党的角色。随着工人阶级组织力量的分化和流失，民主党对选民的承诺也变得越发理想化和抽象。如今，哈里斯所赢得的多为高收入阶层的支持，而她所谓与拜登决裂的唯一问题，竟是如何为她身边的亿万富翁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哈里斯的顾问团队中不乏大企业背景的成员，其中包括Uber前高管大卫·普卢夫以及她的姐夫、Uber前首席法务官托尼·韦斯特。正是这些企业盟友成功促使她放弃了拜登政府早期的一些民粹主义倾向，转而向资本妥协。

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在“重建更美好”计划遭遇失败后，不得不转向经济民族主义。这一转向的背后，是该党缺乏令人信服的再分配方案，也无法找到一个兼顾社会福利和企业利益的平衡点。国家经济委员会前副主任巴拉特·拉马穆尔蒂在选后直言：“如果我们在‘重建更美好’计划中成功推动住房、护理、儿童税收抵免等政策，那就能真正帮助人们缓解生活成本。大家需要反思，究竟是谁在党内阻碍了这些议程。”但拜登最终采取的却是不同的策略：他直接借鉴了特朗普的思路，加速退出新自由主义模式，重启“军工复兴”。拜登不仅延续了特朗普大规模增加军费的方针，还将“国家安全”作为追求充分就业和实现社会进步的首要依据，几乎重现了冷战时期的策略。

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抗加剧，也成为拜登政府坚定支持内塔尼亚胡的理由之一。这一“新冷战”逻辑驱动美国在中东地区巩固自身霸权。拜登延续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路径，试图通过调解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实现中东稳定（最重要的是沙特，其次是阿联酋和摩洛哥，这些国家在特朗普任期内已被纳入美国的外交布局，而埃及在戴维营协议签订后数十年内一直与以色列关系紧密）。要实现这一目标，压制巴勒斯坦民族运动成为首要任务。可以想象，未来或许会有一个形式上的“巴勒斯坦国”，但前提是巴勒斯坦人民必须接受极为严酷的条件，甚至经历人数的大幅削减。

这一过程中，民主党本身的矛盾日益显现，导致核心支持者的逐步流失。作为一个号称捍卫法治和国际秩序的政党，民主党在其执政下屡屡采取的措施却违背了自身承诺，不仅在国内法上存在争议，也无视国际法准则。同时，他们一边承诺推行“新政”般的改革，一边要求选民为现有的经济成果“感恩”，试图借此化解不满情绪。这样的策略，使得每一项新政策在推行时都被自身另一侧的矛盾拖后腿。

正是这种内部分裂的动态，让民主党在对特朗普的长期“反对歇斯底里”中逐渐失去自我，不仅采纳了特朗普的部分主张，甚至在支持率激增下重获执政机会。这种现象印证了一个政治悖论——在竞选策略上，没有什么比迎合真实的东西更有效，而民主党选择了在不断模仿中放弃自身定位。

本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受到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的重创。这些危机主要以四种形式席卷社会：帝国主义引发的反击和无休止的战争；去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结构空心化；日益贪婪和掠夺成性的亿万富翁阶层的崛起——他们迷恋优生学、追求永生；以及气候危机所带来的自然灾害频发和难民潮激增。每当危机出现，民主党往往采取修补式的应对措施，试图平息事态、修复裂缝、恢复表面的“正常”。这种修复式的政治模式，再加上围绕文化、种族和性别的议题，令许多选民将民主党视为一种抑制力量，而非带来变革和赋权的力量。与之对比，特朗普的粗俗言辞反倒让不少人感到一种解放，因而备受追捧。

