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夫人，南朝梁、陈至隋初间岭南少数民族杰出的女首领，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在王朝更迭频繁的时代，对于稳定今粤西地区及海南岛附近局势，维护国家统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了卓越功勋，因而青史留名，被后世传颂。截至目前，已有的对冼夫人的研究，成果丰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文献编纂等方方面面，然而，学术界尚缺乏从传播的角度，来探索冼夫人的演化轨迹，尤其是作为传播初始阶段的唐宋时期。此文冀在引玉。
今天能够见到的对冼夫人事迹进行记录的文献始于唐代，以《隋书》卷八〇所立《谯国夫人传》（以下简称“隋传”）最早，且是最为全面的专传，全文1422字。《北史》卷九一亦有传，1104字，为李延寿抄录改纂自《隋书》。四库馆臣云：“延寿当日专致力于《北史》，《南史》不过因其旧文排纂删润，故其减字节句每失本意，间有所增益，又缘饰为多。”所评为李氏《南史》，而冼夫人为南朝人，最终归隋，史家微意，传入《北史》，而史料一依南朝，故这个评价也适用于《谯国夫人传》。稍后杜佑《通典》卷三四、卷一五四载冼氏事迹，亦抄录自隋传。是隋传为今传冼夫人事迹的原始文本，其价值无可替代。
隋传叙夫人源自高凉南越首领世家，为人贤明，有信义。梁朝大同初，与罗州刺史冯氏联姻，抚有部众。梁末智败叛臣李迁仕，结交陈霸先，稳定地方局势。后归附陈朝。陈亡，号称圣母，助隋平定岭南，维护国家一统。
汉文民族史料来源，源自民族地区前来中原王朝朝贡时的载录，中原王朝派往民族地区使节的记述，民族地区人员定居或寓居内地留下的痕迹，或者汉族人士于民族地区经历的记载等，是史书相关编纂的主要依据。在史书力求实录的文字严整性要求外，服从中央政府，维护国家一统是隋传叙事的思想主线，特别留意于易代之际冼氏的选择和作为，于夫人个人日常、家庭事务、部落利益、地区风俗习惯等一概未加采辑，为此文著述最为突出的特点。
史书的记述对象是过去的知识和思想，是对过去时段、空间事物的反映或复原。史书的作者却是当代人。史书的叙事特性要求作者在正式写作前，尽可能全面收集有关资料，随后对其删削以成文。在删削成文的过程中，体现了作者对史事的个人认知与阐释，一定程度上还与时代环境有所关联。隋传叙事的突出特点与史书的这一特征是符合的。
中国历经东汉末魏晋南北朝的大动荡和大分裂后，迎来了隋朝的统一。隋祚短暂，战乱再起，最终唐取而代之，国家又复一统。孙徐培等认为：“史书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中占有建构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内容和范围主干的位置。”唐太宗重视历史的镜戒意义，“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对正史的编修极为重视，由宰相提领监修，《隋书》即其一。中央政府接管修史，能够更好地借助史书传播定于一尊的王朝国家理念，以价值标准形塑传播对象，运用对史实的取舍，来重新诠释和建构历史事件，引导人们通过史书的阅读做出符合国家需要的认知，影响民众的政治选择，寓政治意图于史实中，达到教化的目的。隋传的书写，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完成的。我们认为，《隋书》由当时的宰相魏征等领衔完成，贯彻了新兴的唐王朝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一统的施政方针，《谯国夫人传》的书写即是一个典型案例体现。这种对资料有选择的标准性书写，将冼夫人树立为维护国家一统的道德榜样，成为冼夫人形象的基本依据。后世对冼夫人的认知，形成以史书所记内容为主的知识体系。
正史的阅读对象，最初主要是王朝的统治根基士大夫，并非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其传播具有由上而下的纵向一元性。但是文本一旦形成，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技术手段尤其是印刷术的进步，载体特别是纸张的逐渐易于获取，传播慢慢就不受时空限制，逐渐蔓延。并且在传播过程中，逐渐突破官方圈定的叙事内容，渗入一些原本就存在的民间因素。这一点在宋代已经有所呈现。
宋祁《唐书·冯盎传》载冯盎先世，祖述隋传，“至盎三世矣”，忠于隋，在易代之际能平定叛乱，抚有地方，最终纳款于唐，全宗保身，功名齐备。在陈述史实方面，指出冯盎继承冼夫人的政治智慧，做出了合理选择；在书写材料的撷取方面，与隋传则是一脉相承的，既交代了冯氏的世系由来，体现了历史的连贯与延续，又暗喻维护国家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大势。宋祁的这个叙述，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隋传在士大夫，尤其是后世史家中的传播颇有影响。
