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话”的“90后”黄天骥教授:中山大学就是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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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90岁的黄天骥教授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等称号。

02黄天骥教授最认可的是自己教师的身份,并以“国家级名师”为豪,他倡导学问要融会贯通,如在研究唐诗宋词时,用戏曲来解读唐诗。

03除此之外,黄天骥教授还出过有关易经的书,他认为大学教师需要科研,但教育是第一位的,要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

04黄天骥教授强调,年轻人不应输在起跑线上,而应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他自己在中小学考试毫无关系,到了大学才找到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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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天骥教授在中大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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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往事》百年校庆典藏版,黄天骥著,2024年,南方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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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往事》2014年版(增订本),其副题为“一位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南方日报出版社。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有《黄天骥文集》十五卷,及《唐诗三百年》等。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等称号。

  这是黄天骥的再版书《中大往事》典藏版上的作者介绍,简洁明了,头衔只有“教授”二字。

  这是90岁的黄老要求的,以前的行政职务一律不要上,“博士生导师”特别不要上,“‘博士生导师’这个称号我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影响很大,教育部都注意了,已经发了通知:博士生导师是因博士生培养需要而设立的岗位,不是职称体系中的一个固定层次或荣誉称号”。

  在记者面前,90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岁月的沉淀并没有磨平他的棱角,“90后”的他依然敢言,不时直斥他眼中所见的各种弊端。作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最认可的是自己教师的身份,并以“国家级名师”为豪。曾经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黄老,如今讲话仍不改其诙谐顽皮和尖锐,“行政职务每评比一次,教师间的矛盾就加深一次。现在还评各种学者,难道我们越秀区还要评个东濠涌学者吗?没有道理这样搞的,这样搞教育永远搞不好。”

  黄天骥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近70年,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他说自己现在上下午乃至晚上都在干活,“上午和下午写论文,晚上写散文。新出的《中大往事》典藏版是散文,增加的篇幅都是晚上写出来的。国内的学者,到我这个年龄未必能写东西了,我还能写。而且我这几年又出了几本书,有新书《唐诗三百年》,还再版了《西厢记艺术创作论》和《中大往事》。”

  没人能想到精力十足的黄老,去年曾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可他把这个当笑话讲给记者,“去年直肠生了个良性肿瘤,割完五天可出院。我觉得开刀没什么特别,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我读书的时候就是个调皮捣蛋的人,病床本来是拦住的,中间有一个缺口,我也不知道动了什么心思,自己爬出去。结果糟糕了,医生不让术后移动,我一动,伤口破损,要二次开刀,本来五天住院,变成住了一个月零七天。这期间,昏迷了十几天。中大很多领导都来看我,有一次,医院甚至通知我儿子半夜赶紧到医院,说明问题很严重了,但我一点都不知道。出院的时候,我自己看那个镜子,怎么一点不像我?我就觉得很搞笑。后来,中大医科的老师作报告,举例如何对待不听话的病人,就以我为典型,说黄天骥教授就是一个不听话的病人”。

  说起自己的病情一笑而过,但说起去年因病去世的夫人,黄老不由眼泛泪光。他说,“现在写作前,都会把夫人的照片放在桌前,看她一眼,就像她依然陪在身边一样”。

  “不听话”的黄天骥最突出的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我们这一辈都受俄罗斯的影响,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读书的时候就给你分配工作。你是研究唐诗的就专门研究唐诗,你研究小说的,你就研究小说,研究《红楼梦》的,就一辈子研究《红楼梦》。但我才不睬这些,学问哪里是这样做的?”

  黄老以“戏曲研究为主,兼治别样”为方向,不仅研究唐诗宋词,还出过有关易经的书,“我其实也希望给那些一同研究的年轻学者参考,在业务上,你们必须要胡思乱想,要‘胡说八道’。”

  他的这种治学理念,也许正来自中大的传承,如他所尊敬的前辈容庚先生做学问的精神。容庚曾说过,能辨认出那么多天书一样的古文字,是“靠猜”。所说的“猜”,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深厚的学殖为基础,掌握了充分的材料,经过缜密论证,才能解开许多千古之谜。而从求学到教学,从生活到工作,九旬的黄天骥身上有着深刻的“中大烙印”。

  专访黄天骥教授

  谈《中大往事》典藏版:

  增补了对理科老师和中大老校长的回忆  

  记者:您为什么写《中大往事》这本书?

