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9日，作家张纯如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才华横溢，因《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声名鹊起，以“一个人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全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却在36岁时受困于抑郁症而选择轻生，令人扼腕。
斯人远去二十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约请张纯如的旧友、母亲，撰写文章、口述历史，纪念她离世20周年。
张纯如，这位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不应被历史忘却。
兰迪·霍普金斯（Randy Hopkins）是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历史系顾问、律师。2016年，他将对刊物《日本回声》的研究撰写成一篇46页的论文——《南京回声：〈南京浩劫〉辩论中的虚构、偏见与幕后推手》（以下简称“《南京回声》”），论文指出日本外务省是大部分对张纯如“大批判”的幕后推手，资助并推动了旷日持久的抹黑、丑化张纯如及其著作的“公关”活动。该文的主要内容于2017年发表在《亚洲时报》上，中文版首刊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年第四期（孙远帆、程以克翻译，杨夏鸣校译），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以《抹黑张纯如〈南京浩劫〉：日本外务省为期十年的“公关”活动》为题进行转载（2024年3月30日），引起读者广泛关注。
下文是兰迪·霍普金斯与张纯如母亲张盈盈关于《南京回声》的进一步探讨。
兰迪·霍普金斯
张盈盈：2016年，我收到了您的论文《南京回声》，一篇40多页的文章。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该论文非常令人信服地反驳了几位历史学家对张纯如《南京浩劫》的不公正批评。2017年，论文主要内容发表在《亚洲时报》上。现在，阅读您的全文，我本人认为这篇论文对于揭开这个问题的面纱和纠正对张纯如的书的批评仍然具有相关性和价值。您能告诉我们促使您在2016年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吗？
兰迪·霍普金斯：这件事的开始是非常偶然的。在受到波特兰州立大学东亚历史课的启发之前，我从未写过历史论文。当时，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我知道一件事，而其他人都不知道，即《日本回声》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篇文章是代写的。当我开始研究《日本回声》时，就像拉扯毛衣上的一根松线一样——一个更大的故事展开了。
张盈盈：您的意思是你开始研究的原因是您在《日本回声》上发现了一篇代写的文章。您提到的那篇代写的文章是《唤醒旧伤》吗？
兰迪·霍普金斯：是的，是《唤醒旧伤》。几年前，当我正在阅读库克斯（Alvin Coox）的所有作品时，我读过《日本回声》这本杂志，这是很难得的。当然，我早在几年前就读过张纯如的书，就在它出版后不久，但我最初对《日本回声》的兴趣只是库克斯而不是南京本身。由于我对库克斯的写作非常熟悉，所以我很快意识到它是代写的。直到2016年我受到启发开始写作之前，我从未想过要用这些知识做任何事情。一切都从那时开始展开。
张盈盈：您在论文中详细写了傅佛果（Joshua Fogel）如何攻击张纯如的《南京浩劫》一书，并一对一地反驳了他的说法。您能描述一下当您第一次读到傅佛果关于张纯如的书的论文时的感受吗？
兰迪·霍普金斯：我感到震惊，不仅是傅佛果，还有参与攻击张纯如和她的书的其他历史学家。他们都是技艺高超的专业历史学家。我对他们的其他学术著作没有批评，但他们放弃了专业精神，采取了反张纯如的议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创作了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作品，也许是他们唯一真正糟糕的作品。
张盈盈：在翻译您的文章时，译者也做了一些研究。他们很难获得库克斯的《虎年》这本书。只是想知道您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如您在论文中所说，对他们来说也是如此：《日本回声》上的文章《唤醒旧伤》似乎不是库克斯写的。您能否对此发表评论？
兰迪·霍普金斯：我在波特兰通过图书馆馆际互借获得了《虎年》。我几乎已经阅读了库克斯写的所有文章的内容。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事历史学家，我喜欢他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库克斯不可能写出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劣质《唤醒旧伤》。我引用了《虎年》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文章，它反映了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之后的困境。他们所想、所希望的伟大而最终的胜利，只不过是又一步踏入了无底的深渊。他们不得不继续陷入灾难。
