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梦对大脑的好处,早已体现在儿歌里

文学有什么用?熟读文学作品的人往往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或者应付一句“无用之用”,不想落入实用主义的窠臼。对于尚在文学大门外,从未领略过文学奇妙滋味的人来说,这样的回应还是让他们一头雾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英语教授安格斯·弗莱彻不能忍受那些实用主义者们长久以来对文学的轻视,他在文学研究领域另辟蹊径——发展出“故事科学”(story science),专门研究文学的功效。他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了这本《文学发明:人类需要文学的25个“科学证明”》


弗莱彻认为,文学可以与其他许多事物一样,也成为一种科技发明和创造。当人们感到沮丧和无助的时候为什么常常到文学作品里寻求解脱呢?荷马、莎士比亚、奥斯汀等每个时代的伟大作家,在文学领域里作出的技术突破,应该被视为叙事故事兼神经医学的进步。


《文学发明》一书探论了文学史上功效最大的25个发明。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明,这些文学作品能够纾解我们的悲伤、创伤、孤独、焦虑、麻木、抑郁、悲观和厌倦等情绪,同时也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勇气、爱、同理心、希望、快乐和积极的转变。这样的例子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从《红楼梦》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从诗歌到童话,从意识流小说到奴隶叙事记。?


正如弗莱彻所说,文学和那些物质生产的工具不同,“这些工具面向外部,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而文学则面向内心,帮助我们活出自己”。也就是说,文学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本书并不只是宽泛地谈论文学的心理宽慰作用,而是具体地论述不同的文学体裁、类型会激发哪些不同的情感,从而引发大脑神经的反应乃至重塑心灵,比如儿歌对想象力的促进。“这种效用有医学价值,能提高心灵的福祉,对大脑别有一番好处。”由此可见,文学也是一种技术。


本文摘编自《文学发明》第十八章,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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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美]安格斯·弗莱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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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发明》,[美]安格斯·弗莱彻 著,郭澍 译,未读|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


1689年灰蒙蒙的冬天,世界的想象力死了。


致命一击来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尽管书名四平八稳,但这部著作的野心却非同一般。它由四册组成,总共近四百页,探讨的话题极其深奥,超出了时人的理解范围,包括天赋的思辨原则、空间观念的简单情状、儿童的思想、傻瓜的思想等。


凭借对这些艰深问题的精妙思考,这部著作大为畅销。人们在伦敦的咖啡馆里阅读它,在韦茨拉尔和君士坦丁堡的法庭上讨论它。它一步步走到爪哇岛,走到牙买加,走到梵蒂冈,走到弗吉尼亚,走到巴哈马,走到孟加拉湾,甚至从纽约走入蛮荒的内陆。它每每来到一个地方,无不激起关于人类思想的高深对话。


这部著作主张大脑生来是一片空白。我们带着宛如纯白画布的大脑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在这块画布上任意作画。最狂放不羁的幻想、最荒诞不经的创造、最天马行空的想象,一切都在大脑里肆意绽放。


这种想法让洛克分外警觉。他认为健康的思想只包含一种东西,那就是理性。理性可以促发道德、清醒、克制、勤勉和繁荣。没有理性,生命将充满“缺点”“错误”和“愚蠢”。因此,为了确保这样的非理性不在初生的画布上胡乱涂抹,洛克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教育孩子”的新方法。


过去,孩子们听到的都是关于“妖怪和精灵”的虚构故事。但这样的做法到此为止。未来,他们所受的训练将仅限于围绕“天然关联”的“一系列思想”。换言之,他们将得到有关自然法则的教育。从摇篮到学堂,等待他们的将是“冰是冷的,火是热的”“钱能换来物品,而做梦不能”等一类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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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剧照。

在18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和美洲,众多教师都采纳了这一理性教育方法。此外,更重要的是洛克的改革预示的浩浩潮流。在洛克之前,孩童所受的教育是杂乱且冲动的,充满了可供任意想象的空缺和自由。


而在洛克之后,孩童教育变得越来越一板一眼。孩子们被置于一行行课桌后,背诵各种计算公式和语法规则。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休息时间要用于有组织、有规则的游戏和体育活动;家庭作业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规划课余时间。于是,在世界各地的学校里,漫无目的的白日梦被实用技能、理性决策和审慎的未来规划取代。


这一切都那么合理,或至少看似很合理。而在20世纪末,科学家们有一个惊人的发现:白日梦并不会造成什么危险或缺陷,它更不是浪费时间的奢侈享受。白日梦对思想是有好处的。




