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演员陶昕然首次担任制片人、监制,并主演的电影《夹缝之间》在全国上映。没有选择大众偏爱的爆款话题,《夹缝之间》关注的是一个经常被忽视且敏感的群体:留守儿童。
“演员作为文化工作者,应该有一种使命,就是为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人们发出声音。”陶昕然说。
此前因出演《甄嬛传》一剧而被观众熟知的陶昕然,这次以一个相对陌生的制片人身份接受了九派财经的专访,展现出与其早期“安陵容”标签截然相反的决断果敢,谈论的话题也不再是塑造角色,而是一部电影如何立项融资、搭建团队及控制成本。
她坦言作为一个电影“新人”,首次担任制片人,需要大量调度管理全局的繁杂工作,而同时作为主演需要全身心投入戏中,为此导演和她一度“爆发冲突”。
以下是九派财经和陶昕然的对话:
九派财经:请问《夹缝之间》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陶昕然:有一次我母亲给我打了一通电话,她是我们老家的教师,那天她告诉我一个孩子被性侵的真实案子,让我深感震撼。后来我也看到很多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感到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们发声。
以往关注留守儿童的电影中,无论是商业片、剧情片还是文艺片,成功案例都不多,为了提高影片的观赏性,我们加入了悬疑犯罪的元素。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走访、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现实中留守儿童在未成年犯罪中占比接近90%,这也是贴近现实的。
九派财经:电影为什么筹备了8年之久?
陶昕然:最初诞生这个想法是8年前,正式立项是在2019年。除了花费时间走访各地的乡村小学进行采风,我们在剧本创作上也有一些曲折。
最初的剧本完全是另一个故事,当时那位编剧已经写了一万字左右,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成本,但是我们感觉还是不对,决定全部推翻重来。原本预计的2020年夏天开机,只能延迟一年,当时正好是投资人给我们转投资款的第二天,我们就告诉人她这个变动,好在她非常理解。
后来,我又找到现在的导演、编剧郭大路,请他重新开始写剧本。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大城市,为了让他深入体验七八线县城的生活,我们在拍摄地安化县的老城区给他租了个房子,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县城生活,最后用了一两个月,一气呵成地把剧本完成了。
我觉得这一切的采风体验,都是非常珍贵的,但是现在很多剧组就会把这一部分掠过,很可惜。
九派财经:您是因为安陵容的角色被大众所熟悉的,为什么从演员转型为制片人?
陶昕然:演员作为文化工作者,应该有一种使命,就是为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人们发出声音。
行业内的演员转型做制片人的成功案例有很多。确实有人会认为,我现在用拍电视剧的片酬,来投资做电影,这样很“愚蠢”。但我还没有达到像有些电影人卖房子、卖车来拍片这种地步。再加上我本身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不是必须要穿金戴银,也可以用20块的帆布包、吃路边摊。
人生那么短,坚持去做一件你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还是挺重要的。
以前大众可能对我的认知还停留在安陵容,可能有人不信任我能演好其他类型的角色,包括行业内给30+女演员的角色也不够丰富。我认为除了去接一些突破性的角色,我也可以自己去创造。
九派财经:同时作为主演和制片人,您的身份转变带来了哪些挑战?
陶昕然:制片人有大量调度管理全局的繁杂工作,而演员需要投入戏中,为此导演和我一度产生“冲突”。
我记得很清楚,2021年的6月17日,我和导演在安化县低配版后海的一家酒吧旁,因为开拍前我一直在处理各种制片工作,他直接跟我拍桌子,非常生气地质问我说,为什么每次跟他沟通,我都一直在讲制片工作,从来没有分析过人物内心、体验角色生活的感受。其实我只是没有告诉他我去米粉摊学做米粉、去学打麻将等等。
当时在场的另一位制片人内心肯定在想说完了,导演跟老板拍桌子了,这戏肯定开不了机了。但我知道正是因为导演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部作品,所以才会没有安全感,我也需要多沟通。
摄影、灯光、美术团队的选取,我都是直接放权,让导演进行选择。因为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我不能因为出了钱,就去横加干预,这种干预并不是良性的。毕竟,整个制作班底都是资深的电影人,反而我是一个电影新人,我需要去不断学习。
九派财经:您是影片的主投资方吗?是如何拉投资的?
