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妮·C·海勒（Anne C. Heller）美国《老爷》（Esquire）月刊虚构文学的编辑，康德·纳斯特出版集团的杂志发展小组的执行主编
我怕什么？我自己？没别人了。
理查爱理查：就是说，我就是我。
这里有没有杀人犯？没有。是的，我就是：
那就飞吧。我自己呢？什么伟大的理由——
让我不报仇。什么，我向我报仇？
哦，不！唉，我宁愿恨自己
恨自己所做的可恨的事。
我是个恶棍。不过，我撒谎了，我不是。
蠢货，你说的好。蠢货，不要讨好。
——《理查三世》，转引自汉娜·阿伦特，《思考与道德考量》，1971年
汉娜·阿伦特的勇气、幽默、智识以及忍耐力，让她度过了艾希曼审判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后的那段时光。她重新整理自己的公众生活，谨慎维护名声，对她最私密的友谊更加保护，并以更坚定的决心表达她一生思考的本质——人的尊严、叛逆、反传统和自由。1963年秋，她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为期五年的授课任务。她在宏伟的新哥特式校园的方庭俱乐部里生活、用餐，保罗·蒂利希或者汉斯·摩根索有时会和她一道吃个午饭，但除此之外，她都是独自用餐。她在委员会的同事——比如她的朋友文艺批评家哈罗德·罗森伯格——她曾经整整一个下午听他批评《艾希曼》，一言不发。后来哈罗德告诉他们共同的朋友，当时“她的手像爪子一样攥着”。还有索尔·贝娄，与阿伦特一样热爱政治，对她却从没什么好感，甚至一度很疏远。但和罗伯特·麦基恩等其他支持她的人一道，逐渐欢迎她回到思想家和学者的圈子。（贝娄一直很好斗，曾经忍不住在《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开腔嘲讽说，一位女教授认为“平庸是泯灭人性的强力所采取的伪装”，她“利用这段悲惨的历史，来宣传魏玛知识分子的愚蠢观点。”）直到1967年，阿伦特每年会在芝加哥待一段时间，按计划教授政治学入门、基本道德论题及其他的政治理论课程，别的时间则在耶鲁、康奈尔、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讲座，或者召开关于康德、黑格尔、尼采、罗素、马克思、斯宾诺莎及古典哲学家的研讨会。1968年，纽约新学院社会学研究生院授予阿伦特终身教授一职。她接受了这份工作，多年的奔波以及与布吕赫长期的异地分居终告结束。布吕赫生命最后的两年，两人得以长相厮守，享受四面墙内的温馨安逸。
除了一本《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七年没再发表新著。这是一本简洁有力的人物肖像系列，都是她逝去的朋友，包括伊萨克·丹尼森、罗莎·卢森堡，以及卡尔·雅斯贝尔斯、瓦尔特·本雅明和贝尔托·布莱希特，他们都是生活在二十世纪政治和道德大灾难中心的重要人物，用他们的天才和勇气贡献了一份光亮。她还编辑并最终出版了由她和布吕赫1941年带到美国来的瓦尔特·本雅明的部分手稿，这本集子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启迪》。（本雅明的第二本书《反思》于1978年出版。）阿伦特发表在《纽约客》和《纽约图书评论》上的文章，以及所做的演讲和研讨会论文，都详细阐述了她早期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尽管有时被埋没，但自从《拉赫尔·瓦恩哈根》之后变得越来越重要：古老的政治话语，和必要的但不那么令人喜悦的现代“社会”体系中的自由思想，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即，在自由人中间公开讨论权利和义务，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新思想和模式的讨论；而在涉及到社会和物质福利问题时，则必然出现成见，行动往往局限在协调现存财产和资源的分配上。她将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作为这类身体力行的典范，他们一边努力战斗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同时也发现了全新的东西：自治。然而，这一传统却没能传承下去。也就是说，她依然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追求政治权利——在种族关系紧张的美国与在反犹太主义的德国一样——会造成个人的苦难，尤其是孩子的苦难。“从心理上来说，被人遗弃（典型的社会困境）比直接受到迫害（政治困境）更难忍受，因为这涉及到个人自尊。她在写给《异议》（Dissent）杂志的信中解释说，“我的意思是，骄傲是一种未经教育的、自然的认同感，无论我们出生在什么地方，这种认同感都是偶发的。”她在信中就小石城（Little Rock）和其他地区进行的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一事交换意见。她认为贱民身份不应该强加到年轻人身上。阿伦特对世界的期望寄托在“生育（natality）”上，它是“拯救世界的奇迹”，她在信中写道，每个人生来都有无法想象的可能性，必须得到安全的保护，直到它们开满花朵。1971年，她在马丁·海德格尔撰文祝贺八十岁寿辰时引用了柏拉图的话，“人之初都有神性；只要神性留存在人们身上，就可以免除一切苦难。”《精神生活》是阿伦特的最后一本书，在她身后出版，她痛苦地写道：我们来到的这个世界，不来自哪里，也不去往哪里，存在和显现是重合的……（人的生命）显现又最终消失，都在旁观者的视线中。每一个个体生命，它的成长和衰老，是一个其本质不断上行的过程，直到其所有特征得到充分的展露；接着是一段静止——可以说是它的开花或顿悟——然后是一个下行的解体过程，并以完全消失而告终。
