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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丨李宇嘉
2016年那一次特朗普当选,加征关税、技术卡脖子等。结果怎么样了呢?
据财信研究院统计,越是对华依赖度高的商品,实际税率就越低,毕竟关系到美国的通胀,竞选口号和实际执行要取得某种平衡。从科技的角度看,据BP社近期很火的一篇文章,“卡脖子”激发了中国的斗志,美国关心的13项关键技术,中国均取得不同程度的技术突破。
比如,作为科技担当的华为,其Mate60 搭载的麒麟9000S芯片,打破美国长期以来的封锁。
比如,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出口国!
如果说,特朗普1.0阶段(2016-2020年)传导的压力,激发我国突破技术卡脖子和树立信心的斗志,那么2.0阶段(2025-2028年)的进一步加压,将倒逼我国实现科技上自立自强和经济向内需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所谓,遇刚则刚、遇强则强,我们一直是在被别人硬刚的过程中发展。
不要迷恋外部环境相对友好,给我们带来的出口机遇。事实上,“内需不足、外需顶上”的平衡局面,越来越艰难、越来越脆弱。从更高层面来讲,当技术突破面临瓶颈,全球化遭遇挑战,外部形势不好是常态,差距就在边际上。真正要关注的不确定性,自始至终都在内部。
即正视国内在人口、婚育、通缩等基本面存在的严峻形势,把我国市场广阔、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发挥出来,把内需驱动的增长动力发挥出来,把潜在的风险(地方债务、金融、房地产等)处置好,FDI就一定会回来,谁和钱过不去?这其中,内需动力的打造,最关键。
有人口规模优势、市场潜力优势,当内需主导,则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回到房地产主题!
必须要放弃幻想了。未来要做的,就是将商品房市场势不可挡地打造为大宗消费品市场,让数以亿计的人群,进入到这一场居住的“消费革命”中,通过大宗消费,辅之以万亿级别的财政政策,驱动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市民社会建设、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场景建设。
举个例子,消费品“以旧换新”,没有商品房交易的加持,作为载体,只能是小打小闹,但凡买房或换房,大概率是室内设施的全面更新、一应俱全;成家或生育子女,往往也是以固定居所、拥有房子为载体,从而带来安全感。这样的大宗消费,就是内需驱动的强大动力。
国内外概莫能外,这也是为何房地产在美国仍是支柱产业?
尽管,房地产供求关系重大变化了。比如,逢人就会听到房子是如何如何多之类的观点,但我发现周遭有房的人,都在抱怨自己的居住条件如何不好,都想升级需求。更别谈那些没有房子的人。这也好理解,过去几十年,我们更关注速度、规模、物质等,在“人本”上的心思不多。
当“房住不炒”落地以后,房子彻底变成了消费品,大家终于停止了追逐资产拥有和溢价的狂奔,回归到生活本源上面。这时候,才发现,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那些房子,越看越不顺眼。
但凡你到任何一个小区,哪怕是所谓的高档社区,你抓住任何一个业主问一下,“你对居住和小区有啥不满意”?迎接你的,必然是一顿吐槽甚至是咆哮,要么是住的空间狭窄、拥堵不堪,要么是过时和品质不好,要么配套设施缺失。总之,绝大多数人对住的不满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过去不愁卖的房子,突然卖不动了。近期,我在各地调研发现,每一个城市,卖得动的项目(热点城市每月销售30套+/项目,非热点城市10+套/项目),不超过20%。剩下那80%左右的项目,基本上被市场“抛弃”,因为它们无法成为合格的消费品。
热卖的商品房项目,有什么特点呢?价格友好那是一定的,但绝非“价格低”这一个特征。很多人告诉我,如果价格太低,可能在品质上偷工减料、交付上货不对板、后期维护上每况愈下。重要的是,这些项目对当前买房需求的匹配性很好,或者说,这些项目都是“好房子”!
