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及编辑者：北京老蚂蚁
王定忠，男，1926年4月生，山西晋城人，1943年参加太岳军区基干2团，1945年8月入党。解放战争期间编入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第13旅，历任副班长、连部支书、连指导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担任65军补训团指导员、营教导员，后在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俘虏管理处2大队4中队任中队长。1953年回国，后调至徐州兵役局工作，担任连云港人防办公室主任，1982年离休。
（本文图片皆由王老提供，多是志愿军时期资料。下同。）
放牛娃参军
我是山西晋城川底乡和村人，1926年4月生。家里有父母、兄弟和两个妹妹，一共七个人，属于贫苦农民家庭。我十一岁给地主放牛。后来，我父亲和哥哥都出去逃荒要饭，死在外面了。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从老家逃难到沁水根据地。那时候，河南到根据地的人很多，都往八路军根据地跑。
八路军来到我们村以后，首先把地主老财的粮食拿出来分给穷人。晚上八路军来村子开会，宣传发动群众。共产党、八路军为穷人服务，我从小就受共产党的影响，只知道这个，别的我也不懂。我家庭贫穷，没饭吃，逃荒要饭，共产党又那么好，所以在1943年我17岁的时候就参加八路军了。母亲知道我当兵，也提心吊胆的，夜里睡不着觉。因为我们庄上二十多个人当兵，今天这个死了，明天那个死了，她当然担心我。
我参加的是太岳军区4分区基干2团3连，发的是麻布制的军服。我们是靠山区，军服深灰褐色，有臂章，是“十八集团军”字样。穿的是上裤腰的裤子，鞋都是根据地老百姓做好，支前时送给我们的。帽子上开始时有“青天白日”帽徽，后来摘掉，不戴了，就戴两个扣子。我们穿的衣服当兵以后一直没换，补丁补了一层又一层。
我在新兵连待了一个月。新兵参加训练，一是训练队列，稍息、立正、向右转、齐步和跑步；二是学习打枪、投手榴弹和刺杀三大技术。学瞄准射击时，因为部队两个人只发一条枪，所以就轮换打靶。手榴弹也是树上砍下来的木头棍做的。手榴弹的训练要求掷得远、准、高，打敌人的碉堡要高，打不进去也要让它震撼，震撼得让敌人害怕。练习刺杀的枪是木头棍做的。刺杀是硬功，需要灵敏。
部队内的干部战士关系很好，很让我们新兵感动。吃饭的时候，新兵先吃，老兵不跟新兵抢。吃什么菜？就是萝卜干。那时候部队百分之五十人得伤寒病，我在新兵连也得过，发高烧，爬都爬不起来，虽然没有死，但是可受罪了。医药有进口的，但是确实不容易搞到。
靠拢党组织
那时候确实很困难，一天半斤粮还得节约一点救济难民。我们挖野菜，从苦菜到野菜，还有地里小葱野蒜，都吃过，还吃不饱。我们一天吃三顿，早晨吃稀饭，就是把小麦磨成面打面糊，中午一顿午饭七八两，晚上只有四两干饭。一般战士吃时用木头碗，出来打仗能缴获一个洋瓷碗，那就很了不得了。
后来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在中条山开荒，开了一年多，身上生了疥疮。疥疮轻一点的，就干点轻松点的杂活，比如拾柴这些；好了后再去干重劳动活。我们开了一年荒以后，我被留下了，因为我的疥疮太厉害了。部队叫我养猪，东一家西一户地住着。我住着茅草屋，种着庄稼。野猪、野羊都见过。野猪下山来吃庄稼，我们半夜得起来，到山沟里吓唬它。我们腰里别着手榴弹。我第一次放手榴弹就是吓唬野猪，半夜里手榴弹声音很大，一扔，野猪就被吓跑了。
行军很苦很累。布鞋不耐磨，一天一双，就靠自己粘鞋，很多人都会。老兵教新军搓麻绳，没有锥子，靠自己找废铁磨成锥。我们平时常备这一套工具，稍微闲一眯，坐下来就用破掉的鞋子剪裁，主要用旧鞋的鞋掌，把鞋掌粘上到另一双鞋上。