阿伦特似乎在晚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灵魂生来就要在公共舞台上亮相，在共享的世界中成就最生机勃勃的自我。对她而言，她并不需要像海德格尔那样从喧嚣的现代性中撤退到存在的孤独中，但不退一步思考“是什么”（what is）就采取行动也是不允许的。在她的晚年，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的观点总是和她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阿伦特发现艾希曼的罪恶在于“无思”，她后期最好的文章和讲座都是围绕着思考的意义展开的。尽管一个思考的自我只有在独处中出现，她沉思着说，那它也一定是在人群中的独处。首先，一个人必须在与自己的对话中思考，并与自己达成和解。她在收录于《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中的文章《文化的危机》中写道，“自我认同的原则非常古老。”“它实际上是由苏格拉底发现的，他的核心信条由柏拉图阐释在这句话中：‘既然我是一，我宁愿与全世界意见相左，也不愿与自我争执。’”照此想法，人必然以这样的方式行事，即“你的行为原则会变成普遍法则”——康德的绝对律令——这个观点“是建立在理性思维与自身相一致的必要性的基础上的。比如小偷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绝不会希望偷窃财产的行为变成普遍法则；这样的法则将会立刻剥夺他自己的财产。”阿伦特将其称为“合二为一”的思考模式，而艾希曼恰恰无法进行这样的思考。她表示，还有第二种思维模式，是所有合理判断的基础。为了知道“是什么”并采取明智的行动，人们也必须较多考虑到他人。她写道：判断的力量依托于他人潜在的共识，在判断中活跃着的思维过程与纯粹理性的思维过程不同，不是我与自我之间的对话，而是首先和始终置身于我和想象中的他人的交流之中。即便在我独自做出决定时，也必须从想象的交流中获得他人的认同。基于这种潜在的同意，判断可以推知其正确性。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这样的判断必须让自己从“主观个人条件”中摆脱出来，即摆脱个人在其私人状态下本能表现出来的脾性和偏好，它们虽然在私人范围内合法，却无法进入市场和缺乏公共领域的有效性。
艾希曼也做不到这一点。或许，心智不全的人都做不到，他们无从违抗传统的智慧，而传统的智慧恰恰是正确的。在艾希曼问题之后，阿伦特成为了这种思考的大师。基于此以及其他的原因，美国公共生活在越战时期发生的一些事，让阿伦特备感焦虑和悲伤。约翰·F·肯尼迪遇刺及其造成的可怕创伤——沃伦委员会、层出不穷的阴谋论、继任政治实体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谎言——都令她恐惧，因为这预示了美国政治公众一个热血和诚实对话时代的结束。阿伦特将在世时的最后两本书《论暴力》和《共和的危机》作为警示，告诫人们对行政权力和政治谎言保持警惕。阿伦特与学生们一道，抗议越南战争和那些受军方资助的高等研究机构继续进行军事研究，但她与针对学院和大学的学生抗议活动划清了界限。大学至少还是“真理的避难所”，她1967年发表在《纽约客》上一篇名为《真理与政治》的文章中指出，大学“暴露在了所有社会和政治力量促发的危险面前”。真理的避难所需要免受公众狂热和意见的伤害，即使它们看上去是正当的。这些年里，她与海德格尔一直保持定期通信。她在写作这篇文章时会想起1933年海德格尔担任校长时那种糟糕的狂热，虽然她没在文章中明说。她不再对纳粹时代进行明确的描写，但纳粹时代所引发的“他质”问题、病态的判断和相伴而来的恶，成为她所有后期写作的衬底，成为“她教学的基础，是后来所有事件的源头，包括前所未有的全权主义事件”，正如她在新学院的学生杰罗姆·科恩回忆说，“它们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政治思考的范畴”。学生们尊崇她的强度和敏锐，她的温暖和博学。就像海德格尔影响了她那样，她也影响了他们：他们可以看见她思考。“她就是思想的海啸，”一个学生回忆说。她的课堂总是被挤满，不仅有在册生，还有前学生，访问学者，以及游学的知识分子，他们挤在她芝加哥和纽约的教室里，听她讲述康德、存在主义者、政治哲学或德意志简史。讲课时，很多人就坐在地上，她通常站在老式讲台的后面，一开始常常是磕磕巴巴的。然后，她请学生们提问并予以解答。