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丹桂飘香，这个季节的上海无疑是最具艺术气息的。
随着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这场艺术的盛宴不仅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无尽的活力，更让上海在国际艺术舞台上闪耀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历史上，上海以毗邻昆剧发祥地的优势，成为中国戏曲的重要码头。在上海，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商船会馆就有一座八角形的古戏台，名甲东南的豫园也有一座打唱台，但上海作为近代史上的戏曲中心的发轫，则是从清咸丰年间一座名叫三雅园的茶园起步的。
一
1843年后的上海，随着其商业经济崛起，迅速吸纳四方移民。这个居江海之通津的码头，后来居上，成为继扬州、苏州、杭州以后的江南戏曲中心。
清咸丰元年（1851年），上海首家营业性戏园——“三雅园”正式开张。
据《上海通志》第十八卷介绍：“清咸丰元年，上海县城小东门县前街开设最早的戏园三雅园。”昆曲早在明万历年间就在上海松江一带流传，三雅园的开张，标志着昆曲演出进入商业化时代。
县前街即今天的学院路。又据《南市区志》介绍，戏院院址在上海县署西首（今四牌楼路处），由顾姓住宅改建而成。沿街是八扇门的高平房，进门有小花园，戏台建于大厅中，台前置红木桌椅，观众围坐方台边喝茶边看戏，既参照了北京戏园的格局，还有上海地方特色，融入了市井烟火气。
清光绪初年的《沪北竹技词》有诗云：“丹桂茶园金桂轩，燕歌赵舞戏新翻；人人争看齐称好，闲煞笙箫山雅园。”此“山雅园”即“三雅园”。
1890年9月18日的《申报》写道：“三雅园除演出昆剧外，兼营酒菜，不仅有另备戏宴席，亦可随意小酌。酒宴既可设包厢之中，也可设楼下官厅之内。观众尚可点戏，且可招请艺人待酒。”这就是上海滩早期戏园的真实写照。
这座上海史上最早的戏园，在县前街存在了3年，毁于咸丰四年正月初一（1854年2月17日）的小刀会起义。
咸丰九年（1859年），在小东门外沼浜，仍沿用原招牌重建，又称“新三雅”，园前的街也叫戏馆街，即今龙潭路。
同治三年（1864年），三雅园昆班陆吉祥，与人合营在石路（今福建中路）建立戏园，称为“老三雅”，亦叫“石路三雅”。同治十一年（1872年）迁广东路一茶园，1912年6月再迁到汉口路，翌年3月谢幕。
三雅园几经易主易地，前后60多年里变迁不断，但主演昆剧的情怀不变。
这块石碑在1912年上海伶界联合会成立时立于该会会址。原由两块黄灰色花岗岩石拼接镶成，长202厘米，宽61厘米。上阳镶橫书“伶界联合会”。石匾四周围饰十厘米宽之阴镶回纹图案。文革后期迁到蓬莱公园内西墙角之假山上，当作阶石。2005年6月征集入馆。（海艺存珍——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馆藏珍档特展）
二
在三雅园问世后15年，上海出现了第一波办戏园的高潮：清同治五年（1866年），英籍华人罗四虎看到了戏曲演艺市场的前景，在五马路（今广东路）当时的宝善街靠近靖远街处仿建了一座京式戏园——“满庭芳”。
这种京式戏园，其构筑是方形双层楼房，戏园的舞台呈正方形，上、下场门正对观众，乐队池位于其中间。观众席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设正厅、包厢、花楼三个等级。正厅居中，两侧边为包厢，它们被分隔成若干个小包厢，内摆4至6个座位。包厢尽头靠近后台的席位称为花楼。楼下观众席分官厅、正厅及边厢三个等级，正中为官厅，内置方桌和圈椅。稍后，列长凳为正厅席。两侧为长方形的边厢。戏园除供香茗外，还有水果、干果，戏至夜半还有汤面、肉面等夜点供应，是名副其实的娱乐场所。
清同治六年（1867年），满庭芳作为上海英租界第一个戏园开张了，生意极为兴隆。这个戏园带来了示范效应。满庭芳之侧，近代企业家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创办丹桂茶园。他曾在朝为官，又精于经营，很快就打败了满庭芳。据说，当时只要声明去“丹桂”看戏，租界巡捕即允许夜间通行。
在同治、光绪时期的上海滩，由京、津南来的皮黄兴盛一时。当时报纸写道：“沪人初见，趋之若狂。”除前面所述的满庭芳、新老丹桂外，又有升平轩、金桂轩、宜春园、攀桂轩和同乐园等几大京班戏园相继崛起。据资料显示，清同治中期至光绪末，上海先后开设的戏园不下50家。
为什么会有如此兴旺的戏园？因为当时上海的戏班与戏园系合为一体的演剧实体，所谓的“有班必有园，无园不成班”。但至关重要的是，上海有市场，上海有巨量的京剧拥趸。
三
19世纪末，上海的戏园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据资料显示，清末上海滩大大小小的戏园达到100余家。
上海对京剧的发展功不可没。清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初二的《申报》《图绘伶伦》一文写道：“京剧最重老生。”这是迄今所发现的“京剧”一词最早的记载（之前称皮黄戏或平曲等）。
上海京剧界为了争取观众与市场，在服饰及舞台美术上下功夫，推崇连台本戏，逐渐便有了京师平曲与海派平曲之说。张乙庐在《老副末谈剧》中云：“平曲初无京、海之分……自潘月樵创《湘军平逆传》，夏月润之《左公平西传》继之，争奇斗胜，延江湖卖解之流，授以刀剑刺击之术，名曰特别武打，而上海派之名，仍渐闻于耳。”由此可见“海派”一词的迄始。
