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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邓洁舲
本周之星
苏万娥
苏万娥，女，四川洪雅人，小学语文教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散文见于《天津文学》《大中华文学》等期刊以及中国作家网等。
故乡苕华
主播：张寒凝；后期：猫猫船长；监制：旧时烟；本栏目音频由有声广角制作。朗诵片段为蓝色字体部分。
一
故乡地处丘陵，土质虽为贫脊的红土，但颇出产番薯。
番薯亦称山芋、红芋、甘薯、红薯、番芋，北方人叫它地瓜，而在我的故乡，人人都叫它红苕。
从小，红苕于我是不陌生的。家里年年种，土红苕、洋红苕、棒棒苕、西瓜苕，白皮红心，红皮白心，红皮红心，品种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在父亲的眼里，红苕能救命。
那是一段让人刻骨难忘的岁月。粮食短缺，家家都饿肚子。十来岁的父亲，正是吃长饭的时候，可家里一粒粮也没有。“饿啊，前胸贴后背。”说起那段岁月，父亲总是很感慨，“到了挖红苕的时节，我就跟在伯伯孃孃后面，用竹片在黄泥地里掏呀掘呀，挖得一根指头粗的，立马喜笑颜开，捡起来在袖子上擦两下，就送进了嘴，几口下了肚……”那几年冬天，靠着在土里刨食红苕，父亲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活了下来，才有了后来的家，才有了后来的姐姐和我。
父亲对红苕充满了感恩。
五月，地里的玉米有一人来高了，父亲就开始在里面穿行。先用锄头沿着玉米行把两边的土往中间刨，垒成一条条粗大的黄泥浅土埂。母亲呢，就到育种苕的地里，把已长得细长的苕藤割回家，用剪刀剪成小段，再背到玉米地里扦插。右手在新垒的土梗上抠出一个洞，左手拿起一段苕藤埋进洞中，右手再在附近寻一块湿润的泥土把它按紧。每两株玉米间扦插一窝。
苕藤的生命力很强。
几场雨后，阳光透过玉米叶照在扦插的苕段上，红苕开始发芽，抽条，长藤。
七月，玉米收了，玉米秆也割了，整块地就成了苕藤的天下。没几天工夫，苕藤爬满整片山地，片片心形的绿叶子挨挨挤挤，层层叠叠。一阵风吹过，山地就漾起了绿波。
苕藤的根茎叶都是营养丰富的猪草。当苕藤满地的时候，每天傍晚，母亲都会用大稀眼背兜去地里割回一兜来，让姐姐掐下它的嫩尖，背到柴房宰细喂猪。后来姐姐上了初中，宰猪草的活儿就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把苕藤理顺成一把一把的放在宰猪草的木板上，左手拇指和其他四指张成一个直角按好苕藤，右手挥刀，一宰一送，一兜长长的藤条一会儿工夫就变成了一堆细细的猪草。装进畚箕端到猪圈倒进猪槽，猪儿闻声而来，把嘴拱进去呼哧呼哧地大吃特吃，两只耳朵随着抢食的节奏抖动。不知为什么，每次端着猪草去喂猪，看着猪儿欢吃，满心里就透着欢喜。
那时候姐姐和我，最喜欢把苕茎掐一段撕一段，皮连着茎，茎牵着皮，制作成一根根碧绿润透的“耳链”，挂在耳朵上扮古代美人。摇曳生姿的“苕茎耳链”在我们的笑声中招摇飞扬。
时光荏苒。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苕茎耳链”变成了铂金的，黄金的，可童年的那份快乐却不再有了。
二
寒露过后，家里就开始挖红苕，且必须在霜降之前挖完。父亲说，红苕不经冷，打过霜后再挖的红苕不能储藏，会烂。
挖红苕，我家向来分工明确。母亲割苕藤，父亲负责挖和背，姐姐和我呢，放学回来抹红苕。