《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盈盈：从你的文章来看，您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来调查对张纯如书中的不公正指控。请告诉我们您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做了多少努力？
兰迪·霍普金斯：我是一名退休的法庭辩护律师，所以我知道详细研究的重要性。每一次证据的发现都会导致另一条研究道路。我断断续续地为此工作了一年多。对我来说，能够为我所说的一切提供权威性的证据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注释。
张盈盈：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您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尽力保持中立立场；我们钦佩您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并给出公正且合乎逻辑的评论。对吗？
兰迪·霍普金斯：是的，我尽力保持客观。我面前有傅佛果的例子，说明当学者将自己交给政治“议程”时会发生什么。我还相信，如果我们能发现到真相，它不仅比小说更奇怪，而且比小说更好，更戏剧化，更悲惨，有时也更有趣。
张盈盈：由于这篇文章是几年前写的，请现在发表您的评论。您认为日本在处理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
兰迪·霍普金斯：就日本而言，我注意到的一个变化是，外交部将原来的《日本回声》网站从互联网上撤下了，这使得人们很难像我一样可以追踪它的痕迹。在外交部放弃使用《日本回声》的标题并放弃与该标题的联系后，有一个名为《日本回声》的新网站，但它与日本外务省没有联系。据我了解，新版本的《日本回声》是由私人基金会支持的。我认为新的《日本回声》没有关注过张纯如和南京的事件。
张盈盈：听说您想在美国大学的学术历史期刊上发表这篇文章遇到了一些困难。您愿意与我们和读者分享这段经历吗？
兰迪·霍普金斯：没有人愿意发表它。我对此没有介意。大多数美国学术期刊都会寻找大学教授撰写的论文。我是谁？我很高兴《亚洲时报》发布了我这篇文章的短版本，目前它仍在网络上。如果我今天能再做一次，我想会有更多的出版机会。我鼓励其他作家在遭到拒绝时不要绝望。
张盈盈：也许正如你所说，原因之一是这些期刊只发表大学教授的文章。但据我所知，日本政府和企业向北美学术机构花费了大量资金或“赠款”。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每年在“公共关系”上花费5亿美元。日本企业以“研究补助金”的形式资助美国大学或学术机构的东亚研究，这是众所周知的。各学术机构的东亚教授得到了这些支持，就不敢批评日本了。这是为什么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60年里，直到张纯如才出版一本详细描述这个暴行的书。最近，一位哈佛大学教授（三菱讲座教授）声称“慰安妇”是有薪金并自愿卖淫的！这种说法（在一篇提交的研究论文）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你的文章《南京回声》写得很好，研究得很透彻，不能在美国大学的学术杂志发表，我并不感到惊讶，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议程！无论如何，我很高兴您的这篇《南京回声》的摘要能发表在《亚洲时报》上。
兰迪·霍普金斯：我确信日本政府在美国学术界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影响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特别是常春藤盟校的学者。我不熟悉您说的哈佛大学教授的事件，但2016年2月16日，日本驻波特兰总领事在波特兰州立大学发表演讲时承认，“慰安妇”问题涉及“性奴役”。我在那里。这是日本政府的另一项改变，尽管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张盈盈：张纯如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她是一名调查记者。尽管如此，她还是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她的著作《南京浩劫》得以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有趣的是，你是一名律师，也不是专业历史学家。您对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用了数百个注释（就像张纯如在她的书中所做的那样），表明非专业人士仍然可以像专业历史学家一样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甚至更好。历史学家没有理由根据研究人员是否来自哪个领域来批评他的作品。最重要的是看最终的研究成果！