新发现


这一发现的起源完全属于意外,甚至根本算不上什么发现。


这还要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有效的大脑检测仪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简称PET)。PET扫描仪是一台嗡嗡作响的圆圈状设备,它利用具有放射性的氟-18来了解大脑的葡萄糖消耗情况。某一神经区域消耗的葡萄糖越多,该区域的思维活动就越活跃。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就装有这种神奇的装置。为了校准仪器,科学家们让一名年轻女子接受检测,并告诉她:“放轻松,什么都不要想。”女子点了点头,但她的大脑并没有停止消耗葡萄糖。她的大脑的某一部分仍在不停地思考着、思考着。


科学家们紧蹙双眉,不断告诉她:放松,放松,放松。


“我已经放松了呀,”女子欢快地回应,“我在这台大家伙里感觉很不错。这里洁白宽敞,像一条星际隧道。”


自然,科学家们断定这名年轻女子有哪里不正常。他们又找来一名体面的老先生,把女子换了下来。而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老先生坚称自己放轻松了,但他的大脑仍有一部分在不停地思考。


科学家们紧紧盯着那一部分大脑区域,越发感到讶异。他们意识到,不论是在《大脑图集》《实用神经解剖》,或任何其他临床医学教科书里,都没有见过这片大脑区域。这是从未发现过的神经网络,从大脑前部向上延伸至顶端,再沿着后部向下,抵达底端,并横跨左右脑。


这片巨大的神经网络是什么呢?科学家们不得而知。他们对它展开了各种天马行空、前所未有的猜想,也的确产生了一些非凡独创的思想火花。但他们并不想让自己的表达流于空想。


于是,在其中一位科学家——戴眼镜的前美国空军军医马库斯·赖希勒医生的建议下,他们聪明地将这个发现命名为“默认网络”。他们推断,该网络即大脑的默认模式。当大脑不进行任何特定任务时,该网络便会被激活。它利用大脑的空闲时光来从事一些神秘的活动。


不过后来表明,这些活动也不是那么神秘。我们在业余时间里也会进行同样的活动。


那就是游戏。




大脑的游戏原理


大脑的游戏是“无法无天”的。


“无法无天”这个词语往往充满各种负面感觉:混乱、暴力和野蛮,而其本身的意思只不过是“管理的缺失”。我们都有制定规则的自由,也有改变这些规则的自由——只要我们乐意,只要我们活着。


这就是孩童的游戏状态。他们的游戏通常看上去没什么章法,但确实包含某些规则,这些规则没有权威的来源,且随时可以改进。我们的大脑也通过相同的方式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大脑摆脱了工作时那种自上而下的严苛规则,而允许感情、记忆和其他自下而上的神经体验,为思想开辟一条“无法无天”的自由河流。


有个科学术语来形容这种无组织、无秩序的游戏状态,叫“神游”。神游也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纯粹的随意状态是难以达成的,自然界中甚至并不存在这种状态。但尽管如此,神游还是拥有不亚于掷骰子或彩票机的随机性。我们大脑中的思想可以四处游荡,横冲直撞,建立关联,却又毫无什么重要的逻辑可言。


神游具有许多心理学益处。它能培养创造力,激发新的灵感来解决沉疴痼疾;它也可以单纯地提供乐趣,增进我们的幸福感和对生活的热爱。今天,即便最冷峻的科学家也建议我们每天抽出一点儿时间来神游,抽出一点儿时间来做白日梦,抽出一点儿时间来让自己开心。


我们的大脑经常会自发地神游。在没有集中注意力忙于某事时,大脑就开始在记忆中飘游,想象一些新的打算。所以,促进神游的基本方法就是放松。不想工作,闭上眼睛,使注意力从外部世界挪开:放松……放松……放松……


如果你刚刚照做了,但神思依然在近处徘徊,这也并不奇怪。我们的祖先曾屡试不爽的做法在今天这个时代往往无法奏效。那些教育手段和功利的追求越是占据我们的童年,大脑就越受到某些思维定式的影响。即便思想已启程游荡,它也只会踟蹰在熟悉的老路上。


