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短片《面包与小巷》（1970）剧照。资料图
几周前，我第一次在大学里教电影。我已经琢磨过怎么教了，找部短片放三遍，第一遍只播音频，第二遍提供全部的观影体验，第三遍只播放图像，关掉声音。
朋友推荐了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首部短片《面包与小巷》（Bread and Alley）。我一看就感到适合，时长刚刚好，没有对话，开头的配乐美国学生一定很熟悉：基于披头士（Beatles）的一首老歌《生活还在继续》（Life Goes on）。不仅如此，在《阿巴斯谈电影》里，导演本人回忆过年少时在暗夜里听收音机的情景，他会在脑海里给这些声音配画面——这或许是他无穷想象力的源头。
我们就真的听起了《面包与小巷》，学生们很棒，不仅立即听出披头士的音乐，还指出了重新混合的打击乐——似乎在暗示喧嚣。他们听到了气势汹汹的犬吠，听到了轻微的抽泣，听到了车水马龙。他们想象有个人可能是刚刚从家乡来到一座大城市，感到迷惘甚至恐惧。
看第二遍的时候，电影的画面带给他们惊讶：这不是什么大都市，而是悠长、狭窄的巷子；没有车水马龙，只有偶尔过路的驴车或马车；主人公并非成年人，而是个孩子。但除此之外，他们的直觉近乎准确，这个孩子被巷子里的狗吓坏了，一动也不敢动。
我本来准备的说辞是：希望这节课之后，我们观影的方式会跟以前完全不同。我不知道这些练习对学生的影响有多大，但我开始把“听电影”变成一种习惯——先听，先想象画面，而后再看，享受画面带给我的惊喜——久而久之，我也愈加关注电影里的声音乃至声音本身。
我这代人小时候还听过收音机。收音机和今天的播客不同，播客更多是谈话类节目，要你关注内容本身，以前的电台什么节目都播，比如球赛直播。在1975年的电影《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里，麦克墨菲动员病人，要求大家投票表决，让护士长尊重民意播放棒球世界锦标赛，但即便争取到足够的票数，护士长却说表决时间已过，不愿打开电视。于是，麦克墨菲播报起想象中的球赛：“科法克斯投球，投出去了，球飞向中间地带，是安打！普林斯绕过一垒，冲向二垒，球已经飞入右中外野，戴维斯飞速去拦，他接住了！……”病人们被他的“播报”深深吸引，挨个坐到电视机前的凳子上，盯着黑色的屏幕，为脑海中的画面而激动、鼓舞。护士长被激怒了，勒令他们停止。
护士长有理由生气——当病人们动用想象力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不再接受管制，这直接违背了疯人院的规章制度。而自由和快乐，就是麦克墨菲渴望为病友们争取的明天。
以前的小说常会写：老人死的时候，桌上的收音机还开着。在近些年，同样的情节或许衍变为：老人死的时候，家里的电视机还开着。我隐隐觉得，听着收音机死去和看着电视死去不太一样，前者要求你想象，后者则不需要，我不知道哪一种对孤独的老人更为残忍。
我们这些年轻健康，五感健全的人何其有幸，可以随意切换体验世界的方式。然而，我们虽有这么多感官，却过多依赖视觉。很多时候，倘若不闭上眼睛，我们就无法聆听。（造物者也很有意思，我们的五官只有眼睛和嘴巴可由我们随时关停，似乎也是某种暗示？）
在爱荷华念书的时候，有位同学坚持了一个月的“沉默治疗”，换句话说，他长达一个月没有讲过一句话。我不知道他要通过这个方式治疗什么，但倘若我们时不时在醒着的时候合上双眼，或许也可以听见更多。我指的不是聆听别人的言说，而是倾听我们环境里的声音。
我在去学校的路上这么试过，只有在人行道上，当我感到百分百安全的时候，我才闭上眼睛，原地站着，停留一会儿，而后再睁开双眼。我已经在洛杉矶住了四年，其中两年在现在的街区，我原以为自己已经熟悉了这附近的道路。然而，直到我闭上眼睛，才发现这里如此陌生。脱离语境，我听不懂远处或近处的人的呢喃，汽车开得好快，连公交车的声音也不一样，唯一听惯了的声音竟然是乌鸦的叫声。
我没有在其他城市尝试过这个实验。很多人说世界上的大城市变得越来越相像，说纽约和上海看起来有诸多相似，但我说，你若找个街口合上双眼，很可能会发现，这些城市听起来完全不同。
不知道仅仅是我，还是人类进化的规律，声音能够更直接地激起我的身体反应：恐惧，放松，思念……我相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原因不是其他，而正是听见这一口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