陶昕然:我是第一出品公司,投资占比70%。最开始,我只告诉了两三个很亲近的朋友我要做电影,她们和家人都很支持我的职业追求,不过朋友也提醒我要控制好成本,第一步可以小试牛刀,谨慎一些。
在找投资方面,我没有为这部片子奔走呼号,只是和另一位投资人见了一面。当时她因为过敏戴着口罩,我甚至都还没看清楚她长什么样子。我们聊了不到半个小时,她就决定要投资我的片子,后续第二次见面就是签合同。
可能是因为她看到了我身上那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出于信任投资了我的片子。
九派财经:作为制片人,您是如何进行成本控制的?
陶昕然:我可能没有成本控制方面的发言权,为了保障影片质感,《夹缝之间》的成本简直是疯狂超支。
演员方面没有花多少钱,因为我自己没有片酬,其他每个部分,道具、音效、置景等,成本几乎都超支了10万元以上。比如,电影里坍塌的学校,是我们搭建完后做旧,再用挖掘机推倒的,这都是钱;另一个主场景夜宵摊,就是我们把一条建材市场的商铺全部腾空,再给到商户们补偿,然后重新置景的。
这部电影看上去没有多少视效,但为了区分两条跨越20年的故事线,不去用简单的闪回黑白效果,我们设计了很多转场的细节效果。
九派财经:目前电影选角偏向流量的环境下,你会考虑选择一些明星出演吗?选角方面有哪些标准?
陶昕然:我选角的第一标准是,演员的形象气质是否贴合角色、是否愿意为角色付出,他目前是否炙手可热、颜值多高,反而不太重要。
起初在选男主时,选角团队找到了很多帅气的演员,但我觉得男主作为一个小镇青年,首先不能看起来像明星,首先淘汰了一批大眼睛、皮肤白皙的漂亮帅哥。而且,男主必须愿意为了角色晒黑、减肥,最后我们的男主演赵炳锐在开拍前20天,减重了15斤,他每天只吃几乎没有油盐的水煮菜、蒸鱼,然后穿着一条短裤,裸着酒店楼下晒太阳,路人可能会觉得,这剧组是不是来了个神经病。
此外,为了让男主进入戏中阴郁孤僻的人物内心,导演是近乎残忍地让赵炳锐一个人封闭式生活,我们团队每天一起吃饭,但他是一个人单独住在一间酒店,我们尽量都不理他。
九派财经:您和团队如何对这部影片进行营销宣传?
陶昕然:除了参加海内外各类电影节、做路演、预告物料,我还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视频说想做最“听劝”的制片人,有很多网友对海报宣传语等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我们也及时做出了调整。
作为一部中小成本的影片,如何在众多电影中脱颖而出,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我作为这一商品的制作者,虽然自己知道它的质量不错,但为了完成销售,我们还是要完善它的包装和卖相,尽最大努力做好电影的宣传和发行工作。
九派财经:您如何平衡影片的艺术性和商业性?
陶昕然: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以故事为核心,没有太多考虑商业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表演的最高境界是真诚,商业的最高境界也是真诚,所以我们整个制作班底是丢掉了各种方法论,渴望把心掏出来让大家看到。
比如,影响很深刻的是,有一场戏我和片中的女儿相拥痛哭,当时情绪很投入,拍摄现场都凝固了。从商业上来看,那场哭戏肯定可以强烈地调动观众的情绪。但是最终我们都剪掉了,因为那场戏看上去像她和女儿达成了和解,但其实后面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决定以整体剧情的衔接为主。
九派财经:您对《夹缝之间》的票房成绩有何目标和期待?
陶昕然:我自己树立的小目标就是票房能收回成本。目前其实我也很忐忑,我渴望有一个漂亮的结果,一部电影是2万人还是200万人观看,产生的化学反应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和团队已经全力以赴了,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我们都欣然接受。
最后不管《夹缝之间》盈利多少,我都会拿出一定比例去资助留守儿童,尤其是在心理疏导方面。因为我们了解到,目前在衣食物质之外,她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情感上的支持。
九派财经:未来还会担任制片人吗?有哪些感兴趣的题材?
陶昕然:会,这是我的第一步,绝不是最后一步。
我发现,以往我合作过的每一部戏,制作人都是30+的女性,她们对自己非常认真严苛。女性作为制片人,我们既有柔和地处理协调多方问题的能力,也有很强的承压和抗击打能力。包括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太会被困于面前的阻碍。即使要花费十年时间,我只会聚集于努力的过程,我认为如果想实现目标,人的韧劲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未来的题材选择,我还是喜欢现实题材,毕竟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一定是含有时代反思和人文关怀。
图源:剧照
九派财经记者 夏雯琪
编辑 万珮
【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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