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第四届城市治理学术研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北京、深圳、天津、重庆、长春、南京、上海等城市的的高校、党校、社科院、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的15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展开积极交流。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罗峰从量度和表征、先发和扩散、示范和引领三个视角阐述了城市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他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当下亟待研究超大城市治理领域全面改革、系统改革、集成改革的动力系统与内在机制。此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还需要持续完善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童星教授从概念出发，解读了“事理、机理、管理和治理”的关系。他认为，事理和机理是实现管理和治理的基础，西方与中国学术界、实务界在从管理到治理的路径转变存在差异。西方转变路径为“由管理上升到治理”，而中国转变路径为“由管理回归到治理”。为此，中国社会治理需要权衡不同转型路径下的治理选择。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社会治理教研室主任马福云教授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生保障制度从党的社会建设工作中逐步建构完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与“新社会转型”形态下，我国提升民生福祉的目标从生存保障转变为共同富裕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还提出了教育与就业联动、收入分配为核心、防病与治病并重、保险和福利统筹的实现路径。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认为，超大型过密都市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复杂的市民结构，社会治理需求更加多元化、水平更高，需要从提高智能化、法治手段、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体系、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加强不同类型超大城市社会模式比较等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成效。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田毅鹏教授以日本为例，归纳了过密社会存在的都心过疏化、基层治理的板结化等社会问题，梳理了我国在网格治理柔性化实践层面的三次提升，从而引发对超大型过密都市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认为，数字赋能与数字负担是数字技术运用的两种面向，形成了大都市基层治理的效率悖论。要采取系统治理理念，通过组织革新、技术嵌入、主体增能、多元共治等，降低大都市基层治理数字负担。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陈文教授指出，超大城市的发展方式深刻影响着城市治理方式，基于资源禀赋原动力、新兴产业驱动力、人力资本吸引力、政策制度保障力、智慧科技支撑力的“五维模型”可以解释我国超大城市的潜在增长动能。据此，他认为，空间制约和发展质量的双重压力、老龄化程度是阻碍深圳市潜在增长动能的主要因素。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谈小燕副教授、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王正攀副教授、上海市杨浦区长白街道党工委书记孙辉、上海市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阮俊、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贺小林教授等围绕12345接诉即办改革，党建引领街区治理、小区治理，网格治理和多网合一等作了交流讨论。
当天除了主论坛之外，还有三个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超大特大城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暨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创造更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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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逸超编辑：于颖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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