兰迪·霍普金斯：我完全同意，并鼓励其他非学术历史学家从张纯如的例子中得到启发。在某些方面，像张纯如这样的非学者可以比“学院”里的人做得更好，因为他们不受学术政治的限制。一位与受人尊敬的傅佛果及其盟友较量的大学教授可能会面临负面反应（可能由于他的政治信仰不同），像张纯如这样的非学术历史学家可以更自由地寻求和揭示真相，不受此类担忧的阻碍。在我看来，这就是纯如信仰“一个人的力量”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张盈盈：您写道，《日本回声》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抹黑《南京浩劫》一书甚至丑化张纯如，您认为这些努力成功了吗？
兰迪·霍普金斯：一部分。我举瑞纳·米特（Rana Mitter）为例，他以前在牛津大学，现在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米特最初表示张纯如的书“有力量、令人不安且重要”，是“极其严肃的作品”。这是精装版《南京浩劫》一书他的推荐词。2013年，米特出版他的新书，书名颇具讽刺意味——《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张纯如和她的书几乎被米待忽视了。相反的，米特两次称，傅佛果（Joshua Fogel）等作家已经为南京大屠杀确立了“历史上有效的辩论参数”。这种“象牙塔”式的宣言，试图限制辩论或将像张纯如这样的历史学者踢出去的做法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没有人能够垄断真相。米特将曾进行过如此多人身攻击的傅佛果提升为历史界的守门人，这一点尤其令我震惊。
张盈盈：在您看来，为什么诽谤取得了一些成功？
兰迪·霍普金斯：我确信纯如书中的“微小错误”产生了影响。我所说的“微错误”是指错误但无关紧要的事实。许多反张纯如的作家以此为借口，否定了她的整本书。我还怀疑傅佛果在《使情况复杂化》一书中暗示纯如在她的《南京浩劫》的标题中使用“Holocaust”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犹太大屠杀受害者的侮辱，这已经产生了影响。学术界没有人愿意与反犹太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如我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许多其他历史学家在撰写有关南京的文章时也使用过这个词，而张纯如本人也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受到了表彰。
张盈盈：事实上，纯如曾受邀到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就南京大屠杀进行两次演讲。整整500个座位的礼堂挤满了人，我也在场。演讲结束后，听众多次起立鼓掌。我不同意使用“Holocaust”一词与侮辱犹太受害者或与反犹太主义有关。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全球犹太人权中心）的主持人亚伯拉罕·库珀（Rabbi Abraham Cooper）直言不讳地支持纯如并给了她巨大的鼓励。纯如在世时，她和她的出版社编辑苏珊·拉宾纳（Susan Rabiner，她本人就是犹太人）反驳了傅佛果的说法，即“Holocaust”只能用于纳粹迫害犹太人。不幸的是，傅佛果在纯如的《南京浩劫》一书中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式找它的错误。
你的文章《南京回声》写于2017年，从那以后你都做了什么事情来打发时间？
兰迪·霍普金斯：当我完成《南京回声》时，我被历史研究和写作所激励，冒着”自夸”的嫌疑，我认为我有一个本事就是找到其他人不易发现的历史证据，这是一种专业素质。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我的家乡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Tulsa，Oklahoma）。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开始研究当时被称为1921年塔尔萨种族暴动的事件（Tulsa race massacre）。我这样做只是出于个人好奇心，想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我对塔尔萨暴行的兴趣使我愿意评估南京暴行。自2017年以来，我撰写了许多关于1913-1923年左右塔尔萨和俄克拉荷马州历史的文章，还制作了一部完整的纪录片，讲述塔尔萨市表面上为寻找现在所谓的塔尔萨种族大屠杀中被埋葬的受害者所做的努力。这部纪录片名为Oaklawn，可在YouTube上免费观看。我的塔尔萨论文可在https：//www.centerforpublicsecrets.org/library/categories/randy-hopkins获取。
张盈盈：从您撰写张纯如和她的书《南京浩劫》的经历中，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兰迪·霍普金斯：有的。我认为纯如在对历史的成就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她对“一个人的力量”的关注——一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任何特定的历史事件，是对世界各地、遥远未来的所有人的鼓励。在此时此地，当如此多的人受到强大机构围困时，这一点尤其重要。我要传达的信息是“振作起来”并“开始努力”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