哀梨老人在《同光梨园纪略》序中写道：“继而愈来愈久，长江数千里，上至武汉，内及苏杭，远去闽粤，甚至湖南之常德郡亦有京班足迹，应以上海为根本。”上海，成就了京戏的市场地位，正如旧时京剧伶界的一句口头禅：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赚包银。
在京剧迅速席卷全国的同时，也迎来了京剧改良运动，这个运动的高潮有个标志，就是上海滩“新舞台”的诞生，时间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其时，有一批开明的绅士及实业家，看到了戏园对振兴社会的重要意义，想改良剧本、编演新戏，开启民智、以正人心而兴商市。1908年，南市开明绅商李平书、李云书、沈缦云、殷侣樵、姚伯钦等组织了一个股份制公司——振市公司，选中了信成银行小东门十六铺太平码头一块地皮，创办了一座新式戏院。因追求先进设施，并废除场内一切旧习，故冠名为“新舞台”。
66年走了500米左右，上海完成了京剧改良，并开始了从旧式戏园向现代剧场前行的征程。上海图书馆图
新舞台于清光绪三十四年7月建成，共耗资3万元银圆，10月26日正式开张。新舞台一扫旧式戏院茶园模式，吸收西方建筑风格，彻底将传统戏园三面敞开舞台改为镜框式舞台。整个剧场平面为椭圆形，又将观众席的方桌、茶座一律改为长排连椅，还让观众席逐渐升高，让看戏成为剧场的主要功能。同时，又在剧场管理上进行重大改革，实行卖票制，废除了随意吃喝、红笺召妓、抛手巾、要小费的旧习俗。这是上海第一座近代剧场。开张时，上海道台蔡乃煌等官员及绅商学报各界人士前往祝贺观剧。
新舞台的落成标志着京剧改良运动进入高潮，一批有志于京剧改良事业的演艺人员进入新舞台，其中坚力量有夏氏兄弟和潘月樵。夏氏兄弟为首批来沪著名京剧老生夏奎章的儿子。他们是夏月恒、夏月珊、夏月润及夏月华。
新舞台正式开幕，对传统京戏的推陈出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排演的新剧有《四收关胜》《八戏迷传》《新荡湖船》《卖橄榄》《目莲救母》《血手印》等等。1912年的《民立报》有文赞赏：“皆足动人耳目。”他们排演的连续剧时装新戏《新茶花》久演不衰。
1912年2月，夏月珊、潘月樵向国民革命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申请创立上海伶界联合会。3月11日，孙中山复文批准并题赠“现身说法”匾额。这便是现方浜中路上“梨园公所”的来历。
辛亥革命前后，新舞台还演出过不少宣传革命与反帝反封建的时装新戏，如《潘烈士投海》《黑奴吁天录》《黑籍冤魂》《中国国会万岁》等，成了近代文明戏的重要发祥地。新舞台曾留下很多文明戏演员足迹，如欧阳予倩、刘艺舟、王钟声、陈秋风、汪优游、徐卓呆、查天影、夏天人、林如心、沈冰血等。这些文明戏迅速地影响到全国各地，也确立了20世纪上海在国内演出市场的地位。
新舞台的出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剧场发展，从此，新式剧场日渐增多，旧式茶园急遽衰落。此后的上海，新式剧场相继涌现。始建于1911年的丹桂第一台老戏单、始建于1912年的天蟾舞台老戏单等，让观众全面了解海派演艺文化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海艺存珍——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馆藏珍档特展)
新舞台不仅是京剧改良与文明戏传播的阵地，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舞台。孙中山先生曾多次亲莅新舞台观戏、开会、演说，还亲书“警世钟”条幅，赠给新舞台全体人员。
新舞台的影响波及全国，上海各茶园竞相模仿，兴建新式剧场，并改称舞台，先后有文明大舞台（1909年）、风舞台（1910年）、丹桂第一台（1911年）、新新舞台、美舞台（1912年）、天蟾舞台（1916年）、亦舞台、沪江舞台（1917年）等。至1917年，上海最后一家旧式茶园“贵仙茶园”歇业。此时，距新舞台创办不到10年，完成了从传统的茶园到现代剧场的蜕变。
筹建于1907年的“新舞台”，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国人自建的新式演剧场所，由京剧艺人夏氏兄弟（夏月恒、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与沪上绅商为创导戏剧改良，振兴南市华界而合股集资建造。剧场坐落于上海南市十六铺外滩老太平码头附近，面临黄浦江，后通里马路（今中山南路）。当时的“新舞台”在建筑风格和布局上，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老式茶馆剧场，而是大量参考了欧洲和日本的新式剧场。(海艺存珍——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馆藏珍档特展)
从县前街的三雅园到十六铺太平码头的新舞台，其间66年。两者位置都在华界的老城厢，直线距离500米左右。66年走了500米左右，上海完成了京剧改良，并开始了从旧式戏园向现代剧场前行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