行军中脚经常起泡，走起路来很困难。走不动的战士，就和别的病号一起。但在病号班，你得晚睡早出，不能掉在最后伤病员后面。行军经常爬山过河。爬山一身汗，稍微休息就冰凉冰凉的。遇到大河只能绕着走，小河就搬石头搭落脚点，一步一步地过。一下没踩稳，就会掉进水里。要是在冬天，鞋子沾水就结冰。再一个，过了河就要跑，要拼命地跑，让身子赶快暖和过来。
行军中遇到刮风下雨，还会疲劳行军、急行军、夜行军。行军可难了，我最怕的是夜里疲劳行军。这时大家似睡非睡，低一脚高一脚，互相拉扯着。突然一下踏空了，吓得人激灵一醒。真是要睡不敢睡，不敢睡还得走，所以说我们非常怕行军。
行军不只是走路，中间会发生各种情况。这边刚做饭，水还没烧开，敌人来了，赶紧起来又跑。我们行军都带着干粮，最少一个礼拜的生粮，一个礼拜的熟粮。熟粮主要是大米，煮熟后带上。
即使这样困难，战士们都抓紧时间学习。我开始学拼音字母，加减法。学了一年多，打下了学习基础，以后边行军边学习。我们怎么学呢？这样学：走在前面的战士背上写着几个字，或者一句话，走在后面的跟着读。
1945年8月我入党了。介绍人是指导员，和我同时入党的叫王小技。那时入党看你各个方面表现，好了才能入党。我说自己表现不够好，组织上说我表现很好。我没写入党申请书，因为我不会写。
我的入党预备期一年。我们的组织生活没有固定时间，那时候行军打仗，主要布置讨论的是战斗任务、行军作战、战前动员等等。当时部队里的党组织、党员是秘密的，以后才公开。共产党员必须表现积极。我们打汾河，过汾河，十一二月份，穿棉裤也得淌汾河。过河后打碉堡，共产党员都在前面。
我是炮兵连二班副班长，有一次过一个简易桥，一个战士掉河里了，我赶快跳进水里去救。
部队出发行军打仗，保持着老传统，离开一个驻地，出发前必须归还借的东西，损坏要赔偿。我负责检查战士们是不是将百姓的东西都还清了。
我积极交党费，交后发我一个小票。
1947年我进入学校学习，1948年毕业，学了一年多。我学习很努力，吃饭睡觉都在想着学习，经常拿小棍子在地上写字。过去的墨水就是染衣服的染料，我把子弹头当笔尖，蘸着写。可以说，我当兵后一直在学习，坚持多问多学，做到一有空就学，有空就练。我们在打河南白土岗时，缴获的旧书，我拿来当笔记本，在字里行间记录各种事情。
我们与群众的关系很好。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如歌中所唱的那样，“军爱民，民爱军，军民团结一家人”。如果有战士违反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关禁闭，极少数很严重很严重还会枪毙。如果战时逃跑，动摇军心，或者组织开小差，这都是要枪毙的大罪。
转战敌后
我们团有500人左右，底子是阎锡山的决死队过来的。全团四个连，一连老兵多，战斗力最强；四连战斗力也强；我所在的三连还可以；还有个二连弱一点。一连三挺机枪，四连也是两三挺机枪，我们三连是两挺机枪，其中一挺六五枪，一挺是法国造的带铜叉重机枪。
我当兵以后在三连机枪班，全连90个人，机枪班5个人，三个战友负伤以后，就剩下我和班长。我后来调到迫击炮连。那时团里只有这一门炮，把它当宝贝，丢了这门炮不得了。鬼子来袭击了，我们一个连来掩护它。
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解放区，在黄河以北的焦作、济源、孟县和沁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我们是有路不敢走，有船不敢进，有房不敢住，一晚上换好几个地方。为啥这样呢？因为我们一个连队才90个人，还是破老杆子枪，没有机枪，但是要负责两个县，有的地方不了解地形，当然要谨慎行事了。抓到伪军后，我们就讯问他：伪公所驻哪里，村长保长经常到哪一家。第二天晚上就让他带路，乘着黑夜去袭击。
经过一年多活动，基本上把那里的伪政府消灭了。八路军控制的区域逐步扩大。太岳军区有四个分区，第一分区在高平、泽州这一带；第二分区靠近平遥那一块；第三分区是浮山、安泽和洪洞等老根据地：第四分区在运城这一块。