  黄天骥:这本书2004年出了第一版,当时是为了迎接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以前,我写过一系列有关中大的散文,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就成了《中大往事》第一版。当时也有一些非中大的读者比较关注这本书,我到中华书局,书局里的人说“我们几个买了你的书”。我说,“中华书局在北京,你们买来干什么,也不是中大校友”。他们说,“不对。从这本书可以看到中国教育史的某个方面。”

  等到2014年,中山大学90周年校庆出了第二版,我稍微添加了一些内容,主要是把我给中山大学写的一些碑文加上去了。包括医科大楼建成,学校要我去写的碑文。到了今年,南方日报出版社想再做一个百年校庆的典藏版,这一版跟以前不同的就是我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差不多100页的内容。

  记者:这一百多页是增加了什么内容?

  黄天骥:我这本书所写的都是我所经历过的与中大相关的事情。从我的角度,我作为一个中大学生的成长,还有我成为中大的一名教师后,我看到中大许多老师的品德和才华。比如写了我在中大读书时一些生活的回忆,当年开学的时候,还有下乡锻炼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写了一些中文系老师的往事。100多页的内容增加了很多对中大理科老师的回忆,特别是增加了我记得的几位中大老校长。

  中山大学的老校长大家都记得许崇清,其实许崇清以后,还有多位校长,印象深的我都写了,特别是我把中山医科大学校长柯麟教授看成是我们中大的校长。中山医科大学在解放前就是中山大学一部分。1952年,我在中大康乐园读书的时候,医科学生跟我们同时在康乐园上课。1954年,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分到中山二路,当时的校长就是柯麟教授。

  2001年,中山医科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他们说是合并,我说不是合并,是互相回归,原来都是一个整体,不过是有一个阶段,由于某种教育市场的主导,把它分出去。回来以后,既然柯麟是中山医科大学的校长,也等于是中大的校长。其他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李嘉人校长、黄焕秋校长、冯乃超副校长等。

  记者:在《中大往事》里,您写自己当年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为什么第一志愿是中大?

  黄天骥:中大在解放初期乃至解放前,它的名声绝不低于北大。孙中山建立中山大学时,国民政府是很重视的,国立中山大学这个名声在解放前是很响的。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同一时期,中山大学四千师生也从广州一路西迁,独立在云南澄江复课办学。

  很多名师都在中大。特别是过去中大中文系有一个很强大的语言学科,以学界泰斗王力先生为首。等到我大学三年级时才全部调到了北大。可以这样说,在我读书的时候,如果从师资力量来讲,中大和北大是一样的,某些地方可以说超过北大。

  比如我当时读的古代戏曲,中大有董每戡、王季思,北大的戏曲名师就不如中大多。当年北大屡屡在中大挖人,可见中大的师资力量当时是非常强的。而且我是广州人,爸爸就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祖父说那你就子承父业去吧。  

  谈中山大学:

  中大精神就是“头啖汤”和“人情味”  

  记者:能不能谈谈您对王力、董每戡、容庚等中大名师的印象?

  黄天骥:大学一年级,王力先生给我们上现代汉语,他很有趣,讲话的速度非常慢,上课不是站在讲台上,而是一边讲,一边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因为预习过,王力先生讲上一句,我就知道他的下一句,有一次我记完笔记没事,就在笔记本上给他画漫画:圆圆的脑袋,再画上眼镜两个小圈,他从后面走过来,正好看到,说:这不是我吗?然后笑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走了,也没有处罚我。

  求学年代,我常常调皮捣蛋。有一回上课,董每戡先生因事迟到,同学们静静地坐等,我却不耐烦,张望外边无人,便学着董先生惯常走路的姿态,半弯着腰,大摆着臂,悠悠晃晃,然后走上讲台,用食指擦擦鼻下的“胡子”。同学们看了,哄堂大笑。我正在得意,笑声骤止,回头一望,只见董先生在课室门口盯着。我手足无措,赶紧溜回座位。下课时,董先生叫我留下。我想,这回惨了,准要挨批了。谁知他一边拍打衣袖上的粉笔灰,一边对我说:“我看你的模仿能力不错,研究戏剧合适,以后多跟我讨论,好吗?”我一怔,说不出话,只会呆呆地一个劲儿点头。以后,我的兴趣就从研究古代诗词,转到了研究古代戏曲。

