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艾琳（华东师范大学）
据11月7日红星新闻报道，近日，贵州被拐26年当事人杨妞花，因为直播带货引发网友质疑。部分网友批评杨妞花利用不幸经历吸引流量和收入，称其“消费苦难”；但也有观众认为，她有权选择带货谋生，并无不妥。
杨妞花的被拐事件发生在1995年，当时她年仅5岁，来自贵州的她被余华英拐卖到外地。在被拐期间，杨妞花的生活遭遇了极大的困境，她与家人失联，直到2021年才通过警方的努力成功与家人重聚。这一事件广泛引起社会关注，并且成为反拐卖案件中的一大焦点。
随着“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受到持续关注，杨妞花的抖音账号已突破260万粉丝，她坦言，当前所拥有的流量是很好的带货条件。同时，杨妞花认为，通过合理的商业活动，她可以更加稳固自己的生活基础，以更好的状态参与反拐活动。在她看来，带货并不代表背弃公益，相反，经济独立可以帮助她实现更多的自我成长和社会责任。
此外，杨妞花也提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不紧张，直播带货并非迫切的经济需求。她表示，在直播中收到过多礼物带来了压力，最终选择关闭了送礼功能，并决定将所有的打赏款项捐赠给“宝贝回家”寻亲平台。
公众对杨妞花直播带货的质疑，主要源于两方面的情感：一方面是对社会正面形象名人的公众期待，尤其是对她道德行为的高要求，另一方面是对直播带货这一行业的普遍负面观感。
这种具有情感“洁癖”的公众期待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社会普遍推崇节俭、简朴和道德自律的生活方式，表现为对物质享受的鄙视，强调精神和道德的高洁。例如，袁隆平老先生在车展现场，仅多看了两眼奔驰，一些网友就直接将该车划到了袁老名下，最后更是演变成“袁老拥有几辆豪车”的审判。
同样，杨妞花的故事让公众对她寄予了更高的道德标准，这种期待在某种程度上将她的行为框定在一个狭窄的道德范畴里，认为她应该将自己有限的影响力全部用于公益事业，而非商业化。即便她通过合法的带货方式谋生，这种行为在一些人眼中仍然显得不合适，甚至被认为是在“消费苦难”。
其次，直播带货的暴利和李佳琦和三只羊等大主播的“塌房”，给观众带来了负面观感，产生了对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问题、营销不透明以及过度商业化的担忧。因此，公众往往将对直播带货的本能反感与杨妞花的个人形象联系起来，认为她作为受害者应当避开这些争议，而非参与其中。
过度的道德要求和对直播带货行业的偏见，应该让位于对个人选择的尊重。成为“反拐代言人”之前，杨妞花首先是她自己，她有权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尤其是在没有违背法律和伦理的前提下。事实上，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普遍的商业形式，能够为她提供稳定的收入，这为她更好地开展公益事业和生活提供了基础。
受害者不仅应该被允许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应该有权选择如何生活。杨妞花的故事展现了从痛苦中重生的力量，她有权通过任何合法途径实现自我价值，这种选择应该被尊重和理解，而不是被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