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宋元文章学在日本的接受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宋元文章学在日本的接受》

作者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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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文章学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涌现出一批独立的文章学专著，初步形成了包含合理的文道观、辩证的法度观、稳定的范本体系、丰富的文法理论体系、有效的求法示法手段和工具等内容的文章学方法理论体系，或者说文章学范式。这一文章学范式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同时也传播到日本、越南、朝鲜半岛等地，塑造着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文章学思想理论与文章创作，推动着东亚古代书面共同语的形成。虽然近代以来，古汉语文言文的写作逐渐退出了东亚各国的历史舞台，但这一文章学范式的影响力并未就此消失。通过对日本室町（1336—1573）至明治时期（1868—1911）相关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日本对宋元文章学的接受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对文章功能及价值的认同、对中国古典散文范本体系的认同、对中国文法理论的借鉴与改造。

宋元文章学的重要理论内涵之一就是关于文章功能及价值的认识。虽然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但这一观念在宋代理学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宋代出现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等主张都强调文表达“道”的功能与价值，“文以理为主”等说法也强调文章表达思想主张的作用。受宋元文章学的影响，日本学者普遍重视文章写作的价值，并认为与诗歌创作不同，文章创作在表达、传播思想观念方面更加具有实用性，强调文章要“关世用”。

如江户初期，朱子学者以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等为代表，都强调“文外无道，道外无文”，极为重视文章在表达“道”上的功能与价值，进而重视古汉语文言文的写作。江户中期，以伊藤仁斋（1627—1705）为代表的古义学派、以荻生徂徕（1666—1728）为代表的古文辞学派虽对朱子学多有批判，但皆认可文章传达“道”的功能与价值。如伊藤仁斋这样看待诗与文的区别：“诗以言志，文以明道，其用不同。诗作之固可，不作亦无害，若文必不可不作。非言无以述志，非文无以传道。学有无文，犹有口而不能言。”他认为诗可作可不作，但无文则不可以传道述志，故学者不可不作文。古文辞学派则主张“修古辞以明古道”，将“修古辞”作为“明古道”的方法。

而明治时期，日本涌现出大量的“记事论说”类作文指南书，它们往往引用曹丕“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叶适“文章关世用”、真德秀“明义理、切世用”之说，说明文章载道以及干预社会事务的功用。如明治十七年（1884）关德遂轩《初学捷径记传论说作例大全》就认为，文章承载孔孟之道，是载道之器，作文要以理为主，理是正理公道。这些指南书继承了中国特别是宋元以来传统的文章功能价值观。对文章功能及价值的认同是日本知识人热衷于文章创作的前提和基础，明治以后，日本知识人在用日语写作文章时，同样受这一文章观念的影响。

宋代以后，中国形成了以先秦西汉文、唐宋大家文为范本的古典散文范本体系，中国知识人以此体系中的散文为取法范本。如黄庭坚主张观法度于“左氏、庄周、董仲舒、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韩愈、柳宗元，及今世欧阳修、曾巩、苏轼、秦观”，吕本中主张“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但把秦汉以前文字熟读，自然滔滔地流”等。《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轨范》《文髓》《古文真宝后集》《唐宋八大家文抄》《唐宋八家文读本》等则通过评选的形式，划定了一批以先秦西汉文、唐宋大家文为主体的散文经典范本。其中不少选本流传到日本，被不断翻刻，成为日本知识人学习散文写作的范本。影响最大的是《古文真宝后集》《正续文章轨范》《唐宋八家文读本》等。其中，《正续文章轨范》一度被确定为明治时期学校汉文教育的教材，涌现出大量的和刻本、和编本。明治后期以来，《文章轨范》逐渐淡出了日本的中学校教育，不过从日本1945年以后的一些教科书看，它们选用的汉文仍多出自《正续文章轨范》《古文真宝后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散文范本体系在日本的深远影响。

