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晓艺新著《家法：一位食货后学的政经法论稿》（以下简称《家法》）近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刘晓艺教授为食货学派传人，《家法》收录了其历年来所写的有关政、经、法方面二十篇论稿，绝大多数曾刊发于《文史哲》《清华大学学报》《读书》《浙大学报》《明清小说研究》等权威C刊，内容覆盖明代物质生活、近代中美外交史人物、美国宪法与地方传统、英国近代政治人物、美国肯尼迪家族传奇等，全书视野宏阔，中西融通，创见迭出，堪为食货“家法”之出色样本。
刘晓艺
叙述
或许有人会觉得，一部题目涉及政治、经济、法律，范围涵盖古今中外的“论稿”读起来会枯燥乏味，但《家法》显然会颠覆这种认知。这是一部将学术论文写得生动好读的著作。做有温度的学术、赋予历史写作以诗性，是刘晓艺教授一以贯之的追求。早在美国求学期间，她就在读巴巴拉·塔奇曼的《远方之境》与《骄傲之塔》时领略过其历史叙事之笔的魅力：“她的文笔是如此扣人心弦，读她写作的已发生之历史，紧张处竟如读悬疑小说。”
《家法》亦带给读者“重新发现历史”的类似惊喜。如本书“政治”部分的《“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Spin）操作》一文，题目和内容都非常学术，读来却极为生动。众所周知，“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扑朔迷离，“细节拼图”至今无法得到“真实再现”。此文虽未能重现“西安事变”的所有细节拼图，却以独特的资料和角度拓展了“西安事变”的阐释和解读空间。作者将有关“西安事变”的三份文本——蒋介石的原始日记、作者因个人机缘得见的一份蒋介石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有关“西安事变”的8页手稿、“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令其文胆陈布雷为他撰写的《西安半月记》——进行了对比、参照，进而解析、探讨蒋介石采用第一人称书写历史时的心态问题。作者认为，蒋氏在有关他本人的自传类写作中——无论是他自己亲自执笔还是令他人代笔——心理上都持有“彰道、明德”的理学圣贤诉求。接着，作者又以陈布雷和陶希圣为例，探讨了文宣“曲释”生涯带给蒋氏高级文胆的思想、情感、人格方面的多重折磨，并推原他们之所以产生弃世之举或严重精神衰弱的成因。最后，作者对照德国文化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在其《失败文化：关于国家的重创、悲悼与复兴》一书中所构建的有关失败文化的范式，解析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文宣人员作为历史的失败者，在书写“丢失大陆”时的复杂心理机制及更多的现实原因。
“曲释”，顾名思义，就是对文本或信息以各种手段进行“曲”力操作，从而达到最大程度有利于书写者的目的。作者以三份被“曲释”过的历史文献为参照，结合“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进程，将“曲释”的目的、过程、原因以及对“曲释”操刀者的影响写得极为到位，尤其关于蒋家文胆在为蒋代笔的生涯中产生的严重的人格矛盾，读来令人唏嘘： “一位政治代笔人，如果他本人仍然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甚至如果他原本就来自以拥有批判精神和追求真相／真理为本分的职业，比如新闻从业者，比如历史学者——那么，他势必会在代笔过程中产生自己的良知应往何处安放的质疑。”1948年11月在风雨飘摇的南京仰药自杀的陈布雷就是如此，“他本不具有曲释者的厚黑本质而投入了这个厚黑的行当，长期的文宣曲释生涯最终反噬了他”。
情感
生动叙述阐释学术问题之外，《家法》“论稿”之所以非常可读，也与作者在行文中的情感和价值观的充沛灌注有关。如《市民社会伦理已渗入历史书写：论近年来秋瑾研究中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一文，即以“市民社会伦理”和“历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为理论背景，对当今秋瑾研究中出现的历史书写问题进行了犀利的批评。
文章认为，有关秋瑾生平的资料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出齐，但有关秋瑾婚姻关系的“修正主义话语”却是2013年前后才陆续出现的。这方面的代表作为2013年前后在网络上不胫而走的一篇文章《哥是吓死的：可怜秋瑾小丈夫》（以下简称《小丈夫》）。《小丈夫》以“王子芳果真如此不堪吗”的问题开始，从王秋两家的银钱合作交易、秋瑾与丈夫王廷钧的经济纠葛、王家在秋瑾死后的情况、日本人服部繁子对秋瑾夫妇的印象与述评等方面，反复嘲笑、抨击秋瑾作为子媳、妻子和母亲等女性角色的失败与不称职。