她给听众们留下了“羞赧、谦逊、异常柔弱”的印象。有人回忆说，她“从来都不确信自己是否配得上得到这所有的关注”。然而，她的快乐、智慧和激情、广征博引、“急躁易怒”、对常识的坚信，以及将她得来不易的智慧传授给他人时所表现出的愉悦，让她成为当时最伟大的教师之一。她对公共生活和私人沉思之间分歧的观察，也反映出她自身的分歧在扩大。随着年岁渐长，她也越来越渴望亲近的友谊和私密的独处，尤其看重与布吕赫的厮守。暑期没有教学任务，他们就远离酷热——还有1960年代的危险和混乱——的城市，或租住于纽约附近帕伦维尔的森林小屋，或躲去瑞士特格纳空气甜美的公寓，特格纳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洛加诺西北部。有时候，玛丽·麦卡锡和她的第四任丈夫詹姆斯·韦斯特会过来陪他们，或者安·门德尔松、埃德娜·布洛克以及她的新丈夫，德国大学里的一位犹太研究教授，还有布吕赫在柏林的搭档罗伯特·吉尔伯特。到了1967年，阿伦特和布吕赫都日渐虚弱，他们无福消受麦卡锡和其他人从1950年代开始在科德角组织的大型夏日派对。他们做得最多的是悄悄去巴塞尔拜访雅斯贝尔斯，去缅因州看望麦卡锡。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公寓里，他们与旧友新朋共度安详欢乐的夜晚，其中有保罗·蒂利希和汉斯·约纳斯，阿伦特和约纳斯经过艾希曼问题的混乱之后，渐渐和好如初。还有新结交的朋友如W.H.奥登，他就《人的境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赢得了阿伦特的友情，她非常欣赏奥登的诗作，常常背诵他的诗，或在她的作品中引用。她将《思考与道德考量》献给奥登，这是她对艾希曼审判最后的思考，也非常的隐晦。1970年她寡居之后，奥登向她求婚。她没接受，因为自己“拒绝照顾他”而心怀愧疚。她与他相识才十年，而且众所周知，他的生活习惯非常差。1969年2月，卡尔·雅斯贝尔斯去世，享年86岁。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汉娜唯一可以依靠的父亲，他从不曾忽视汉娜的与众不同，保罗和玛尔塔则只是偶尔能做到这一点，雅斯贝尔斯时刻准备着与她探讨切磋，甚至准备着被她不落俗套的观点说服。“你已经到了很多人无法理解你的地步，”面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后的创伤经历，他体贴地告诉她。“‘来自远方的姑娘’，”他说道，“你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经历它。那是新的开始，我被震撼到了。”她飞赴巴塞尔奉上纪念雅斯贝尔斯的悼文。悼文很简短，主题是——她晚年永恒的主题之一——现象的重要性。“我们中间不时会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以楷模的方式领悟到人类的存在，是某种东西的肉体化身，否则我们只会知道它是一个概念或理想。”她在十年前曾说，“他的存在是由对光本身的激情所控制的，所以他能够像黑暗中的一盏灯，从某个隐蔽的光源发出光亮。”现在，她觉得“必须学会与死者的关系”，她发现这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课程。整个1960年代，周期性发病令布吕赫时常陷入抑郁和焦虑，医生说是因为担心脑动脉破裂引起的神经症状，他在1961年曾短暂发过这病。阿伦特因为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遭到的攻击让布吕赫心碎又愤怒，病情于1963年秋再次加重。同年9月，她写信给玛丽·麦卡锡说，“难以想象没有他的生活。”1968年春，他发了好几场不太严重的心脏病。同年秋天，他回校继续授课，1968年12月，出于师生间的相互责任和尊重，布吕赫在巴德学院上完了最后一堂课。“不论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都应该尊重把你带到世上来的人，”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世上本来没有魔鬼，除了那些被人类释放出来的。”一位参加过讲座的学生回忆说，他的话就是“长辈警告那些渴望变革、没有耐心的年轻人，这个世界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1970年10月31日，布吕赫心脏病突然发作，与世长辞。“我现在怎么活下去？”面对聚集过来缅怀布吕赫的朋友，阿伦特喃喃问道。汉娜记得1913年10月保罗·阿伦特去世后，玛尔塔为他举办了犹太式葬礼。布吕赫不是犹太人，可汉娜还是想给他办一场犹太式葬礼。布吕赫的葬礼最终在纽约没有宗教派别的教堂中举行，并葬在了巴德学院。许多朋友和学生出席了葬礼，最后留下阿伦特孤身一人。两个人之间，有时候，多稀奇啊，会有一个世界生长出来。它是任何一方的家园；在任何情况下，它是我们唯一愿意认同的家园。这个微小迷你的世界可以让你逃离外部世界，当一个人走了，它也破碎了…………我也走了，波澜不惊，心里想着：走吧。
