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像（油画，徐悲鸿作）
在学习印度语言文学专业之前，我也没想到我会和泰戈尔结缘甚深。中学时代，我知道的唯一的印度作家就是泰戈尔。当时我最喜欢读《飞鸟集》和《流萤集》，会抄录名言警句用到作文里，枯燥的学习生活也因为这些诗句的浸润而变得清新明快起来。后来我读中文系学东方文学史，再后来进入印度语言文学专业，读了不少印度的文学和哲学经典，接触的作家作品虽多，但最喜欢的作家依然是泰戈尔。而且因为此时对印度文化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对泰戈尔诗歌中描绘的事物和蕴含的思想都有了更深的体悟。
他将神形容为“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他将壮美的泰姬陵描摹为“永恒面颊上的一滴泪”；他将被蒙蔽的“自我”比喻成监禁在监牢里的人，而监牢的高墙是自己筑起来的，“当围墙高起接天的时候，真我便被高墙的黑影遮断不见了”（根据《奥义书》和《薄伽梵歌》所述，自我是内在不变的永恒的精神性的实体，本质上与“梵”或神是一致的。但因为自我被欲望遮蔽，就无法认识真正的自我，达到梵我合一）；他也多次用“他总在走来”，“脚步踏在心上”，“你的快乐充满我的心”等诗句暗示自我与神的合一。越读泰戈尔的诗越能感受到丰沛的生命力与诗人的博爱与包容。也正是因为这种博爱与宽容，他对同样在近代遭受列强侵略与压迫的文明古国中国怀有深挚的感情，一生与中国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他曾于1924和1929年三次来华。其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属1924年那次，距今恰好百年。他甫抵上海，就受到了徐志摩等人的热烈欢迎。之后又到北京，受邀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电影《无问西东》中借清华学子吴岭澜之眼巧妙地展示了这一场景，并借他之口说出“陪同在泰戈尔身边的是当时最卓越的一群人。泰戈尔正在讲‘对自己的真实’有多么重要”。泰戈尔那次演讲的主旨是强调东方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无独有偶，半个多世纪后，季羡林先生也提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时代。
泰戈尔回返印度以后在他创办的国际大学里建立了“中国学院”，并邀请了徐悲鸿等人来学院任教。我们熟知的那幅泰戈尔仙风道骨的油画像就是当时徐悲鸿绘制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泰戈尔多次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并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声援中国抗战。1941年诗人弥留之际依旧深情怀念他的中国之行，在诗中写道：“我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我深深地体会到，哪里有朋友，哪里就有新生。他送来生命的奇迹。”
泰戈尔故居
因着这份对泰戈尔的喜爱和崇敬之情，我想如果有机会去印度，一定要去加尔各答看看泰戈尔纪念馆。2005年我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印度文化事务委员会的资助，赴德里大学访学一年。2006年6月德里大学暑假期间，我订好了火车票，开始了南下和东进之行，先从班加罗尔到曼索尔再到金奈一路往南，之后从金奈转向东北到加尔各答。一到加尔各答，我找好旅馆放下行李，第一站就直奔泰戈尔纪念馆。
泰戈尔纪念馆是由其故居改建的，坐落在繁华闹市区的一角。说来也是神奇，当我走近那一方庭院时，外面的喧嚣似乎都已远去，只余一片沉静与诗意。入眼是满目青绿，绿意尽头是一座主体红色的两层小楼，夹以绿色和白色装饰，典型的英国殖民时期建筑。立柱和拱券是英式别墅风格，门廊和窗户的装饰则是印度式的。这座房子由泰戈尔的祖父建造。泰戈尔家族不仅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婆罗门望族，也是银行业世家，早在十八世纪就和英国人有贸易往来，是当地较早西化的上流家族。泰戈尔的父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进步组织“梵社”的领导人之一，思想开明，为人称道。在开明自由的家庭氛围中，他童年时就展露出了非凡的文学天赋，能即兴赋诗，他的爱好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与鼓励。成年后他和家族中的多数人一样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读法律，但他没有拿到学位，只是肄业。回到印度后他也并未从事法律工作，而是投身于他热爱的写作和教育。
