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琪是上海九州通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同时也是上海市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委员。这些年来，他为弱者发声，承办了多件涉残法律案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背景，父母都是聋人，与那部经典的影片《健听女孩》类似，他更像是中国版“健听男孩”。当张琪在律师行业工作多年后，偶然遇到了寻求法律帮助的聋人，才发觉他们的世界原来是这样子，这个群体特别需要法律帮助，他希望自己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帮助他们。
聋人的世界很复杂
在202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健听女孩》中，女主角露比·罗西出生于一个不寻常的家庭，父母和哥哥先天耳聋，只能通过手语交流。而健康无恙的露比担任了家人和外界交流沟通的桥梁，她为此也承受了诸多的歧视和嘲笑。
《健听女孩》剧照。露比和她的父母、哥哥。
张琪和片中的女孩出身背景有点类似，他的父母也都是聋人。他也是看完这部电影才知道，自己的身份在学术界有个专有名词叫“CODA”（Child of Deaf Adults的缩写），通常用来指代出生在听障家庭，但听力正常的孩子。
现实中与张琪有着相似背景的很多人，其实很反感“CODA”这个称谓，因为这是正常听人给他们的定义，但张琪倒不介意这个身份，他觉得人的出身是没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选择去做好眼前的自己。在国内，“CODA”这个群体其实很庞大，张琪接触了以后才发觉，一些聋人子女会愿意去帮助聋人这个群体，但另一些聋人子女反而会刻意与聋人群体保持一定距离，甚至鄙视这个圈子。张琪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自己并没有刻意要跟聋人群体保持距离或特意地融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张琪走上律师这个职业道路，可能是小时候受长辈们的影响。不选青春饭，要选越老越吃香的职业，律师这个职业，显然是大多数人均认可的越老越吃香的职业，加上家里也有亲戚从事法律工作，考虑到或许遇到不懂的地方，还有人可以请教，就是怀着这些朴素而简单的想法，他成为了一名执业律师。
2006年，张琪正式成为一名执业律师后，主要承办民事诉讼及仲裁、刑事诉讼、婚姻家事调解及诉讼、遗产继承等领域法律事务。在刚开始工作的很多年，张琪接触的主要还是健听人的各类案件，之后开始接触涉聋法律案件，源于一个偶然的案件。
在接触涉聋案件前，对聋人世界的认知，张琪觉得大部分聋人收入都很低，这应该是一个很单纯的世界，不会有什么纠纷。直到有一次，父亲的一位聋人朋友找到他寻求法律帮助，他才了解到聋人的世界也很复杂。“他们的世界跟我们听人其实是一个平行的世界，聋人之间也有好人坏人，会互相欺骗、尔虞我诈，也会抱团取暖、互相帮助，有很强的复杂性。”张琪告诉新京报记者。
当时，张琪已经在律师行业工作多年，自己的温饱和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了，生活稳定了下来，觉得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帮他们一下。在自己所有承办的案件中，涉残案件比例占多少，张琪没有统计过，不过这几年他接手的聋人案件比例是在一点点提高。
聋人案件中最多的是诈骗案
在张琪接触的聋人案件中，聋人被骗的案子是最多的。这种案件一旦被爆出来就会有很多受害人，往往都不是几个、十几个，很大可能是成百上千。
律师张琪：“因为听不见，他们只相信看到的东西，但有时候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你要从各方面的信息去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琪目前手头上有一个快结束的民事案件——豆某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案，他觉得比较有代表性。前几年，在上海有一个由听人和聋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以借款给聋人为名，将聋人的房产以过户的形式骗至指定的房产代持人名下，再由代持人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实现犯罪所得。这起案件当时在上海聋人圈里很有名，在豆某作为受害人的判决书上记载的受害人有近二三十个，但实际受害人更多，很多人都没有去报案。
而受害人豆某通过其他聋人找到了张琪寻求帮助。当时他被骗走的房产虽然仍是豆某居住着，但法律上的产权人已经不是他。豆某年纪大了想卖房养老，但他已不是房子的“主人”又如何能卖房呢？刑事判决书已经将豆某案件中的诈骗犯及其代持同伙予以了刑事惩罚。张琪认为通过法院诉讼将房屋产权变更回来是合理的诉求，这个法律流程应该没那么复杂，但真正启动了这个法律流程后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甚至远超他的想象，“这个案件走了差不多三年时间，历经波折”。