她与以色列和解了。1966年希伯来语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她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我认为我和犹太人之间的战争结束了。”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她去拜访福斯特和埃德娜·布洛克，他们带她去了包括加沙和希伯伦在内的好几处战场。“全家人都很好奇阿伦特初次面对（犹太人卷入战争这一事实）会作何反应。然而，她并没有写下什么。”不过，她在一封写给麦卡锡的信中坦言，“比起别的事情，任何真实发生在以色列的不幸都会对我造成深远的影响。”布吕赫去世后，她又来过一次。“她变得越来越依恋这里，不只是作为我们的家人，也被犹太运动所吸引，”布洛克回忆说。阿伦特在以色列的家人跟她母亲玛尔塔一样，始终对布吕赫不太满意。尽管不知道海德格尔曾经是她的情人，他们同样不赞成两人之间长久的交往。1975年7月，布洛克在德国的马尔巴切最后一次见到阿伦特，阿伦特正在那里整理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文学作品，在马尔巴切住了四个星期。布洛克和她丈夫送阿伦特去火车站，登上去弗莱堡的火车。“她要去见海德格尔，”布洛克回忆说。“我问她，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呢？而她告诉我——那声音似乎就在我耳边——‘Fröschlein（小青蛙），有比男人更坚强的东西。’这是我听她说的最后的话。”(她发现海德格尔已经非常苍老，似乎突然间，旧时的朋友都老了。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她的朋友和学生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写道，阿伦特在与萨罗·巴伦及妻子珍妮特用过晚饭后，“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旁边放着餐后咖啡。”她失去了知觉，再没有醒来。她的骨灰安葬在巴德学院，在布吕赫身旁，简单竖了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她的生卒年月。12月8日，来自两个大陆的3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五年前人们聚集在这同一个教堂吊唁布吕赫。“透过她的眼睛，事物变得不同，”汉斯·约纳斯说，“思考是她的激情所在，思考对她而言是一种道德活动。”约纳斯回忆起1924年他们的初次见面，那时两人都身为马尔堡大学学生。“她腼腆、羞怯、动人，美丽的容貌和孤独的双眼，人群中不乏才智超群的精英，令她脱颖而出的是她的’例外’、‘无双’，”他继续说，“不过，她的局促、内在、对品质的直觉、对本质的求索、对深度的探求，这一切都让她充满魔力。她绝对确信自己就是自己，表面脆弱，却坚韧无比。”她不相信“真理会唾手可得，”但坚信“不断地尝试，必定会接近真理。甚至她的错误都比那些次等头脑所谓的真理都更有价值。”人们通常认为这个时代只有干涸和沙漠，罗伯特·洛威尔却热情洋溢，对她的“智慧的航行”赞不绝口。埃德娜·布洛克用希伯来语朗诵诗篇90，开篇即，“主啊，你乃是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最后，玛丽·麦卡锡追忆了她这位至友的音容笑貌。“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可爱、迷人、娇柔，”麦卡锡说，“她有一双纤细的小手，迷人的脚踝，芊芊的玉足。”阿伦特兴奋时，眼睛会像星星一样闪光；沉思时，又漆黑深邃，渺远难及。麦卡锡说，这样一位羞赧的女人身上最富有戏剧性的是“那种天生的强力，被一个观点、一种情感、一次预感紧紧攫住”。阿伦特是麦卡锡一生见过的唯一会思考的人。瓦尔德马·古里安是她已故的朋友，也是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难民，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详细描写了他的扭曲和转折，反常和勇气，她对古里安的生命考量，同样可以当作她自己的悼文。“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一个不同凡响的怪人，”她又写道，“他一直都是陌生人，不管他什么时候（到访），都似乎不知从哪里来。不过，他去世了，朋友们悲痛难忍，像失去了家人，而自己被丢在了后面。”如果说有思想的男人和女人因为失去汉娜·阿伦特而悲痛难忍，至少有一部分因为在她的伟大作品中——《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几乎她所有的作品中，她始终保持一个陌生人的态度，愿意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即使在那些黑暗和危险的时代。
本文编选自《汉娜·阿伦特：活在黑暗时代》，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