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韩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出圈”，不仅仅是因为其影视文化的全球化传播，还因一些“意外事件”让韩国成为各国网民的“欢乐源泉”。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韩国代表团接连遭遇各种意外事件：开幕式时法国解说员将“韩国”念成“朝鲜”，之后法国电视台还误将韩国国旗替换为日本国旗，甚至在全球金牌榜中，又把韩国的国旗放成了中国国旗。这些“乌龙”事件引发了韩国网友的激烈反应，而这一系列事件背后揭露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韩国的民族自尊心，及其特殊的民族性形成之路。
韩国的“民族优越感”从何而来？
不少网民发现，韩国、印度、越南等国家的民族自尊心尤为强烈，在社交媒体上常能见到他们为国家、民族“打call”的身影，甚至会激烈反驳他国文化的“侵犯”或“误解”。但矛盾的是，现实中的韩国并非一个拥有强大硬实力的国家，这种民族优越感的来源与形成过程便引发了广泛的好奇与讨论。
事实上，韩国的民族优越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历史“养成”。从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上台以来，为了巩固其政权合法性，韩国政坛逐步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性，并通过政治、教育和舆论等手段加以强化，直至今天形成了韩国特有的民族自信模式。
朴正熙的民族性改造：权力的巩固与民族自信的塑造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掌权，开启了长达16年的独裁统治。然而，作为一位军事政变上台的领导者，他的合法性基础薄弱，必须寻求一种方法让民众接受并支持他的统治。在这种背景下，朴正熙提出了重塑韩国民族性的计划——既然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建立在民族性的基础上，那么就通过民族自信的塑造来夯实统治的正当性。
所谓“民族性”，即一个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文化特质。朴正熙认为，如果韩国人拥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那么这种情绪可以转化为对现有政权的支持。他通过对韩国民族性的重新塑造，让韩国民众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认同与自豪感，并逐渐淡化他们对历史上的挫折和附庸经历的认知。
然而，要重塑民族性，首先需要的是共同记忆或集体意识。由于韩国当时历史上并没有多少能引以为傲的事件，朴正熙的团队便将目光投向了“野史”——那些没有正式历史学家认可的“非官方历史”，试图以此填补民族记忆的空白。在韩国的野史中，常出现对自身民族“壮丽辉煌”的描绘，例如高句丽曾多次“征服中国领土”甚至“射瞎了唐太宗李世民的眼睛”等。这种离奇夸张的描述，尽管缺乏史料支持，但为当时的韩国政府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历史虚构的巩固与传播
韩国的历史“修正”可追溯到更早的19世纪末。当时朝鲜王朝沦为大清的藩属国，但由于清朝逐渐衰落，朝鲜开始萌发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意识，一些历史学家为塑造民族自尊心，对韩国历史进行了修改，强化朝鲜民族的伟大和独立性。为了摆脱对清朝的依赖，朝鲜学者开始重新解释和书写韩国历史，将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融入到史学话语中。
在日本殖民朝鲜的时期，这种对历史的重塑进一步发展。日本推行“日韩一体论”，声称日韩同源，意在通过文化统合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朝鲜学者在抗争日本文化侵略的过程中，又强化了对自身历史的美化和虚构。二战后，尽管韩国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但受过这种虚假历史教育的中年知识分子占据主流话语，他们对韩国历史的解释和教义，直接影响了后来几代人。
朴正熙的“野史”修正运动
朴正熙时期，韩国官方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起初，韩国政府主导的历史修订运动还是相对严谨的，集中在现代史，如《韩国独立运动史》、《日帝侵略下的韩国36年史》等书籍。然而，在近代史完成修订后，政府开始涉足中世纪历史和更久远的古代史。此时，以《桓檀古记》、《大朝鲜帝国史》等为代表的“野史”成为史学教材，内容之荒诞令人咋舌：在这些书籍中，朝鲜民族被描绘成一个自公元前6000年起就从帕米尔高原迁徙至朝鲜半岛的“文明始祖”，不仅教会中国人耕种技术，还多次“征服唐朝”、击败“蒙古帝国”等。朴正熙政府将这些历史书籍列为官方教材，以此来强化民族认同和自豪感，为韩国民众塑造了一种理想化的民族身份。
从民族自信到民族优越感
朴正熙的历史“修正”政策不仅增强了韩国民众的自豪感，还逐渐催生出一种“民族优越感”，认为韩国文明早已卓越于东亚邻国。这种民族情绪在朴正熙去世后并未消失，反而被接下来的领导人如全斗焕等沿用并发扬光大。全斗焕政权在历史教育中将虚构内容进一步扩大，甚至要求将部分野史直接写入教科书，使其影响更为深远。
从那时起，韩国历史教育中大量充斥着虚构内容，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中，许多离奇的民族神话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知识。尽管这些故事在国际学术界遭到质疑，但却深刻影响了韩国年轻一代的历史观，使他们对韩国的“古代辉煌”深信不疑。这种带有虚构成分的民族优越感，不仅塑造了民众对自己国家的强烈认同，还在对外宣传中不断强化韩国的“独特地位”。
民族优越感的双刃剑
值得注意的是，朴正熙时期推动的民族性改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韩国的经济发展。民族自信转化为民众奋斗的动力，帮助韩国在20世纪末实现了快速经济崛起。然而，这种虚构的民族优越感也让韩国社会丢失了部分自我反思的能力，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外自豪、对内自负”的文化心态。
这种心态直接导致了韩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的敏感反应，特别是与日本、中国等邻国的历史争端。无论是“泡菜申遗”还是“韩服之争”，韩国民众对他国的文化行为都表现出极高的敏感度，往往引发激烈的舆论风暴。这种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在国内被视为民族自豪感的表现，但在国际上则被视为民族优越感甚至“文化侵略”。
结语：民族优越感的困局
综上所述，韩国的民族优越感与其特有的历史教育模式密不可分。朴正熙为巩固政权而改造的“民族性”，不仅在历史教育上改变了韩国人的自我认知，也深深植入了韩国民众的民族优越情绪。这种情绪帮助韩国走出了经济贫困，却也让韩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傲慢自豪”的集体性格，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容易引发误解与摩擦。
在国际化日益深入的今天，韩国若想真正实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还需在民族自信与文化包容之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