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古抄本在出土文献研究中作用之一例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11-08 17:00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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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简与《尉缭子》的一处异文及相关问题


王辉  

山东大学文学院













摘 要：在与出土文献进行对读时，传世文献的版本问题需要重视。时代较晚的校刻本，一些有价值的异文往往会因为校勘者的误改而消失；相对较早的版本则会保留更多的异文信息。从银雀山汉简与《尉缭子》的一处异文来看，时代更早的写本《群书治要》比后世刻本及传世本《尉缭子》更接近竹简内容。因此，选取写刻时代更早的古书版本，更有利于发现问题。

关键词：银雀山汉简  尉缭子  对读  群书治要













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兵法》《六韬》《晏子春秋》《尉缭子》等书，既能与传世本对照，又可以参考《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收录的相关内容。《治要》编于唐贞观初年，所使用的书籍版本更为近古，其中有不少地方，简本与传世本不同但与《治要》相合，可见其价值所在。由于条件限制，20世纪70年代，银雀山汉简整理者利用的《治要》版本较其底本或有误改，以此与简文对照，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下面拟利用时代更早的两种写本《治要》，以简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十》与《尉缭子·兵令》的一处异文为例，谈谈在与出土文献进行对读时，传世文献版本选择的重要性，以期引起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一

传世兵书《尉缭子·兵令》：“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種，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历代学者基本认为这句话中的“植”为名词植物或动词种植，“種”为种子，如：
宋施子美曰：“文武者，用兵之才也，其相须犹種、植焉。種以植而成，植以種而生。有植无種，则是不如稊稗也；有種无植，则是不服田亩也。此文武所以贵乎相须而为先后也。”
明刘寅曰：“兵者以威武为植，以文德为種，谓文德而植威武也。”
清朱墉引《武经集注大全》曰：“植，培养也。用兵以文为根本，而武为培植之功。”引周鲁观曰：“必先有谷種，而后加培植。使有種而不培植，则种亦何以成实？”[1]
似未见有学者对此提出过异议。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的第十篇即与传世本《尉缭子·兵令》相合，[2]与前述部分相应之处，简文作：
兵者，以武为棟，以文为□；以武为表，以文[为里；以武为外]，以文为内。能审此三者，则知所以胜败矣。”（简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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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小组注释曰：
宋本作“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種”，《治要》同。“棟”“種”二字，形音并近，疑“種”为“棟”之误字。简本“以文为”下一字仅残存左半“木”旁，疑即“植”字，盖“棟”“植”二字之位置，简本与传本互易。《考工记·匠人》郑玄注“于四角用立植而悬”，贾公彦疏：“植即柱也。”（《银雀山壹》第150页）
此处所用《治要》为“四部丛刊”影印日本天明七年刊本（《银雀山壹》第79页），原文作“以武为植、以文为種，以武为表、以文为里，以武为外、以文为内”。可见《尉缭子》宋本与《治要》均作“植”“種”，与简本、《治要》相比，宋本少了一个排比，即缺少“以武为外、以文为内”的表述。如果仅依据《尉缭子·兵令》篇的辞例和文意，很难对前贤解释“植”“種”提出质疑；但结合竹简及《治要》的三个排比句，“武”为外、表，“文”为里、内，就很容易看出这是在用相对的概念来说明问题。如果把“植”解为植物，则与种子是演变的关系；解为种植，又不能与外内、表里相照应。因此前述基于宋本和《治要》作“種”“植”的解释应均有问题。
整理者据简本认为“種”是“棟”的误字。从文意看是有道理的，因为“棟”是大梁，“植”是支撑梁的柱子，二者相对。但整理者对简本和传本“棟”“植”二字位置互易的优劣、正误未作说明，似是两存其说。其后学者对此意见不一，如刘春生谓此处似有二本，今本“植”“種”为辞：植，种植；種，种子。简本“棟”“植”为辞：棟，栋梁，植，立柱。二本文意相同。[3]李解民整理本《尉缭子》原文直接写作“以武为棟，以文为植”，注释谓“植”为木柱、柱子，翻译为以武力作为栋梁，以文略作为基柱，[4]这是直接采纳了整理者的意见。