从出生到离世，泰戈尔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于这幢小楼。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出生时的房间和他的卧室。他虽出身富贵，但他的家产和奖金几乎都捐赠给了教育事业，自己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房间的陈设也能看出他生活的俭朴。泰戈尔的生平介绍中可以看到他的家族成员的画像，以及他不同时期的照片。很多照片我首次见到，比如他留学时的照片。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他须发苍苍的老年形象，而这张他正值青年，短发，着西装，目光灼灼，极具穿透力。当然陈列最多的是他的手稿和不同版本的作品。泰戈尔一生笔耕不辍，著述极丰。除了《新月集》《吉檀迦利》这些诗歌之外，他还有长篇小说《沉船》《戈拉》和诸多中短篇小说合集。他的诗作如流岚清泉，让人无经纶之心，息戾天之志。他的小说却如长矛利剑，针砭时弊，广泛关注社会议题，比如批判童婚、寡妇殉葬等落后习俗；再如反对殖民统治，宣扬民族独立，批评狭隘的民族主义等等。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他的这些小说就像精神武器，鼓舞了万千民众。
泰戈尔多才多艺，不止有文学创作，还擅长绘画和音乐。在纪念馆也有不少他的画作和他谱曲的曲谱。这也算参观的一个惊喜。毕竟以前虽然知道他的才艺，但并没有看过他的画。他不是学院派画家，完全是随意所至，自由挥洒。他的画作的笔触、线条和用色都带着诗人特有的浪漫与诗意，介于抽象与现实之间。而且神奇的是看多了会发现画中线条好像有生命一般，有它的节奏和旋律，就像泰戈尔自己所说：“我的绘画就是线条的韵律，诗化的线条。”
从小楼走到庭院，坐在高大的榕树下，遥想当年，也许泰戈尔幼时曾从窗中看着这株大榕树，写下诗篇。也许他曾和兄弟姐妹在树下嬉戏。也许他也曾和学生在这棵树下谈古论今，神采飞扬。
那次参观泰戈尔纪念馆时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他访华的相关介绍和文物，不过这一遗憾现在已经被弥补了。纪念馆已于近年新增了泰戈尔访华的展览，并且很受欢迎。
加尔各答博物馆展品
除了泰戈尔纪念馆外，加尔各答另一个让我向往的地方就是它的博物馆。早在来印度之前我就听说过它的大名，因为加尔各答曾是英属印度政府的首府，大量重要文物都收藏于加尔各答博物馆。
博物馆是两层白色大理石建筑，偏西式风格，呈回字结构，中间是个小花园，四方是拱门和立柱围成的回廊。馆藏文物极为丰富，仅是雕像厅就让我流连忘返了大半天，囊括了不同时代和地域的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造像。其中佛教造像蔚为大观，精品众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公元前2世纪的巴尔胡特大塔，犍陀罗和马图腊造像，笈多时代的造像，不一而足。
巴尔胡特大塔发掘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主持发掘的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康宁汉姆勋爵。关于这位考古学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手拿着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英译本，一手指挥考古发掘的场景（证实了玄奘记录的准确）。这座巽伽王朝（约公元前185-前75年）时期的佛教大塔是早期佛教造像的重要代表，其围栏上刻有一系列佛教故事的浮雕，既有佛传故事，也有本生故事（讲述佛陀成佛前累世修行的故事）。我很容易就辨认出了《鲁鲁本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九色鹿本生》。浮雕中心就是国王等人向九色鹿行礼。再仔细看，原来浮雕右下方是九色鹿在河中驮着一个人，这应该是故事的起始；而浮雕右上方有人弯弓搭箭欲射九色鹿，这应该是被救之人告密，让国王去捉九色鹿，也就是故事的第二个情节。这种故事浮雕的构图形式是将数个场景和情节置于一幅图中，即一图数景。其他几幅本生和佛传故事也都如此。有趣的是这一时期的佛传故事中佛陀的形象尚未出现。因为早期佛教反对偶像崇拜，不能雕刻佛陀形象，所以佛传故事的浮雕中就用菩提树、佛座等来象征佛陀。比如著名的佛传故事《祇园布施》表现给孤独长老用金砖铺地，买下祇园，请佛陀讲法的情节，其中佛陀就用菩提树来代表。
犍陀罗位于古代印度西北部，即今天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这里自古就是东西方的交通枢纽，文化交汇之地。自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发生在犍陀罗的政权变迁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波斯人、希腊人、塞种人和月氏人先后统治过这一地区。其间希腊化王国的统治者和一些上层贵族接受了佛教信仰，之后贵霜王朝（1-3世纪）的统治者也信仰佛教，犍陀罗艺术的繁荣就是在贵霜时期。由于这一地区长期受希腊文化影响，犍陀罗艺术也呈现出明显的希腊化风格，常被称为东西方艺术的混血儿。厅中展出的犍陀罗雕像出自19世纪末的几个考古遗迹，形式极为丰富，既有佛、菩萨的坐像和立像，还有佛传故事等。犍陀罗佛像的特征很鲜明，头顶是希腊式的波浪卷发，长眉如弯月，面目似满月，鼻梁高挺，眼眸半闭，薄唇紧抿，状若沉思，或身着通肩式袈裟，或袒露右肩，手势多为禅定印或转法轮印。相比于佛像的庄重严肃，超凡入圣，菩萨像则多了几分世俗性。有一尊坐着的弥勒菩萨像很有特色，他头戴有珠饰的头巾，脑后的卷发垂于肩头，唇上还有修剪漂亮的唇髭，身披璎珞，宝钏，左臂缠着一条长长的披帛，直垂到腰间。双手放在膝上，做禅定印。他面容俊美，通身华贵气派，就像一个高贵潇洒的王子。由于雕工精湛，雕像的神态栩栩如生。虽眼眸半闭，却总觉得被他凝眸注视，让人不觉驻足赞叹良久。