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冼夫人事迹散于卷一六三、卷一六七等卷中，《通鉴考异》卷七明确说“今从《隋书》”，且司马光自述编纂《资治通鉴》目的云：“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为其赐名，可谓知己。在理念一致的前提下，司马光依据资料直接源自隋传。史书质量的精良，皇帝的加持，以及温公自身的影响，使得书成后，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至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收录冼夫人事迹，自是应有之义。《资治通鉴》冼夫人事迹源自隋传，按照时间先后编年而成，随着其影响的扩大，冼夫人正史叙事事迹的传播亦随之扩大。
南宋夹漈先生郑樵，不应科举，穷其一生，“参用马迁之体而异马迁之法”，成《通志》二百卷，虽未列入正史，却是一部影响极大的纪传体通史，尤以二十略闻名于世。郑樵在《通志》卷一八五立《谯国夫人传》，全文1202字，通过比对，可以断定源自隋传，并略有删改。作为“三通”之一，《通志》历代备受推崇，郑樵传对冼夫人的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
事实上，官方口径的冼夫人事迹在宋代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类书中大都收有冼夫人的专有条目，如《事物纪原》卷一，《记纂渊海》卷一九〇，《玉海》卷七九等。章定《名贤士族言行类稿》卷一亦有冼夫人。尹起莘云：“洗氏一妇人乃能夺义讨贼，故《纲目》特书于册。彼以大丈夫自处，若袁君正之徒，乃甘于附贼者，可不愧死无地哉！”这个对比鲜明的评价，可以作为宋代冼夫人光辉事迹得到传播的注脚。
风流倜傥的伟大文人苏轼曾经自嘲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琼州。”所谓黄州、惠州、琼州，指的是苏轼遭到贬谪的流放地。苏轼曾在海南生活了三年多时间，往返于雷州半岛，故熟知当地典故风俗，他写了一首歌咏冼夫人的诗：“冯洗古烈妇，翁媪国于兹。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三世更险易，一心无磷缁。锦伞平积乱，犀渠破余疑。庙貌空复存，碑板漫无辞。我欲作铭志，慰此父老思。遗民不可问，偻句莫予欺。犦牲菌鸡卜，我当一访之。铜鼓壶卢笙，歌此迎送诗。”被林华胜称为开吟咏冼夫人之先河。此诗简明扼要地讴歌了冼夫人的丰功伟绩及其遗响，苏轼的巨大影响力对于冼夫人的广泛传播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从全诗的后半段“庙貌”“碑板”“父老思”“遗民”“一访之”“铜鼓”等词语中，我们能够看到，在官方史学叙事传播的路径之外，冼夫人存在着一个民间传播路径。这个民间传播，是在冼夫人事迹的发生地进行的，具有本土性和持续性，是冼夫人传播真正的源泉所在。
苏轼诗体现的这种民间传播，在地方志中得到了印证。南宋《舆地纪胜》卷一一六、卷一一七等有冼夫人传记，遵循的仍是正史叙事口径，史料来自隋传，但又记有灵顺诚敬夫人洗氏庙、洗氏庙。“铜鼓”条云：“高尺余，广二尺，款识精巧，县而击之，其声颇震。嘉泰元年，信宜县民得之地中。次年，山发洪，复涌出一面。太守义太初以其一镇郡库，以其一寘之诚敬夫人庙。夫人行宫旧亦有一面，并此而三。”铜鼓三面，与冼夫人有关的占其二。地下发现的带有一定神性色彩的铜鼓二面，一面被太守置于夫人庙中。于此可见冼夫人在地方民众心目中位置之一斑。关于碑记，化州“谯国夫人庙碑，有行状刊于碑碣，盖高凉洗氏之女也”，高州“诚敬夫人庙碑，石极古，礲错虽不平整，而其光莹然，遇天日清明，迫而视之，可洞见人物往来影。耆旧相传以此碑乃鉴石所制”。遗憾的是碑记未能保存下来，具体内容已不可知。
此外，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电白县下有一条记载：“洗氏墓。高凉人，乳长七尺。”《太平寰宇记》开创了一种新型的“集志型”地理总志，引用资料繁杂，可考者即不下千种，尽管我们不清楚此条依据，但其所述当必有来历。今检索文献，“乳长七尺”的典故，见于《搜神记》：“蜀郡张宽，字叔文。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祀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七车者，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洁则女人见。’”干宝文字或源自陈寿《益部耆旧传》，见《艺文类聚》卷四八、《初学记》卷六等唐代类书所引。以此为参照，乐史所记显然亦来自民间故事。我们推测，这条源自民间的记载，或表明冼夫人在民间被神化成与掌管祭祀的神灵和二十八宿之一的婺女有某种关联；或源自生殖崇拜，乳长当与哺乳生养有关，因冼夫人此前已被视为圣母。无论哪种情况，都清晰地展示一个实际情况：至少在五代宋初，冼夫人的形象在民间出现了神化构建，有由实向虚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过渡性，符合传播特点。这是一条与官方正史叙事模式完全不同的传播路径，体现的是最有生命力的原生地传播。冼夫人的传奇经历，为民间的神化提供了条件，其智败李迁仕一事，其中展现的智慧、果敢、英勇，较之古名将，毫不逊色，以至于记录“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的《太平广记》，在卷二七〇亦摭有其事迹。
就现有史料来看，唐代是冼夫人事迹传播的起始，奠定了传播的根基。宋代传播体裁得到充实，类型丰富多样，参与人群广泛，是一个重要的扩展阶段。
文｜张保见（作者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