缠绕的苕藤在母亲的镰刀下断裂、蔫巴，苕埂上只剩下红苕的老茬和一堆凸耸裂开的泥土。父亲高举锄头在老茬不远处落下，再往前一勾，连泥带苕就滚落在面前。父亲提起老茬抖几下，团团泥土纷纷落下，一大挂大大小小糊着泥的苕娃子就露了出来。再顺手扔向旁边。就这样，父亲一边挖一边扔，苕娃子全都从地下跑到了地面。刚出土的苕娃子“须发”凌乱，还身披着润湿的土外衣。等它在温柔的秋阳下晒上半天，湿外衣干了，就轮到姐姐和我上场了。用手抹去红苕表面的泥土，再折断它的老茬头，扯去它的根须，丢进箢篼，再倒进背兜。
抹红苕是轻松活，但红苕茎须断口常有浓浓的浮白色汁液溢出，粘在手上很难打理。每天抹完红苕回家，青黑斑布满手背、手心、指缝，任你洗衣粉肥皂齐上阵，任你抠搓刷洗也难以清理干净。
山路上，父亲背着红苕，母亲背着老茬头，姐姐和我扛锄头、提箢篼。太阳溜进了山后，月亮不知什么时候爬上了天空，一行人踩着淡淡的月影向着家的方向，仍然亮堂的小路上，留下一串斑驳修长的影子。
后来，我常常忆起红苕汁液留手上的青黑斑。
三
挖回来的红苕在堂屋堆成一座山，大的，小的，长的，圆的，各种各样。父亲会选一些品相好的，窖在挖好的土坑里。剩下的，就成了整个冬季攒肥猪的主料。
每天，母亲总会装一淘兜红苕在门前的小溪里泡上个把小时。淘兜很粗糙，长圆形，提手是结实的藤条，四周编上竹篾条，前边口子较低，后边高些，是农闲时父亲自己编的。红苕表皮的泥被水发胀后，父亲用锄头在里面前后左右不停地捣腾，然后再抓住淘兜把手上下簸几下后浸入水中。再捣腾。再簸。如此循环几次，红苕表皮的泥就被洗得差不多了，露出了白生生的脸容来。有的红苕经不住锄头的重击，被捣烂了，露出了黄兮兮的苕心。有时，父亲担心红苕太大费柴，还会用铁锹在淘兜里插几下，把红苕捣碎。
碎红苕被母亲提进厨房倒进了大铁锅。随着咕嘟咕嘟的响声，锅里冒出了热气，紧致脆硬的苕心变软了，变糯了。母亲有时会用铲子在里面翻找出几个大小均匀皮相完好的晾在灶台上，让我们作零食吃。有时也会随手扔几个大小匀实的生红苕埋在锅灶的柴火灰里，作为一家人的饭后甜点。
后来我才知道，故乡司空见惯的红苕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漂洋过海不远万里“移民”而来。据郭沫若考证，它是明朝时由菲律宾传入中国，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菲律宾当时叫吕宋。移它之人叫陈振龙。
陈振龙生于福建的一个书香之家，二十岁考取秀才后弃文从商，往来于福建和菲律宾之间。
在菲律宾时，陈振龙发现当地的土著居民在广泛种植一种叫甘薯的食物。当时的明朝，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粮食短缺，百姓常常食不裹腹。陈振龙想，如果能把甘薯引入国内，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只可惜当时的菲律宾将甘薯视为国宝，严禁出口。
怎么才能把甘薯弄回国内呢？陈振龙绞尽了脑汁。开始，他想偷偷带一两个甘薯回国，但没能成功。于是，他又在苕藤上想办法。
陈振龙先把甘薯藤放在自己的货物箱里，当场就被发现，直接给没收了。第二次，陈振龙把甘薯藤编到一个藤篮中，结果又被查出，差点被关进了大牢。两次受挫的他虽已年近半百但仍然不甘心。第三次，他购得一根甘薯藤，偷偷编入靠在岸边的中国商船的缆绳中，并抹上淤泥，终于成功避开了海关检查……
经过一波三折，这根宝贵的薯藤终于平安到达福建，并在那儿落地生根。后来，靠强大的繁殖力，甘薯的子子孙孙很快就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养活了华夏大地上的无数人。
四
红苕开花，应该很少人见过。
我曾读到过描写红苕花的文章。台湾作家林清玄在《红心番薯》一文中就说：“番薯花的形状和颜色都像牵牛花……在夕阳将下之际，牵牛花开始萎落，而那时的番薯花却开得正美，淡红晚霞一样的色泽，染满了整片土地。”
红苕花真的像牵牛花吗？它真的是淡红色的吗？牵牛花的藤叶那么羸弱，而红苕的藤叶那么厚实，它们的花怎么会相似呢？
疑惑在今年国庆的一个下午解开。