但不必烦恼,把自己当作孩子,你仍可以收获那些古老的精神滋养。科学家已经发现,有种方法可以实现随心所欲,激活默认网络,让我们逃离令人厌倦的老路。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它不仅能恢复我们先天的神游能力,还会予以提升,把我们的思想推入前所未有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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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这种促进神游的方法就是即兴艺术创作。它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你也可以即兴创造出更多的形式。不过,科学家研究最多的还要属音乐的即兴创作。古典笛手、说唱歌手、爵士钢琴家们在即兴创作时谱写一气呵成的词曲。当扫描这些音乐人的大脑时,仪器揭示了与即兴创作相关的两种独立的神经网络。你可能已经想到了,第一种神经网络正是默认网络;第二种则比较出人意料,它倾向于遵循规则或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这类“权威”。


这两种神经网络能相互影响,一部分原因在于神游放松了大脑的管控,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完全反向的作用:大脑中那些纪律严明的区域提供了音乐的结构基础,方便了即兴创作。这种基础轻盈而灵活,就像孩童游戏里那些杂乱的规则一样,可以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同样和那些规则一样,这种基础将我们的思想集中一处,从而为创作活动提供便利。


若接受数年的训练,成为笛手、说唱歌手或钢琴家,我们就可以体验到这种自发性和周密性之间的互动。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文学作品这条捷径:有种文学类型是专门用于培养音乐即兴创作能力的。


它的名字叫儿歌。




儿歌与音乐即兴创作


儿歌是个伟大的发明。虽然无法确知具体时间,但我们明白其源流远早于洛克的时代。和其他口头文学一样,儿歌的早期历史已无从考证。直到18世纪末期,洛克身后大约九十年,最早一批儿歌才以歌集的形式出版,如《鹅妈妈童谣集》。这本通俗的儿歌集一经出版便畅销一时,先是在英国,而后在美国。而异想天开的版画家托马斯·比伊克的插图也为其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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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格斯鹅妈妈童谣金典》,[英]雷蒙德·布里格斯 著/绘,李晖 译,乐府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6月版。


儿歌真正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它鼓励大脑的游戏。而其他早期儿童文学大多情况相反。它们多是些用来吓唬孩子的故事,像“如果离开父母太远,就会被大灰狼吃掉”。也有些文学作品会灌输成人的对错观念,让孩子变得温顺听话。


然而,儿歌却是这样的:


稀奇稀奇真稀奇,

小提琴和小猫咪,

奶牛一蹦比月高;

狗儿见了哈哈笑,

叉子勺子忙逃跑。


什么是稀奇的?猫咪怎会演奏小提琴?奶牛怎会飞上天?勺子要去哪儿?


我们的大脑没有答案。但它不会陷于困惑,或为穷究道理而止步不前。它只是频频点头,继续向前,在这些胡话背后感到音乐的节奏。“稀奇”和“猫咪”押韵,“高”“笑”和“跑”押韵,整首诗别有一番韵律感。


这首《稀奇真稀奇》正是以其结构让我们的大脑从理性中解放出来,创造了一个餐具奔走、奶牛飞天的世界。通过把我们的大脑带入这样一个世界,儿歌向我们的神经回路展现了即兴创作的深层规则,即所谓“好的,然后呢?”


这个规则的原理是这样的:当我们听到一组随机的联系时,我们不说“不”,也不说“可是”,我们说“好的,然后呢?”


“好的”意味着接受,“然后呢?”意味着延续。我们不会停止思考那些看似随意甚至荒谬的观念,而是鼓励它们。这一切都使“好的,然后呢?”成为一种不同寻常的规则。和那些惯常的规则不同,这不是推行对错,也不是推行“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相反,它推行的是一种无序的状态。


“好的,然后呢?”看似是个易于掌握的规则,实则不然。(看,我刚才就打破了这个规则。)这是因为它有悖于我们大脑爱说“不”和“可是”的天性。“不”和“可是”是相对安全的。它们放慢了生命的脚步,让万物变得熟悉。对大脑的恐惧区域来说,“不”和“可是”算是一种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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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格斯鹅妈妈童谣金典》内页。

要想逃离这些强大而保守的恐惧区域,我们要练习、练习、再练习,面对陌生多说“好的,然后呢?”这就是《稀奇真稀奇》帮助我们大脑实现的。这首儿歌的韵律和节奏足以安抚我们的恐惧区域,让他们免于说出“不,可是”,从而使大脑的其余部分在未知世界里大胆嬉戏。


既然我们已接近这场勇敢小游戏的尾声,现在可以转回头去看看《稀奇真稀奇》了。我们看到穿越了各种关联、意象和事物。它让我们把奶牛蹦跳、狗儿大笑、勺子逃跑等事件串联起来。这种串联的过程极其激动人心。假如我们的大脑能对一个又一个事件说“好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神游中收获新的午后规划、新的午夜绸缪、新的明日策略。


