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应该思考，是否可以在自身的ESG体系中率先摒弃投资人或股东权益至上的传统理念，领先西方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如何完善自己的ESG体系，如何建立平行的评价体系

文｜郭栋

21世纪以来，社会责任投资逐渐系统化，许多组织和机构开始制定相关标准和框架，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地将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视为重要的投资考量。因此，社会责任投资逐渐演变成为更具体的环境、社会与治理，也就是ESG投资。

ESG里程碑：成为投资决策关键指标

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一份名为《赢家关切：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纳入资本市场的推荐方针》的报告，首次提出了“环境、社会和治理”作为评估投资风险和机会的框架，鼓励金融机构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纳入资本市场决策，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升长期投资回报。

之后于2006年发布的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UN PRI）第一次将ESG作为其倡导的核心框架，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升投资者对ESG风险的意识。截至目前，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已经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资产管理公司、养老基金、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加入，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00万亿美元。

近些年来，ESG概念得到了进一步推广。2015年，联合国发布了大家熟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也增强了全球对ESG的重视。与此同时，投资者和企业开始采用如全球报告倡议（GRI）和可持续会计标准委员会（SASB）等ESG相关报告标准。

为了吸引国际投资者，同时提高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发展中国家及企业开始相继关注ESG，自发或根据本国监管部门要求提供ESG数据，与责任投资标准接轨。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环保、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更严格的政策。例如，2015年发布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系统地提出发展绿色金融框架，为ESG投资奠定了政策基础。

此外，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等目标，进一步推动企业采取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措施。在监管层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机构早在2008年就呼吁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环境和社会责任信息，而在2021年发布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准则》中明确提出了自2022年起，主板上市公司需要在年度报告中强制披露ESG相关内容。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也相继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和ESG的指导文件，推动上市公司发布相关报告。

除了监管层面，中国国内的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倡导ESG投资。一些大型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特别是签署了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 PRI）的机构都开始投资决策中融入了ESG原则。企业不仅为了满足监管要求和投资者的需求主动采取ESG政策，同时希望通过重视环境保护、员工福利和社会贡献，提升品牌形象和客户忠诚度，回应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切，控制气候问题所带来的运营风险，增强市场竞争力。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加快，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在海外新兴市场或西方发达市场也需要主动践行、推广更高的ESG标准。

西方质疑：合法性、经济影响、政治动机

然而就在中国对ESG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的时刻，西方针对ESG却开始产生大量质疑。这些质疑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主要集中在对ESG的合法性、经济影响及其潜在的政治动机上。

保守派政界人士认为ESG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工具。比如，ESG在其“社会”方面的内容经常涉及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又会涉及企业如何处理性别平等、种族多样性等问题。很多政界人士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政治干预，是在将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强加给企业与投资者。

在美国，许多州立法机构认为ESG倡导的社会政策以及推广背离了公司应优先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传统目标或主要商业目的，将非财务因素置于经济回报之上，甚至会引发文化运动。包括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在内的多个共和党主政的州公开反对ESG投资，并出台法律或政策，限制州政府的公共资金投资基于ESG标准的资产管理公司。

此外，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日益加剧，许多ESG倡导者主张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投资，推动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然而，能源价格的上升和供应链的中断使许多国家开始重新评估其能源政策。比如在欧洲，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导致一些国家重新依赖煤炭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与ESG倡导的减少碳排放的目标背道而驰。这种矛盾也让许多政界人士担心过度强调ESG会损害能源行业，尤其是化石能源行业的利益，削弱本国经济的竞争力，甚至威胁本国的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

ESG在政治上的反弹同时涉及国际竞争等因素。随着中美两国的经济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界人士认为，美国企业和投资者如果在ESG领域采取过于严格的标准，会导致美国企业承担过高的合规成本，削弱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由于这些原因，很多企业在公开表达ESG承诺时变得谨慎，主动选择降低ESG相关活动的透明度，减少在ESG方面的宣传。

比如，ESG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压力日益加大，将ESG报告更名为可持续发展报告能使公司在法规审查中显得更加宽泛，降低合规成本和潜在的法律责任，因此沃尔玛就将其“ESG报告”更名为“可持续发展报告”。

某些大型能源公司，比如美孚、壳牌等在其可持续报告中强调可再生能源和环境保护项目，同时将这些内容标记为“可持续发展”相关项目，而不直接使用ESG术语。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宝马等公司也在其年度报告中采用可持续发展作为标题，以强调其对社区和环境的积极贡献，而不提及具体的ESG评分或评估标准。

尽管这些报告内容依然包含ESG相关指标，但通过这种转换，很多企业试图将焦点从严格的ESG评分转移到更广泛的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上，维护绿色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可以避免与ESG相关的复杂性和争议。

另外，当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性增加，企业通常会优先考虑生存和短期盈利，削减与ESG相关的支出。满足ESG披露要求会增加运营成本，特别是在碳排放控制、员工福利提升、供应链透明化等方面的投入，尤其针对中小企业尤为突出。

很多企业高管和股东认为，过多的ESG投入会影响公司的短期财务表现，因此在ESG投资策略上企业更愿意采取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态度，更倾向于将ESG融入长期业务战略，而不追求短期的ESG目标的完成。例如，在能源价格上升的背景下，企业可能会回归对传统能源的关注以到达控制成本的目的，而淡化可持续发展相关项目。