热了这么久，天气突然变得凉爽。吃过晚饭，和爱人沿着江畔向下游溜达，不知不觉竟走到了康养步道的尽头。
突然，爱人指着路边一丛植物大声说:“红苕花！”
路边一处仿真绿色围栏下长着一丛茂盛的藤叶，藤叶中间赫然点缀着几朵粉中带红的喇叭形花朵。
我辨认一番，是红苕藤没错，只是它的叶子与众不同，是巴掌形的，应该是另一种品种的红苕。但花分明是喇叭花，哪里是红苕花嘛？
我弯下腰准备找证据。只要找出喇叭花藤，就能证明我的判断。
在那团绿意中扒拉了一阵，没有找到想象中的喇叭花藤，却发现每一朵花真的是从红苕藤上长出来的，花柄上还缀有几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这真的是红苕花呀！”我在心中感叹，“原来红苕花是这个样子！原来它真的和喇叭花一般模样！”
心中惊喜和震撼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随手拍了一张照片。下午和朋友聊天。我掏出手机翻出照片问她，“这是什么花？”
“喇叭花。”她看了一眼，随即答道。
“猜错了，这是红苕花。”
我随即翻出连藤带花的照片给她看。朋友也发出了惊讶的喟叹，和我初见时一般模样。
一直和红苕打交道的我们却第一次看见它开花，谁能不惊诧呢？
生活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总会带给你一些莫名的惊喜。
五
种红苕的经历早已离我远去，但每次回家或下乡，我总能在路边看到红苕地，熟悉的记忆便随之涌来。到了红苕成熟季，父母总会为我打理好一些带来，我也像母亲一样变换着花样吃，或蒸，或烤，或煮饭。红苕，虽然我一直不喜欢吃，但它年年月月，月月年年，从不曾在我的生活中缺席。
真正开始喜欢吃红苕，是在四十不惑以后。大鱼大肉失去了吸引力，而红苕却日益受到我和爱人的喜欢。仿佛突然之间，摊上烤红苕的味道变得那样悠长，那样让人垂涎。挖来晾上十天半月的红苕，生吃甜脆生津，竟觉得堪胜水果。一家羊肉店供应糯米红苕饭，我每次去都要吃三碗，而把美味的羊肉抛在一边。一来二去，和老板混成了熟人。老板见我如此爱吃红苕，一次竟送了我几个。我觉得味道好，留了两个做苕种。现在，它的苕子苕孙也已上了我餐桌，腴了我肚肠。每次下乡或回老家有人要送我红苕，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推却，总是欣然接受。
近几年，我租种了一块菜地，大部分面积也用来种了红苕。于是，每年五月始，我家每天的主菜，红苕尖；霜降后，每天的主食，红苕饭……寒来暑往，不知不觉，一年一度的寒露节气又快来了，我家的红苕地又将迎来一个收获季。
一天早上，老汉儿打来了电话。
“万娥，我看你们菜地的红苕埂子都胀出了裂缝，我就去抠了几个红苕，大个得很咧！”
熟悉的大嗓门在电话里回荡，洋溢着喜悦。
红苕，永远是父母生命里一个舍不下的印记，不论岁月的车轮向前滑多远。
“真的吗老汉儿？有好大？我也去抠点。你喜欢吃赶场就去抠嘛，我又吃不了那么多……”
挂断电话，我陷入了想象。地里的红苕到底有多大呢？
迫切想知道答案。
下午来到菜地，我审视了一下红苕埂子。埂上有几个碗口大的坑。不用说，这是老汉儿早上的“杰作”。我看了看周遭，果然如老汉儿所言，每窝红苕藤老茬头处旁的泥土都有裂缝。我选中一窝泥土被胀得比四周高很多的红苕藤，轻轻扒开上面湿润松软的黄色泥土，一个皮白的“大家伙”露出了脸来。等它露出全貌，我提着上面的红苕藤一掂，恐怕有两三斤呢！我再找了一窝。这窝个头不大但子孙多，结了四个，三大一小。
五个红苕排排坐在地上，圆鼓鼓的身体，披着一身泥衣扯着眉眼对我笑……
父母已经几年不养猪了，也就不种红苕了。以前，他们种，我吃；现在，调了个顺序，我种，他们吃。
黑发变成了白发。
大姑娘变成了老姑娘。
不变的，是红苕。它一年年在故乡的土地上生长着，收获着，陪我们走过漫漫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