《稀奇真稀奇》并没有带我们在这条叙事道路上走得太远。不过在19世纪的英国,一种儿童文学受到了儿歌的启发,这种儿童文学会带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一种全新的儿童故事


19世纪的英国并非儿童的乐土。假如你是穷人家的孩子,那么在五岁的年纪,甚至更早就开始做工了。你会被送往当地的煤矿、纺织厂、煤气厂,或是造船厂。你能得到的唯一保护就是一纸蹩脚的法案,规定你的日工作量不得超过十个小时。假如你家稍微富有一些,情况会没那么糟糕,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会受到维多利亚社会的一对准则的规训:理性与道德。你被告诫要谨慎,要全心全意地忠实于上帝的戒条。


这些都没给想象力或玩耍留出多少空间。因此,在1846年,画家、诗人、钢琴家爱德华·利尔尝试让一切放松下来,创作了一部打油诗集——《荒诞书》。到1871年,李尔变得肆无忌惮,跳出了打油诗的界限,创作了一首极富创造力的儿童诗歌:


猫头鹰和小猫咪出海去,

划着一艘漂亮的豆绿色小船。

它们带了一些蜂蜜,带足了钱,

装在一张五英镑的钞票里……

它们吃着肉馅,还有一片片的木梨,

用一柄叉勺;

它们手牵手,在沙滩边,

就着月色舞蹈,

月亮,

月亮,

它们就着月色舞蹈。


这首诗是《猫头鹰和小猫咪》。和《稀奇真稀奇》一样,这首诗也是一系列“好的,然后呢?”的罗列,以富有韵律和节奏的音乐结构呈现出来。同时,它的故事情节要比《稀奇真稀奇》更为精致:猫头鹰和小猫咪带着蜂蜜去航行、以亚洲木梨为野餐、在月光下的沙滩跳舞。漫漫想象中,我们的大脑不断延伸,进入充满未知的叙事世界。


这些奇思妙想令一众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感到愉悦。一位作者受到启发,不禁想:“好的,然后呢?”这一方法是否还能延伸至更远?这个故事能不能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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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凯迪克金奖绘本《公鸡喔喔啼》英文版内页图,这本书是美国各地经典童谣的合集。

刘易斯·卡洛尔的“好的,然后呢?”


1865年,刘易斯·卡洛尔发表了《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本来只是作者给朋友家的十岁女儿编造的胡思乱想的故事。和《猫头鹰和小猫咪》一样,这个故事也有一种音乐特质,并且里面的歌谣符合“好的,然后呢?”的规则:


“你能走快一点儿吗?”鳕鱼对只蜗牛说,

“有只海豚紧追咱,它踩到我尾巴了。

看那龙虾和海龟,多么热情往前进!

它们都在海滩上——你要加入舞会吗?”


和《猫头鹰和小猫咪》和《稀奇真稀奇》都不同,刘易斯·卡洛尔的故事还多了大量非音乐性内容,其中既没有音步,也没有韵脚。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跟随一只穿西装背心的兔子落入一个洞里,发现自己来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这里有吃一口就能长成巨人的蛋糕、抽水烟袋的毛毛虫,还有和火烈鸟一起打槌球的王后。


这些联想极大地提升了大脑的即兴叙事能力,同时也提出一个问题:它的结构是什么?是什么把这些杂乱无章的事物串联起来的?既然已没有音乐、韵律和节奏,为何大脑的恐惧区域没有停息或发怒?


答案就是,刘易斯·卡洛尔用一种叙事结构代替了《稀奇真稀奇》的音乐结构。这个叙事结构就是人物,确切来说,是爱丽丝。和儿歌里悦耳的音步一样,爱丽丝的情感和个性贯穿故事始终。和所有周密结构一样,爱丽丝通过说“不”设置了很多边界。在冒险初期,她就说:“不,我不能这么问。”旅途结束时,她又一次说了“不”:“我不!你不过是一副卡牌而已!”


依靠爱丽丝这种结构性角色,可以创造出无限延伸的、符合“好的,然后呢?”规则的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打开了儿童文学的更多想象与可能。儿歌可以扩充为一连串无止境的短篇故事和小说。只要有一个稳定的人物,大脑就可以踏上随兴的冒险旅途。在这些冒险中,许多新思想将绽放结果,我们的即兴创作也随之得到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