二

如果对《尉缭子》和《治要》的版本源流作一番梳理，就能够弄清这一处对读的问题所在。整理者所用《尉缭子》宋本为续古逸丛书影印《武经七书》本（《银雀山壹》第78页），底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而成书于唐贞观年间的《治要》则需要作一些说明。宋元以后此书在中国已经失传，但唐时曾由遣唐使抄携带回日本，因此得以在东瀛流传下来。现存《治要》的最早版本，是藏于东京博物馆的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写本（下称“平安本”），存十三卷；其次是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镰仓时代（1185-1333）写本（下称“镰仓本”），存四十七卷。两种写本各卷、行起讫基本相同，应有共同来源。[5]以镰仓本为底本的有日本元和二年（1616）的活字印本“骏河本”，以及日本天明七年（1787）刊行的“天明本”。嘉庆初年，天明本《治要》传回中国，以影印或重刊的方式收入“宛委别藏”“连筠簃丛书”“粤雅堂丛书”“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为学者广泛使用。银雀山汉简整理者参考的就是其中流传最广的“四部丛刊”本。
天明本既是校刻本，对镰仓本中的误处多有校订，但不乏以不误为误、或依传本古书妄改《治要》者。这就导致《治要》中一些重要的异文消失了。清儒在利用天明本《治要》校勘古书时，往往会因此出现问题。这一现象近年已有不少学者关注。以蔡蒙的研究为例：[6]
1.《淮南子·道应》“治国有礼，不在文辩”，王念孙据《治要》认为“有礼”当为“在礼”，字之误也。查镰仓本仍作“有”，不作“在”，与《淮南子》原书同。
2.《汉书·董仲舒传》“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王念孙据《治要》认为“之”为衍文。查镰仓本有“之”，与《汉书》原书同。
3.《管子·明法解》“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为也”，王念孙据《治要》谓“私意”当依朱本作“私惠”。查镰仓本仍作“私意”，与《管子》原书同。
由此可见写本《治要》的重要性。就与银雀山汉简相关内容的对比而言，写本《治要》存在不少颇具价值的异文，对分析文本很有帮助。有的与整理者所用《治要》、传世本《尉缭子》均不同，但与简文相合。举例如下：
1.《守法》十：“能审此三者，则知所以胜败矣。”（简960）整理者谓《尉缭子》宋本、《治要》均作“能审此二者”，并指出《治要》上文列举武和文相对的三个方面，“二”显然为“三”字之误。疑宋本《尉缭子》即因“三”讹作“二”，遂删去“以武为外，以文为内”句以就此数（《银雀山壹》第150页）。
按，《治要》两写本均作“能审此三者”，与简本合。天明本作“二”系误字，或是据宋本《尉缭子》改。
2.《六韬》五《发启》：“败法乱刑，上不知觉，亡国之则也。”（简688）整理者谓宋本《尉缭子》作“此亡国之时也”，未及《治要》（《银雀山壹》第116页）。
按，《治要》两写本均作“则”，天明本作“时”，或系据宋本《尉缭子》校改。
3.《六韬》二《六守》：“君国王民者，其所以失之何？”（简648）整理者谓宋本《尉缭子》“王”作“主”，未及《治要》（《银雀山壹》第110页）。
按，《治要》平安本作“王”，与简本合。
4.《六韬》五《发启》：“与民人同德，[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简681）整理小组谓宋本《尉缭子》作“与人同病相救”，《治要》作“与民同利，同病相救”（《银雀山壹》第115页）。
按，《治要》两写本作“与民同利，同利相救”，与宋本《六韬》、天明本、简文均有所不同。