  古文字学家容庚的大名,我在中学时代就听过。新生入学周过后,我跟几个新同学便到他家拜访。容老领着我们楼上楼下一一参观,告诉我们,他的书房虽然名为“五千卷金石书室”,但所藏有关研究金石、文字、碑帖等的典籍,早已逾万。我们从未见过这样多的古籍,又惊又喜。不一会儿,容师母捧出了一盘荔枝,让我们品尝。容老看到我们拘谨,便笑着说:“后生仔,不必害羞,你们是大学生,我却没有上过大学。”他似乎觉察我们有些疑惑,还特地补充:“我说的是实话。”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容老确实没有经历过大学的本科阶段。实话实说,是容老平生一大特点。

  记者:您理解的“中大精神”是什么?

  黄天骥:中山大学是岭南文化的一个代表,代表广东精神、岭南精神。孙中山首创的中大是岭南地区最重要的大学之一。现在省里面要求我协助出版《岭南文化大词典》,我自己理解岭南文化是“求实、包容、交流、开拓”。包容一切,但是包容不是东西都拿来,而是把中外古今的都交融在一起,然后进一步创作出新的品牌。按我的理解,广东、岭南精神就是这样,中大也是这样。

  中大80周年校庆时,我们请凤凰台制作播出了一个长达90分钟的纪录片,连续播放九天。当时导演来问我们,用一个什么词藻来统帅中大的灵魂呢?当时学校派了我和陈春声,他当时是副校长。我想了一下,说“头啖汤”,敢于抢第一,勇于创新。陈春声补充了一句“人情味”。我觉得“头啖汤”和“人情味”就是中大精神。

  中大很多做法都是很创新的,比如1986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尝试实行“一百篇作文”,这在全国都没有先例,要求中文系大学生在求学期间,要交一百篇文章,纳入学分。这个做法一直坚持了36年。所有老师,包括系主任、行政人员也要参加指导一至两个学生。当时我做了调查,发现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从事的职业多与笔杆子有关,但当时学生一旦考上大学,立刻松了“弦”,有的甚至连个检查都写不好。

  中山大学也确实比较重视人情味,师生之间、同事之间很多都是跟学校紧密联系。《中大往事》里讲到很多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帮扶,还有我们同事之间互相帮助,都充满了人情味。

  记者:您用“酸甜苦辣”四个字概括了自己大半生的遭际与感受,能不能谈一谈您在中大的酸甜苦辣?

  黄天骥:酸甜苦辣我都经历过,甜为主。苦就是“大跃进”时,饭都吃不饱。酸就是有时候工作上不如意,会心酸。辣就是明知这个问题很难,但我还是去干、去冲。

  所以,我在中山大学近70年的工作,主要是甜。有老师对我的关怀,同学对我的鼓励,学校领导对我的栽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了飞跃的进步,一生的工作职业还是稳定的。看到国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进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自豪高兴的。

  记者:那您觉得在中大70年,中大给了您什么?

  黄天骥:中大让我学会做人,做学问,这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当然,也给了我一个家,我太太也是中大毕业,她比我低一年,是我中文系师妹。我的儿女也都是在中大出生,中山大学就是我的一切。现在学校100周年校庆了,我也要回校参加活动,最近非常忙。  

  谈治学与育人:

  融会贯通做学问,勿怕“输在起跑线”  

  记者:您一直倡导学问要融会贯通,能否举例您是如何用戏曲来解读唐诗?

  黄天骥:我的书全部都有“创作”两个字。我学古代文学目的是古为今用。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目的是希望能够为今天的文艺创作服务。我新出的《唐诗三百年》,原名也叫《唐诗创作论》,后来出版社改成《唐诗三百年》。

  如何用戏曲来解读唐诗呢?比如《三吏》是唐朝诗人杜甫创作的三首诗,即《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其他两首诗,官吏都出现了。而唯独《石壕吏》,题目叫“石壕吏”,但是吏没出现。全首诗里有一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吏呼一何怒!”怎么怒呢?没讲。“妇啼一何苦!”讲了很多,“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都是老太太自己诉苦。