前景依旧可期，中国应完善自身体系

尽管在西方遇到困难，然而对于未来ESG的发展趋势，依然应保持乐观。

首先，指标的多样性符合人们对物质需求的基本逻辑，也就是经济学上讲的偏好的凸形（convexity of preference）。因为重视多样性，所以大量囤积一种商品其价值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

比如购买一部手机，我们通常选择去配备智能手表、耳机等一系列周边产品进而提高手机的利用价值，这些产品之间是互补的。但如果这时选择购入第二部手机，虽然依然可以带来一定的使用价值，但其提供的价值必然比第一部小。

因此，在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进一步衡量经济、社会发展通常需要引入更多维度的指标。比如发展红利是否惠及更为广泛的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高速的发展是否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伤及下一代的发展权利等。从衡量发展指标多样性的角度看，ESG对于企业践行可持续、对于投资人专注长期、稳定的回报来说依然至关重要，也是必然发展趋势，这一点不应该被否定。

其次，管理学上经常提到，没有指标就没有管理。早期我们面临指标欠缺的问题，包括ESG指标体系不健全，框架不完善。然而现在更大的问题则出现在数据层面，包括大量、长期、有效数据的缺失以及数据的可靠性。

比如，万得数据库中披露ESG报告的沪深300公司最常披露的环境指标包括“是否就气候变化风险进行讨论”“是否是重点排污单位”“是否就气候变化机会进行讨论”等定性指标，且这是唯一三个披露率超过50%的指标。而像“环保超标或其他违规次数”“废水综合利用率”等定量指标的披露率则不到1%。社会方面指标披露情况也类似：“是否有客户反馈系统”等定性指标披露率高，而“兼职人员占比”“供应商本地化占比”“ESG评估的供应商数量”这些更能说明利益相关方福利待遇的定量指标披露率均是零。

类似这种仅有指标，却没有及时、可靠的数据支持的情况是普遍的，严重妨碍政策制定者、公司管理者、投资人依赖ESG指标进行决策、评估进展。如果不得到有效的重视、解决，数据缺失、不可靠将是影响企业、投资人践行ESG所面临的最大障碍，远胜过西方暂时的政治质疑声所带来的影响。

披露率低也因为企业对于专业ESG指标的处理能力尚有所欠缺，需要在理解指标要求时得到更多专业支持。

例如，“碳排放量”是衡量环境指数的关键指标，然而绝大多数公司并没有内部人员熟悉碳排放的计算过程，尤其是细分到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其他间接排放范畴时。另外企业对于许多指标背后的逻辑理解欠缺，导致披露的角度与内容无法契合监管或资本市场关注这些指标本身的动机。

例如，港交所要求披露供应商区域分布的情况，是为了有效鼓励本地化采购，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大部分企业通常并不了解哪些ESG指标对股东、利益相关方、外部评级机构更为重要，所以通常选择披露难度较小、表现较好或非重要的指标。

当然，ESG指标繁多，缺乏统一的标准也给企业披露带来了困难。国内现行的ESG框架就有20多种，KPI成百上千。仅针对沪深300的上市公司，由多家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学术机构颁发的ESG披露指南就有十多种。

而对于三方评级机构而言，由于标准不一，计算方法不同，同时数据均是由公司自愿、自主提供，很少经过第三方验证，导致同一家公司在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大相径庭，给投资人以及利益相关方在评价公司ESG方面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ESG的可信度、采用度大打折扣。

最后，ESG投资是否可以带来超额回报这个问题可能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比如，美国市场上的ESG基金跟大盘指数基金基本不存在本质区别，反而因为贴了ESG标签服务费用更高。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ESG基金很多，但ESG基金通常选择的标的与成长性基金没有很大不同。比如，2020年表现较好的一家ESG基金，前十大持仓中包含六家白酒公司。当时正值白酒行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许多西方的ESG标准首先剔除的就是酒类企业，另外还有武器制造企业、赌场经营业等。当然中西方文化不同，ESG标准的制定也需要因地制宜，但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持白酒企业普遍获得更高ESG评级。

关于ESG回报率的学术研究很多，但目前没有可靠的经济学、金融学文献表明整体ESG表现与金融市场的超额回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许多ESG单项指标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与某些包括每股收益率，股价、销售额、利润率等市场或内部绩效指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比如，回收再利用，废弃物的减少等会带来成本的降低，利润率的提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绿色声誉、员工认可度也可能间接影响财务绩效。

当然，ESG或可持续的长期属性可能降低了其短期的显著性。大多数现有研究由于数据的限制，普遍关注的是短期的时间框架，这就有可能错误估算ESG投资的长期回报。金融市场对企业的估值体系目前尚未纳入ESG，也没有很好的计算ESG投资回报的投资模型。另外，金融市场对企业的估值通常是建立在长时间的财务利润基础上，然而ESG发展还处在初期，目前还没有足够的、长时间的数据来支持我们验证其长期的回报率。

对于许多投资人以外的利益相关群体而言，获得超额市场回报可能并不是参与ESG的目的。在大国博弈下的今天，我们也许更应该思考是否可以在中国的ESG体系中率先摒弃投资人或股东权益至上的传统理念，领先西方践行可持续或ESG从根本上所推崇的三重底线思维；如何建立自己的ESG体系，如何建立平行的评价体系，而非简单将非财务绩效货币化。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学教授，可持续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