日本学者在论述文章写作方法时，也多强调以先秦西汉文、唐宋文为范本，如伊藤仁斋说：“文之入律亦难。以司马迁、董仲舒、刘向、班固为正，韩、柳、欧、曾、二苏之文，皆法之所在，不可不熟读。方正学、王遵岩、归震川等，皆近世大家，正而有法，必可读之文。”江户中期以后，受明代复古运动的影响，有的学者主张弃唐宋文而学习先秦西汉文，有的学者则反驳这一观念，主张由唐宋文入门上法先秦西汉文，议论纷纷，然其所争并未脱离先秦西汉文、唐宋文的范本体系。

宋元文法著述及明代出版的汇编宋元文法的著述，如陈骙《文则》、李淦《文章精义》、陈绎曾《文章欧冶》、曾鼎《文式》、高琦《文章一贯》等都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被翻刻出版或传抄。日本学者对宋元文法理论的学习与接受有逐渐深入、渐臻上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结合日本人写作汉文的实际困难与需求，逐渐将中国文章学本土化，建构起与中国文章学同中有异的文法理论体系。

江户前期，日本学者对中国文法理论以汇编、学习为主，较少本土化的改造。如藤原惺窝《文章达德纲领》对宋元文章学文法资源采择极广。从人物上看，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张耒、吕本中、朱熹、吕祖谦、楼昉、真德秀、谢枋得、陈绎曾、李淦等人的论述均被吸收；从著作上看，其理论框架主要借鉴高琦《文章一贯》，同时参考《文筌》《文式》《学范》，而《吕氏童蒙训》《文则》《古文关键》《丽泽文说》《止斋论诀》《崇古文诀》《文章轨范》《文章精义》《性理大全》《文章辨体》等书的相关内容也被其充分吸收。而江户中期，伊藤东涯、荻生徂徕等人大量创作文法著作，基于日本学者作文中的实际困难，建构相关文法理论。如伊藤东涯《作文真诀》说：“且予之所述者非古有此目，吾人平生国音读过，致多差误，欲救此失，创意造制。故置字、用字之诀，皆汉人之所不言，览者其致思焉。”他所研究的很多问题，如“置字有颠倒之失”“字有错义之失”“助字有失粘之过”等都是中国学者不曾关注或关注不多的问题。

明治时期作文指南书、《文章轨范》和刻和注本的大规模出版，普及了相关文法理论。如中根淑《作文要诀》一方面借鉴《文章轨范》《文章欧冶》《文体明辨序说》《文章一贯》《读书作文谱》等书中的文法理论，另一方面从汉字对日本文字文学的影响开始，阐释中国文章学理论在日本的适用性、汉文写作的重要性。他注意结合中日两国文人的创作事例、理论阐述，用更通俗易懂的话语论述基本的写作原理，如熟读范文、多加练习、自出机轴、作文以立意为先、应重视文章结构布置等，并对基本的篇法、章法、句法、字法、抑扬等文章法则进行形象的阐释。明治后期，在汉文教育、汉文写作被逐渐边缘化的情况下，一些学者仍然认为和汉文法相通，并用批点法、中国文法术语等分析和文经典，一些日文作家也吸收了古典散文的写作方法、风格旨趣。这就构成了日本近现代接受包括宋元在内的中国文法理论的两条暗线。一是，因日本国文教材、国文赏析受宋元等中国文法理论的影响，日本学生、知识人通过对国文的学习，无意识中接受了宋元等中国文法理论；二是，明治作家接受宋元等中国文法理论，借鉴了汉文的趣味、风格、文法，日本知识人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无意识中受到宋元等中国文法及经典汉文的影响。今天我们在日本书店贩卖的作文指南书中依然能看到“冒头”“首尾呼应”等术语，这些都是日本接受宋元文章学的痕迹，说明中国文法理论在今天的日本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从宋元文章学在日本的接受史看，尽管古典散文的写作退出了日本的历史舞台，但其文章学范式、文章学理论与方法仍然扎根于日本的文化之中，不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影响着日本的古汉语文言文写作，也影响着它的现代语文章的写作。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理论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活力，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穿越古今与跨越国界的经典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