表面上，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似乎是一种怀旧情绪的再现，但实际上，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政治表达和政策范畴，包括大规模驱逐出境、对跨性别群体的攻击、质疑疫苗等。这种政治模式的破坏性在于，它不仅表达了民众的愤怒，更深刻地撼动了现有的政治秩序。而民主党领导层则采取了相反的复古策略，试图通过恢复传统来维持自身的双重承诺——即在社会经济正义与资本主义增长之间找到平衡。这种恢复主义政治力图重现一个早已逝去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民主党的各种承诺尚可相对协调。但如今，这种政治缺乏一个清晰的未来愿景，也无法化解内部矛盾。

拜登和哈里斯都宣称要推行改革，但众所周知，如果不废除阻挠议事程序、不改革联邦法院系统，所谓的“改革”根本无法落地。尽管他们偶尔会提及进行某些有限的改革，但每当面临更大规模的改革要求时，却因害怕挑战现有体制而止步不前。要真正开展广泛的改革，势必要批判美国社会深层的非民主结构——而这显然与“美国已经伟大”的主流叙事相冲突。尽管民主党内部确实提出了不少不同的政策目标，但他们始终无法清晰地阐明这些目标如何整合，或者如何实现，只能一再强调自己“不是特朗普”，即便这种区分在实际政策上越来越模糊。

几十年前，英国社会学家斯图尔特·霍尔在撒切尔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指出，工党在面对新兴的“威权民粹主义”时陷入困境。直到今天，这种困境仍困扰着工党，甚至为民主党等其他进步党派敲响警钟。霍尔的观察不仅指出了工党问题的核心，也为理解哈里斯的困境提供了启示。

霍尔认为，工党的政治命运取决于其能否在未来20年内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能够包容社会中多元的对立观点，并将其整合到一个共同的项目中，而不仅仅解决某一部分人群的诉求。他指出，工党的成长和发展有赖于从各种不同行动中汲取支持力量，而这些行动通常并不受工党控制，工党无法直接管理其中的声音。

然而，工党仍然抱有一种官僚式的、过于精英化的政治观念，认为一切激进的、颠覆性的政治动员都属于“局外人”的骚动，缺乏对基层群众力量的信任和依赖。工党宁可回到虚构的“传统工党选民”那里，试图用费边主义式的温和改良主义安抚大众——即专家出面替群众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赋予群众自己做的力量。这种观念，霍尔称之为“水力学的政治理念”，即将政治视为一种静态的、控制式的平衡。

然而，霍尔强调，这种官僚主义的政治模式忽视了对基层群众力量的动员，也未能真正理解普通人如何在政治行动中不断增强自己的能力。他指出，政治不应仅仅是修补问题，而应成为赋权的过程，鼓励普通人在解决眼前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升政治能力，从而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和抱负。最终，霍尔认为，真正进步的政治在于不断“深化民主生活”，即通过基层动员和公众参与，赋予民众实际管理事务的经验。这种政治模式与工党领导层对政治的官僚主义理解背道而驰。

他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本身应当转向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具参与感的表达方式，以20世纪末普通民众的语言与其沟通，而非坚持僵化的官僚语言。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真正感到被赋权。霍尔的这一洞见不仅适用于英国工党，也对当前的民主党乃至其他试图变革的进步党派具有借鉴意义。当前哈里斯所依赖的精英化政策难以动员基层的广泛参与，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她与大多数普通民众脱节，未能在语言、理念和政策上真正与其对话。

你可能会注意到，我并不是在谈论工党在某个问题上是否正确。而是一个更广义的政治理念：能否在当前的历史时刻，调动足够的政治想象力来把握时代赋予的重大选择。这不仅是政策问题，而是关于如何重新认识国家和身份的深刻文化变革。正如您指出的那样，英国要想在全球化时代前行，就必须超越“英国人”这一概念背后的帝国主义阴影。今天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推动车底层文化的深度变革，这一过程类似于特朗普重塑“美国人”身份的方式——若想击败特朗普主义，左翼势必要以同样的决心和方式重塑“美国人”这一身份。然而，民主党却缺乏这种文化愿景和行动力，使得它难以承担这一角色。