对于《小丈夫》之于革命女杰秋瑾的种种荡妇羞辱式污名，刘晓艺以可靠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一一进行了批驳，并以“市民社会伦理”和“历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为理论参照，揭橥其所以在历史书写中出现的深层原因。刘晓艺认为，“以《小丈夫》为代表的历史修正主义话语代表了兴起中的中国式市民社会伦理的主张：它仅关注非政治化的私域，不承认有高于个人私利的为国为民的行为，反对一切非契约性交换的活动。市民社会伦理既然会通过公共领域来行使文化权力，它的强劲风力就会、并已经开始干预到历史书写。这种‘修正’的特点是，它会将未经考证为信史的新材料截取使用，并不与既有史料进行参验；它对人物的评价脱离了历史的上下文，贴上了一堆时下流行的标签，使其为不善独立思考的读者所乐于接受；它挑战它的对立面——国家——所树立的史学话语，特别热衷于抹黑这套系统中具有神圣光辉的、为了某种理想（爱国仅仅是其一）而牺牲的人物的形象，但并非因为国家史学话语中有偏误待其纠正，而仅仅是因为其中有它所不能容忍的神圣性。这神圣性的底蕴是无条件利他，而市民社会伦理是不承认无条件利他的。这种‘修正’不能反映人类社会真正深广的道德演进，亦不能引入开创性的新研究方法，它仅致力于宣扬自认为公平的狭隘伦理价值，努力将其楔入既有的历史评价体系中去。”
刘晓艺因之提出，我们应该“警惕市民社会伦理的修正主义话语对历史书写的渗透和干预。历史研究可以因史实的发现、研究方法的更新和人类伦理道德的演化而被修正，但不能为偏执和狭隘所裹挟。”
视野
以上所述，仅为《家法》一书“政治”部分的两个论题。《家法》视野宏阔，主题纵横，政治部分还包括《谎话连篇胡兰成》《迈克尔·肯尼迪之死：一个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角度的释读》等精彩篇章；经济部分有关于《醒世姻缘传》等明清小说的相关物质史研究，也有对美国经济危机史的回顾及对若干金融概念的介绍；法律部分则有对“美国诉弗吉尼亚”案与美国司法审查思维的变迁、“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等问题的精彩论述。
在世界史视野下、在政经法多领域的迭出创见，显然与作者求学、治学的经历相关，与其师承密不可分，亦即，学术风格的背后，是渊源有自的“家法”。
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刘晓艺最钟情的本为古代文学。就读亚利桑那大学，她因偶然因素转向了古代史方向，却一直保持着对文学文本的挚爱与关注。导师台湾“中研院”陶晋生院士与鲍家麟教授，分别治宋金史与明清史。陶晋生的父亲，正是民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创始人、蒋介石理论幕僚陶希圣。刘晓艺曾在旧金山从业金融，她的工作经历加持了她对经济史及经济原理的理解；师祖陶希圣的经历及其所遗资料，又成为她治民国史的机缘。这些特殊的际遇和命运的眷顾，皆非普通人文学者所能遭逢者。
刘晓艺与导师陶晋生（前排左）、鲍家麟（前排中）
20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史研究蔚然兴起。以陶希圣为代表的食货学派，强调立足于中国史料本身，对推进中国经济史研究作出贡献。在经济之外，食货学派最关注政治与法律，这既出自陶希圣本人毕生与时政的纠葛及其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背景，又出自“食货”的概念源头。第一代食货学派建有模式，因具备理论自觉性，已极为注意与传统的治史方法进行区隔。陶晋生为陶家诸子中继业其父青箱之学的唯一。20世纪70年代初，他与其父在台北复刊了因抗战而中断的《食货》学刊，成为第二代《食货》学派的领军人物。第二代食货学人的特色，在于重视社会科学。刘晓艺以《醒世姻缘传》为底本探研明代物质生活，部分地接受了前两代的方法，也接受了本门重政治、重法律的观念，但她又走向更为激进的“小说证史”之路。其专著《衣食行：<醒世姻缘传>中的明代物质生活》以中、英文两版呈现，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推出，成为该领域填补空白的作品，备受海内外学界关注。她同时也是国内以《醒世姻缘传》为题发表CSSCI论文最多的学者。
“学派之成其为学派，要扣方法论，更要扣精神气质。这就是中国学术所谓的家法。”刘晓艺认为，食货学派既不应为其研究对象――社会经济史――所简单圈定，也不应被其号为‘唯物史观’‘社会史观’的研究方法所窄义界定，“它从世界史去看中国史，从共时性去看历时性，从物质去看精神。它注重规范而不进入公式。它的内核实在于‘预流’：讲求将时间的眼光放长、放远，将文史的畛域打破、打通，将语言的宝剑磨光、磨利。这，才是它的家法。”
记者:钱欢青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