我第一次打仗在河南。我们两个团，打黄河边敌人的军事据点。一个是主力17团，另一个是我们基干团，有千把人，配合主力团打。这是我第一次打仗，还是攻坚战，心里很紧张。当新兵第一仗打好了，可以壮胆。如第一仗打不好，很长时间心情好不过来。我的第一仗打了后，就不怕了。
我们用两天时间把敌人据点打下来了。第一天开始打，到第二天天亮，反复多少次进攻都打不下来，主力团伤亡很大，撤出战斗。我们助攻团也得跟着撤。在撤的时候，班长牺牲了。我因为小，他们叫我躲得远远的，后来部队撤了，只剩下我。我不敢跑，因为敌人的机枪不停射击。主攻团撤下后，敌人的二十八挺机枪都对着我们这个方向来了。
第二天我们发动强攻，终于打进去了，敌伪七百多人投降。但是，还有敌人依靠一个碉堡顽抗。我们没有炮，碉堡只能接近后用炸药包炸。
我们想办法。河南过去有一种四个轮子的手推车，叫太平车。我们把老百姓的棉被拿来，浸上水，搭在太平车上，靠它挡住子弹，运送炸药包，推到碉堡跟前，然后炸掉它，就这样攻破了敌人的堡垒。
部队将投降过来的敌人编成四个连，但是很快有两个连出现叛变苗头。团里接到信息后，把排长以上干部叫去开会，可惜没能把叛逃的这两个连追回来。
有一天日本鬼子来进攻，全团组织撤退，由我们三连掩护。日本鬼子火力强，有迫击炮、重机枪。好在敌人不知道我们多少人，也不知道我们是一个连还是一个团。我们在完成掩护任务后胜利撤走。6班的一个战士负伤，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帮他养伤。半个月后他伤养好了，又把他送到在济源的部队来。
我们打霍县窑子镇，先计划偷袭，说打下来过阳历年。但是咱们对地形不熟，不了解情况，武器火力也不行，结果打了一夜，没打下来。偷袭不行后转入强攻。三十九团开始不知道局部选择突破口，进攻受阻。后来仔细选好突破口，冲进去，又发现里面筑的是双城墙。我们用上了一直舍不得用的迫击炮，炮弹是太行造的，可以打二百五十米，把城墙炸开了，彻底打下了窑子镇。
1945年秋天，鬼子投降的消息传来，我们非常高兴。后来，部队撤回老根据地，我们团经过改编，驻扎在阳城县。
调查封存攻克城市的物资
1946年9月，我们在原平打掩护，配合兄弟部队在浮山消灭了胡宗南部号称天下第一旅的黄正诚旅。
1947年夏天，我们第一梯队强渡黄河，坐着小船，打下新安县。接着往西，打下铁门镇，然后打渑池县。我们这个旅的主力，三十七团、三十八团和三十九团，继续往西，到达豫西。
淮海战役期间，为了防止杜聿明逃跑，我们急行军，路过信阳和驻马店，坐船一直到安徽界首，然后向北，过槐树镇，到永城过阳历年。但是杜聿明部队没有来。
渡江战役打响后，我们从安徽望江渡江。渡江之前，我们一直学习架机枪，看大家训练，训练怎么过江。
打过长江以后，我们接管南昌市，陈赓任军管会主任，我第一次见到陈司令。入城之前，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教育。我们团十一二个连以上干部参加调查组，开展调查工作。我所在的调查组，主要调查敌人物资，将炮弹、枪支、粮食等物资全部登记封存，干了二十多天。之后，我们调查组继续南下，到井冈山。
后来进军广西。那个地方比较湿热，行军中全身生疥疮，就用柴火烤，越烤越痒。我们就用土办法，把敌人没有炸的手榴弹弄开，用里面的炸药，炸药里有硫磺，就用炸药抹到疥疮上止痒。
到了云南普洱地区，瘴气以及水土不服，给我们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我们在那里剿匪，损失很大。国民党军队打败后，在村里分散隐蔽。在云南建水县，我们团的一个班，在支干训练班学习，中间去粮站扛粮，被土匪突然袭击，全被敌人杀害了。
在朝鲜战场管理战俘
1951年3月，我们部队在云南。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抗美援朝，每个团组织一个志愿点，志愿报名入朝参战。我任指导员，负责一个志愿点，很多老兵报名，有70%是党团员和骨干。