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目标与手段的分裂——并非新问题。历史上，自由主义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实现的。这些底层运动往往无视自由主义领导者和理论家的抗议，尽管这些人抽象地支持平权、公正等目标，却常反对那些具体的激进手段。争取普选权、建立福利国家、推动法律平等，这些成就无一不是靠着自下而上的斗争得来。

在今天，遍布大学、媒体、法律体系、非营利组织乃至企业界的自由主义势力，一方面高调警告特朗普主义对民主与法治的威胁，另一方面却积极镇压内部左翼的声音：学生抗议、劳工斗争、所谓的“过度觉醒”运动。

在他们打击学生和无家可归者的营地、打压工会的同时，实际上正以某种专制方式参与了对美国人身份的再塑造，客观上推动了特朗普所代表的现象。如果自由主义者继续打压左翼内部的异见，以“保护民主”为由排斥左翼力量，那么他们实际上在为保守主义势力铺路，成为了反动政治的“帮手”。要想真正击败特朗普主义，自由主义者必须停止将左翼视为威胁，而是将其视为盟友、变革的驱动力。

并非因为左翼已经完全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这种幻想只会自欺欺人，而是因为只有左翼才能提出与右翼对抗的、连贯且富有远见的社会愿景。

自由派人士十年来一直试图通过将特朗普视为怪诞的畸形来摆脱这个国家。他们通过法律调查，以及精心策划和反复进行的反对他的两党精英共识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这只会让他变得更加强大。特朗普主义无法被巧妙地解决，因为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真实力量——种族主义、厌女症、阶级不满——并为受众提供了令人厌恶的、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

只有通过直接对抗才能击败它——不仅要对抗特朗普，还要对抗他所代表的一切以及他所设想的美国重塑。称他的运动为法西斯主义带有不可避免的暗示，这让许多贴上这个标签的人不愿进行这种对抗。布莱希特曾写道：“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人们仍然可以抱怨世界的不公和野蛮的胜利，或者大声疾呼人类精神的胜利是必然的，这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许多人假装大炮对准了他们，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望远镜瞄准的目标。” 

与此同时，特朗普联盟也并非内部无懈可击。J.D.万斯等人提出“福利沙文主义”的议题，而像伊隆·马斯克这样的人则主张缩减政府规模、削减预算，这些矛盾正是共和党内部的深层对立。表面上，特朗普凭借“赋权于民”与“工人阶级愤怒”的名义巧妙地掩盖了这些裂隙，但要想平衡万斯与马斯克的诉求并非易事。

然而，民主党在面对这些矛盾时却无力出击，因为自己内部同样存在类似的矛盾和利益纠葛。比如，民主党既无法有力揭露特朗普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系，因为这种揭露可能会引起公众对克林顿关系网的质疑，从而引火烧身。

如果解决方案只是组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力量进行对抗，事情或许早已解决。然而现实是，自由派机构对“抵抗运动”的支持，较八年前已明显减弱。这一退缩让人担忧，因为强势的社会行为体正逐渐倾向于支持法西斯主义，真正的抵抗力量将变得更小、更孤立、更暴露。事实上，自由派机构一边谴责特朗普的粗鄙言辞，另一边却默许甚至执行他的一部分政策议程，这种伪善恰恰是特朗普持续获得支持的原因。近年来，自由企业、新闻媒体和大学等表面上谴责特朗普的机构，却主动或被动地推行了他的某些政策。

正如布莱希特所言：“那些反对法西斯却不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就像那些想吃小牛肉却不愿意杀小牛的人。他们想享受成果，但回避血腥的过程。”当自由派无法真正批判资本主义结构中的不公，无法正视“法西斯”与“资本”的密切联系，他们的反对姿态最终显得浅薄而虚伪。这一切都表明，单靠空洞的谴责无法有效应对特朗普主义。尽管直面真相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但这却是迈向真正变革的必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