马图腊曾是贵霜帝国的东都，位于现在印度的北方邦。马图腊艺术几乎和犍陀罗同时产生。与犍陀罗艺术不同，马图腊雕像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崇尚肉感。佛像头顶是蜗牛形发髻，脸颊方圆，鼻头略圆，鼻翼舒张，嘴唇肥厚，穿着的僧衣接近透明，显得身体孔武有力。这种健壮威武的身姿在我国云冈石窟的雕像中也挺常见，特别是那座露天石窟的坐佛就很接近马图腊的风格，连微微上翘的唇角都很神似。想来马图腊的造像艺术一路经西域流传到了大同，再与汉地造像技术结合形成了云冈石窟的独特风格。说到马图腊雕像的丰满和肉感，最有代表的就是药叉女雕像。此处收藏的一组三个药叉女雕像就是其中翘楚，又以左侧《带鹦鹉的药叉女》最为出名。三个药叉女均脚踩侏儒，腰胯处有缎带装饰，体态曼妙，呈S形曲线。左侧的药叉女右手提着方形鸟笼，左肩头停着一只鹦鹉。鹦鹉拍打着翅膀，好像在和药叉女说话，她的头微微倾斜，似在倾听，面上还带着微笑，无比妖娆灵动，好像随时要从侏儒身上走下来一般。
笈多时代（约320-550年）是印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造像艺术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出现了萨尔纳特佛像。萨尔纳特位于现在的北方邦，“圣城”瓦拉纳西附近。萨尔纳特佛像最有特色的是僧衣薄如蝉翼，几近透明，因此被称为“湿衣佛像”。厅中有一尊站立的佛像，僧衣贴体，呈现出水波纹样，是典型的“湿衣佛像”。这种造像风格南北朝时传至我国，北齐著名画师曹仲达（约550年前后在世）所绘制的佛像应该就是这种“湿衣佛像”，被时人称为“曹衣出水”。
除了雕像之外，孔雀王朝历史、绘画、青铜艺术等展览都有不少可看之处，可惜时间有限，我只匆匆浏览了一番。著名的阿育王柱头也只是惊鸿一瞥，没能仔细欣赏。只能说每次旅行总有遗憾之处吧。
加尔各答维多利亚纪念堂
作为旧时的首都，总督府的所在地，加尔各答留存了大量殖民地时代的建筑，其中最壮观华美，一度被认为是城市代表的建筑就是维多利亚纪念堂。这座纪念堂原定于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时建成，不过实际上直到她去世后二十年——1921年，才最终落成。它坐落于胡利河畔，通体洁白，远远看去像一座水上的白色宫殿。纪念堂是文艺复兴风格和印度莫卧儿建筑风格的混合体，主体建筑的巨大白色圆顶和拱门都是典型的意大利古典样式，两侧塔楼的钟式小亭则是莫卧儿风格。
走入纪念堂，先经过入口的大厅，大厅中陈列着和建造纪念堂有关的图片，包括最初的设计，建造过程，落成典礼等等，还有两尊醒目的雕塑，是乔治五世和王后塑像。穿过这个大厅就到了中心大厅——女王厅（下图）。女王厅顾名思义是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正中矗立着一尊高大的白色大理石塑像，塑的是女王年轻时刚登基的模样，头戴王冠，手握长剑。我仰望上方，巨大华美的穹顶如旭日般光芒四射，女王的雕像正好就对着穹顶的中央。穹顶下方的墙壁上镶嵌了十二幅油画，展示女王的生平大事。
纪念堂最有特色的藏品是绘画，这里的画廊收藏了18-20世纪英国和印度画家的大量画作。相比起这些画的艺术价值，其历史价值更加重要。这些画记录了英国统治印度期间的山川风物，人事变迁。可以说一座纪念堂，半部殖民史。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上层统治者如威尔士王子，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海军少将理查德·肯彭菲尔特（Richard Kempenfelt）等人的画像；也可以看到泰姬陵、恒河和伊曼巴拉宫（Imambara）的风景；还有加尔各答的市政厅、总督府等殖民地建筑，特别是加尔各答的港口，可以窥见当日八方旅人、四海货物云集于此的繁华。不过随着印度的独立，英国殖民者的离开，加尔各答失去了以往的政治、经济地位，港口也不再是昔日的第一大港，多少风流，皆被雨打风吹去了。
纪念堂前是一片开阔的花园，芳草萋萋，碧水荡漾，园内有一座拱门，是纪念乔治五世的，其上矗立着他的戎装骑马像。此时已是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在纪念堂前的维多利亚女王铜像上，也洒在乔治五世的塑像上。曾经辉煌的大英帝国已成昨日回忆，只在这些旧日的建筑和藏品中透出微光片羽。
在加尔各答的几天，我体验了老式人力车，乘坐了印度最早的地铁，吃了唐人街的中餐，看了旧时代的建筑，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泰戈尔纪念馆里的欣喜和感动，就以这篇小文纪念泰戈尔访华一百周年吧。
作者：范慕尤
文：范慕尤编辑：吴东昆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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