我带领他们，经过半个多月步行，出了山区到达开远，又从开远出发，经过大路，有时走路有时坐汽车，到四川凉山、大足两县，与那里的志愿点汇合。我们一共1300多人，前往辽宁省新城县的辽西军区，部队入朝前要在那儿进行吃苦教育，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清洗不纯分子。当时中长铁路中断了，我们还得抢修铁路。修通以后，又调我到山海关接新兵，接的是两广新兵。1951年4月底，我们就入朝了。
入朝以后，我升任65军补训团的干部指导员。不到几个月，我又被提拔为副教导员，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简称志政俘管处。我任二大队四中队队长，主要管从天上打下来的飞行员，或者称其为西军战犯，这是一个特殊的中队。
我们四中队有一百五六十个俘虏，少校中校、英国的美国的都有，有好管的，也有不好管的。有参加细菌战的俘虏，让他们交代细菌战情况。有的不说，就得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那几个搞细菌战的不认罪，就分散关押。英国的一个战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很反动，就单独看管。还有一个美国的中校也很反动，也单独看押。俘虏在生活上给以优待，给他们换了很好的衣服。牙膏牙刷都供应。他们自己当炊事员，自己做自己吃。我们给还俘虏发烟，开始发前进牌香烟，后来换为大众化烟。在遣返之前，一个俘虏发两条，叫他带回去。
1953年7月和谈以后，签协定遣返战俘。遣返是有遣返计划的，今天我方交多少，对方交多少；对方交多少，我方交多少。我方将俘虏交到三八线以南对方接送站，对方把我们的人送到我方接收站。对方交给我方人员，出发前检查。我方交给对方人员，出发前也要检查。一开始在板门店进行。对方战俘在回去之前，把我们给的上衣扔掉，穿裤子跑回去了。
我于1953年12月15日回国，到设在辽宁省的归来人员管理处，简称归管处。我在归管一团，对归来人员进行审查和政治教育，让他们开班务会。他们自己介绍在做战俘时的表现。自己说，互相说，谁在战俘营里表现好，谁表现不好。经过一段时间教育后，把这些人都复员回家了。
文革中参加军管工作
我成家在1954年，二十八岁结婚，应该说比较晚了。因为部队有要求，营级干部不够结婚条件的，如果当过八年连长的，可以结婚。我从朝鲜回来后，岁数大了，不好找对象，岁数差不多的年轻女子都嫁了，要找只能找小点的。那时候，我也不想在外面找对象，想回家找对象。这时，副营长给我介绍了他家乡一个姑娘。但是我没有钱结婚，后来还是老家给我寄来一百块钱，我妹妹又寄给了一百块钱来，才把婚结了。
结婚之后不久，我调到徐州分区兵役局担任预备役科长，带着二三十个人。后来又调到铜山县当科长。1961年我被提拔为团级干部。我那时候提团级干部还是比较年轻的，全江苏省包括我在内，计七个人被调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我在第二指挥系。我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是政治干部出身，就当副班长，然后班长。学的教材基本是我们的，也有苏联的。我们学习战略战术、战史，学画军事地图。学了一年多，毕业的时候，我拿了七十多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十年不准提干。军管会调我到铜山县任生产办公室主任。后来我调到徐州专区电信局，还是军管，管八个县电信通信方面的事情。1974年调到连云港，管人防工程，干了三年多，后来当人防办公室主任，1982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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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