虽然刑事判决已做了基础的认定，但是在民事范围内，民事案件的法官仍有不同的思路。庭审时，法官觉得豆某作为成年人，当初卖房的合同是他自己签字的，哪怕被骗也要自己负责，不能简单地判决房屋产权返还而无视银行的贷款和抵押，不然银行贷款谁来解决。张琪觉得这就是聋人和精神或智障残疾人的一个重大区别和特殊性体现。聋人从表面看与正常人无异，只是听不见。但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聋人认知水平也相对较低，甚至缺乏基本常识，很容易轻信他人（特别是其他聋人），是非常容易被骗的。但这样的人又不能以其无民事行为来主张法律上的无效。也难免会有民事法官产生这样的观点。考虑到银行贷款问题确实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经与豆某及其亲友商量，张琪建议先撤诉，跟银行沟通。幸好银行也清楚豆某是受害人，这笔被骗走的贷款也是银行的一个坏账。最终，张琪代表豆某与银行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得到了银行解除抵押的同意，再重新启动诉讼，恢复产权。
“这个民事案件，其实还衍生出刑事查封解除和债权转让的新的法律流程，工作量远大于一个民事案件。而且与银行协商后受让的债权何时能收回都还是个未知数。”张琪说，当时他甚至连诈骗犯的代持同伙都约谈了很多次，期望能协商出一个各方能接受、妥善的解决方案。这个同伙觉得自己很冤枉，他只是帮那个诈骗犯去代持房产，一分钱没赚却被判了刑。虽然最终的解决方案没有达成，仍需继续走法律程序。
另一位受害人聋人吴某的房子倒是没有更改名字，只是做了个抵押，然而这个抵押却存在了10多年。“你说他有什么实际的经济损失吗？目前看来是没有，但这个抵押对房产权利是一个限制，一天不消除抵押，影响就会一直存在。”张琪说，甚至可能影响到他的下一代。因为当时房子做抵押时受害人的孩子才10来岁，现在都已经成年了，未来子女工作结婚，如果有改善居住需求要换房时，这个问题就会爆发，而受害的聋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聋人群体特别需要法律援助
张琪承办的涉残案件中的委托人基本都是聋人。
作为上海残联助残律师志愿服务团成员，张琪经常和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交流，在交流中发现，相较盲人、肢体有残缺的残疾人，聋人在社会中处于更边缘的位置。聋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为听不见，只看到文字，其实就制约了他们对于信息的一个收集和分析能力，对于信息的解读和理解有时候就存在偏差。如果是文化程度低的聋人，连文字都只能是认识而未必理解的情况下就更加无知，完全不如其他类型的残疾人。而听人看待他们，觉得他们四肢健全，并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需要特别帮助的。
“因为听不见，他们只相信看到的东西，但有时候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你要从各方面的信息去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琪说，跟聋人沟通花费的精力相当于其他人的至少两倍。这是助聋事业比较辛苦的地方，也是聋人世界往往与听人世界互不往来的原因，因此聋人也最容易成为金融类诈骗案盯上的受害者。
之前，张琪还接到过几个聋人的法律咨询，他们几人互相介绍，在一个APP上合资购买了几百万的理财产品，但到期后并没有得到兑付。当时这几位受害者找到张琪的时候，这款APP都已经断线无法登录了，“如果让我们听人来判断的话，可能第一感觉就觉得这个理财产品不靠谱，但是他们不一样，他们可能觉得身边的人之前拿到投资收益了，就会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就会有越来越多人陷进去”。
对于聋人群体，在接受法律帮助时有哪些基本权益？张琪说，国家对于法律援助的条例规定是很明确的，但对受援群体，和法律援助的案件类型有约束，比如仅限于劳动纠纷、赡养或者交通事故等类型。涉及到聋人之间的借款，经济上的金融诈骗，这一类案件目前是无法纳入法律援助范畴的。这个逻辑也可以理解，因为既然有钱借出去，有钱去投资做理财，那说明在经济上不算太困难。但这里有个现实中的情况，就是很多被骗的聋人其实经济上依旧是困难的，但聋人也有强烈想改善境遇的想法，在遇到他们认为好的机会时往往会把全部积蓄投入，甚至举债投入。
影片《健听女孩》经典镜头，露比用手语表示“我爱你”。
但是，张琪觉得聋人群体又特别需要法律帮助。因为他们一旦牵扯进金融诈骗、借款纠纷之类的案件，由于他们在沟通和思维上的困境，遇到问题有时候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会钻牛角尖，他们也往往不知道去哪找合适自己的律师。
是律师，同时也是“CODA”。张琪在帮他们的时候也不隐瞒这个身份，当他们知道张琪是聋人子女后，也更愿意敞开心扉，沟通起来更顺畅。“我也不是全都免费，说实话，都免费的话，我也要考虑我的时间和精力，毕竟还有其他工作。”张琪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会参照聋人的经济状况适当收费，尽量不给聋人再增加过多的经济负担。张琪只希望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尽力地去帮助聋人这个群体。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