比如,不管是在通勤方面,配套设施(比如小区内是否配置幼儿园、小学)方面,户型设计(得房率能否高一点),房企品牌美誉度方面等,都没有瑕疵,或者说各方面“均好”的项目。
当然,有关“好房子”,自上而下都有完善的评价体系,比如绿色、节能、韧性(比如海绵城市)、智慧等等。这些当然好了,但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真正需要的是有关“生活便利、成本低廉”的一些接地气的、快速响应的服务,比如电梯故障,能否在一天之内解决。
我在很多地方调研发现,一些楼龄超过15年的高层建筑,电梯故障无法在一天内解决,影响是灾难性的。再比如,一些公租房、人才房小区,“一老一小”的服务设施得不到维护而弃用。
过去,我们重视增量建设,忽视存量维护,重视面子工程,忽视里子工程。未来,所谓的“好房子”,除了绿色、节能、韧性(比如海绵城市)、智慧等,还应是可支付(买得起、租得起、住的好)。另外,涉及居民基本生活的公共设施,要得到及时维护而保持其一定的品质。
因此,当下房地产领域正在掀起的“好房子”革命,将开启真正的居住消费时代。更大的潜力在于,过去房价单边上涨,很多人被商品房市场排除在外,甚至无法享受到当代社区式住宅的体面居所。比如,很多人住在城中村、农民自建房、工棚或铁皮房、企业宿舍、长期合租等。
近期调研,还发现一个现象,由于就业的稳定性下降,灵活就业人员增加,支出预期开始谨慎,住房困难人群增加,对低租金房源(比如公租房)的需求增长,但近期多地减少新增公租房项目投资。当然,也有一些公租房项目,由于位置偏远、配套不足而出现无人申请的情况。
后者,当然是供给端没有“以人为本”,单纯完成量化任务导致的结果。
我建议,借助“数万亿”级别的专项债、专项借款、特别国债等大体量资金投入,各地国企、平台公司收回或收购存量土地。一方面,支出的资金可以对接“保交房”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收回的土地或在建工程大量建设公租房、保租房,把这些房子租给无房的群体。
当然,这些房子要建设成为低成本的社区。所谓低成本,一方面就是租金低廉(盯住市场租金、控制在市场租金的一半左右);另一方面,基本生活服务设施齐全,且供给低成本,比如价格低廉的普惠幼儿园、菜市场、充电桩、停车位、社区食堂等等。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一旦租金低廉,生活成本低廉,全部居家生活支出占比控制在30-50%,就能激活居民其他消费,特别是生育方面的意愿,这就是“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最大特征。生育、养育和教育的形势好转,从功利的角度讲,这也是最大的内需。家庭人口增加,将带来包含住房升级的多方位需求。
现在,城市没有开发的地块,其建筑面积就达到7年左右的商品房销售量。很多地块都是在楼市上一轮高潮期出让的,区位优良,但其现在的价格已经跌到2017年左右的水平了。另外,很多城市的土地,在“招拍挂”市场上根本卖不出去,还不如拿来建设公租房和人才房。
因此,对于开发商不愿意或无能力开发的地块,“招拍挂”卖不出去的地块,可以通过收回/购回的方式,辅之以规划和功能调整,比如非住宅用地改为住宅用地,由本地国企或城投,开发为公租房、人才房等等,不仅解决了库存的问题(稳定了地价),还能激活大宗消费市场。
当然,必须要把公租房、人才房等等,打造为“好房子”,对其评价标准就是“住得起、住得下、住得好”,在基本居住面积(30-90平米)的基础上,在基础教育、通勤出行、“一老一小”、生活服务(菜市场、理发等)等方面,落实功能齐全、价格低廉、维保及时。
为何这么强调价格低廉呢?
很简单,不论是新就业大学生,还是外来务工人员,现在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有一个人失业”的家庭案例在增加,收入水平难以保障。同时,现在城市生活的综合成本太高了,原来1000元的房租可以承受,现在则无法承受了。因此,必须要降低最大头的居住开支。
这样,住房领域巨大的消费潜力就挖掘出来了,通过大宗消费,将新型城镇化、市民化、公共服务投资建设、社会保障等带动起来,缓解当前低迷的婚育形势,这是我国内需动力打造的路径。
即将开启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清除隐性债务,支持银行补充一级资本金,以及大规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特别国债(支持生育、就业和兜底保障),金融机构大规模投放专项借款等资金全方位支持下,住房大宗消费向新市民、外来人口等普遍百姓倾斜,将变得可行、可持续。
改革,从来都是倒逼的。外部环境恶化,让内需不足的问题全方位暴露,也促成我们既要正视困难、共度难关,也要以我为主、坚定信心,那就是完成城镇化的未竟事宜,掀起一场围绕居住的大宗消费革命,从而将数以亿计的、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人群卷入到国内大循环中。
作者:李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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