  下面紧接着,老太太提到,“室中更无人”。怎么会自己说室中无人呢?肯定是吏问你家里有人没有。老太太刚说没人了,但接着说,“惟有乳下孙”。肯定是吏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问她这不是有人吗?她才回答有个孙子,可是她说了“惟有”,就是只有一个孙子。这就和她下面的哭诉又矛盾了,“有孙母未去”,有孙子的母亲还在。这肯定是吏层层逼问,问她,你有孙子肯定有媳妇,媳妇去哪了。她只能回答,“有孙母未去”。吏知道媳妇在,肯定问了她为什么不出来?才有了老太太接下来的哭诉“出入无完裙”。

  这就很有戏曲画面了,可以把它还原成一本戏曲。这诗和戏曲不就可以融汇贯通了吗?当我研究戏曲的时候,我用诗词的眼光,当我研究诗词的时候,我用戏曲的眼光把它贯通起来。

  记者:您研究《西厢记》的时候,又是怎么用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的?

  黄天骥:当我理解《西厢记》和《牡丹亭》时,我分析到一些场景都是具有诗意的,这个诗的意境,味道要传达出来。我也出了一本《牡丹亭创作论》。我要认真理解它某些唱词,是怎么曲折表现出它内心的一种思想,这个是诗的语言。戏曲的曲本身就是一种诗词。

  所谓诗词就是抒情,往往在传统的优良的戏曲中曲的部分就是抒情。像《牡丹亭》的“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全是诗词。如果我们用诗词眼光,就是要非常细心剖析其当时的内心状态。

  《西厢记》里,莺莺写了一首诗邀约张生。“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傻乎乎的,“拂墙花影动”理解成跳墙过来。其实人家叫他“迎风户半开”,让他从门进来。他傻傻地跳墙过去,结果一抱抱到红娘,抱错人了。张生虽然很聪明,但人在谈恋爱时会犯傻,喜剧就这样出来了。如果用诗的眼光去判断莺莺的词,联系到一系列的戏剧情节,把它融汇贯通,对现在的创作也是很有帮助的。

  后来,很多地方戏把唱曲作为说话那样写,一点也不美。粤剧有个好处,它往往有一首主题曲,就是诗歌的写法,潮剧也是这样,不像京剧有很多日常的用语。

  记者:在《中大往事》里,您写了很多名师。您本人也是国家级教学名师,您认为大学生应怎么样听课呢?

  黄天骥:我读书时,有些老师讲课讲得很好听,我很用心。考试的时候很有用,等考试完以后,我也忘了,尽管他讲得很好。

  我的学生肯定也是这样的,当考试完了以后,他们肯定都不记得我讲什么。而且我听课的时候不太做笔记。比如说你要考我李白是哪年生的,我记来干什么?我当然知道,我一查辞典字典就知道。等到老师讲课,他肯定会说李白是出生于多少年,那我不记。

  读大学求的是智慧,大学老师给我们的是智慧,通过老师和学生的交流。老师必须要认真备课,尽管你知道学生未必记住你什么,但是你要把你的思想的方法贯穿在你讲课的内容,让同学们在听课里面得到启发就够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没有研究,你对某一个问题研究不深,讲出来同学就不会动脑筋记住。所以,大学教师需要科研,但是大学教师无论如何教育都是第一位的。我们不同于社科院,也不同于中学老师,中学老师不要写论文,我们需要写论文,但是不必太多。

  记者:您怎么看现在的教育状况?年轻人应该如何提升自己?

  黄天骥:我的中学成绩一般,我的大学成绩是比较优秀的。人的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没有必要揠苗助长。

  特别是有些人提出了一个口号,“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对中国人民非常祸害的一句话。从传统来讲,学而优则仕,都希望做官。那是唐朝末年,特别是宋朝开始这样搞,倡导“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而中山大学的创办者孙中山先生对我们的要求完全不同,孙中山先生说“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你初心就是要做大事,不要初心就是我将来做省委书记,从小就希望做什么尚书,然后爬到宰相,这本身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大家都不要输在起跑线,于是每所小学、中学不断考试,学生一点活动和思想的余地都没有。各所学校考试排名、分档次,学校考生多少名考上清华北大一个档,多少名考上中大一个档,校长为了出成绩,办法就是压着你读书,考试考到学生麻木为止。

  现在教育部门慢慢开始扭转了,希望能看到成效。我看自己的成长经历,所谓后来多少做出一些成绩,跟我中小学考试毫无关系。到了大学,我才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我一到中山大学第一个学期,十三科我都是满分五分。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许晓蕾 实习生 戴银欢

  图片提供:黄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