三

回头看“植”“種”的问题。宋本《尉缭子》、天明本《治要》均作“以武为植，以文为種”。但写本两种则均作“以武为橦，以文为桓”，其中镰仓本在“橦”旁注有“植”字，又将“桓”字描改为“種”，这可能就是依据《尉缭子》传本而改。以镰仓本作为底本的天明本则直接以旁注、描改后的文字作为依据进行刊刻，也可能是直接参考了《尉缭子》。这样就使得《治要》中保存的重要异文未得借刻本流传。事实上写本作“橦”“桓”，文字更为准确，也更能与简本切合，论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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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橦”，简文作“棟”。按，“橦”（定纽东部）、“棟”（端纽东部）二字音义并近。《说文》木部：“栋，极也。”《一切经音义》卷六、一四、一五引并作“屋极也”，指屋架或山墙上最高的一根横木。“橦”则既可指横木，又可指竖木。《木部》：“橦，帐极也。”[7]段玉裁曰：“极，栋也。帐屋高处也。”[8]《仪礼·乡射礼记》“则以白羽与朱羽糅杠”、《士丧礼》“朱杠长三尺”，郑玄注均谓“杠”为“橦”，“杠”即横木。又为竖木，《六书故》卷二一木部“橦”下曰：“植为橦，衡为杠，帐柱、旌旗之干皆曰橦。”《文选·张衡西京赋》“乌获扛鼎，都卢寻橦”，李善注引《汉书音义》曰：“体轻善缘橦。”又，小徐本“橦”释作“帐柱也”。按，“柱”既可以专指树立的顶梁柱，又可以泛指柱子，即段玉裁所谓“不计纵横”。[9]小徐本“柱”或即泛指，包含横梁竖柱在内。《治要》“橦”与“桓/植”相对（详下段），当是横木无疑。
写本“桓”，简文仅存“木”在左旁，整理者疑是“植”字。按，亦有可能是“桓”字。“桓”“植”近义词。《说文》木部：“植，户植也。”段玉裁曰：“植当为直立之木。”[10]《周礼·春官·大宗伯》“公执桓圭”，郑玄注：“双植谓之桓。桓，宫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孔颖达《正义》：“云‘双植谓之桓’者，桓谓若屋之桓楹。案《檀弓》云‘三家视桓楹’，彼注‘四植谓之桓’者，彼据柱之竖者而言。桓若竖之，则有四棱，故云四植，植即棱也……云‘桓，宫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者，以其宫室在上，须得桓楹乃安。”可见“桓”“植”均可指竖直的顶梁之木。
简文“棟”“桓/植”、《治要》写本“橦”“桓”，均可指意思相对的横梁和竖柱，正与其后的“表”“里”、“外”“内”照应。至于宋本《尉缭子》的“植”“種”，前文已辨明其义不当，而整理者“種”为“棟”之误、简本传本文字互易的观点亦不合理。从文意看，简文、《治要》写本所言“武”为栋梁、“文”为支柱显然更合理。因此“植”“種”当有误。“種”更可能是“橦”之异体“㮔”字之误，又与“植”位置误倒。形旁“木”“禾”互讹多见，《说文·木部》“朾”，宋本释义作“橦也”，《五音韵谱》作“穜也”，即是其例。
综上所述，相对于校刻本，利用早期写本往往能够发现比较有价值的异文；相对于明清校刻本，宋元本虽然可能错讹较多，但同时也会保留一些重要的信息。在弄清楚写刻源流的前提下，重视早期版本，对于出土文献的对读研究十分重要。


注 释

[1] 《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出版社，1992年，第８册第701页、第10册第977页、第43册第1124页。

[2] 简本该篇简式、字体及标题简的形制，都与《守法》各篇相似，而与银雀山汉简所收录的《尉缭子》各篇不同。因此整理者将此篇定为《守法》标题木牍所记的《兵令》篇，而不收入简本《尉缭子》中（参考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0页。以下简称“《银雀山壹》”）。

[3] 尉缭著，刘春生译注：《尉缭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

[4] 李解民译注：《武经七书·尉缭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2页。

[5] 详参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年，第59-82页；潘铭基：《日藏平安时代九条家本〈群书治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7期，2018年。

[6] 以下三例均出自蔡蒙《〈读书杂志〉引证〈群书治要〉平议——以〈群书治要〉版本流变为中心》，待刊。

[7] 唐写本《说文》及《玉篇·木部》所引亦均作“帐极也”。

[8] 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453页。

[9] 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第446页。

[10] 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第449页。


原载《出土文献》2024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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