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方（北京城市学者）
明廷在全国推行乡约王阳明把讲圣谕引入乡约
乡约，就是乡规民约，行乡约就是践行乡约的行为。目前所知较早且著名的行乡约记录应推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由史称“蓝田四吕”的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吕氏四兄弟制定，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部分内容，“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以促进乡人之间的情谊。
《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未久，北宋被金所灭，《吕氏乡约》也被湮没了。一百年以后，南宋时，朱熹重新发现了《吕氏乡约》，并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他的发掘和整理，使《吕氏乡约》重为人们所知。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十年（1397）发布“圣训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令每个乡置木铎，选老人或盲人每月六次巡行于路，击铎诵谕，以教化民众。木铎徇路，在《周礼》中有多处记载。古代金铎是用于战事，而木铎用于传示教化刑禁，实即向民间宣达政令。
地方官也有推行乡约的。其中，以王阳明先生的《南赣乡约》为影响最大。明正德十三年（1518），一代理学大家王阳明平定了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的民乱之后，亲力亲为，把讲圣谕引入乡约，化作百姓看得懂又能做得到的行为规范，还对乡约的组织、管理都作了具体规定。
在行乡约之前，王阳明在当地先期颁行十家牌法(亦称保甲法)，以强化治安管理。保甲法与乡约相结合，乡约又将官办与民间自治相结合，覆盖南赣所有乡村，调动了乡村人人参与，教化乡民为善去恶，以“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使南赣民间风气焕然一新，社会秩序安定祥和。
嘉靖八年(1529)，明廷在全国范围推行乡约。有学者称：“嘉靖时代不但乡约保甲成为中央法令，成为地方要政，并且风声所及，连藩属的朝鲜，也在那里提倡，也在那里仿行。”
乡约既为地方要政，地方官对六谕的注释也随之在各地涌现。例如安徽宁国府知府罗汝芳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颁布的《宁国府乡约训语》，就是以《圣谕》为思想指导而制定的《乡约》，而且，还开创了乡约用白话俗文体例的先河。
清代历朝讲圣谕、行乡约
清顺治九年（1652），清世祖颁发“圣谕六训”，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一字不改，全盘继承，令五城各设公所，每月朔望举行乡约，宣讲圣谕。这是清代“宣讲圣谕”之始。
清圣祖亲政不久，于康熙九年(1670)，在“圣谕六言”的基础上提出圣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衣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做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惟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并要求晓谕八旗并直省各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
雍正二年（1724），清世宗又将“圣谕十六条”扩展为万言，遂成“圣谕广训”，颁令全国宣讲。雍正七年（1729）要求各地于人口稠密之地“俱设立‘讲约’之所。於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值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
自此以后，有清一代，历朝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都不断有政令，令各地“宣讲圣谕”，绅士学子，乃至民众也参与。绵延至民国，一些乡镇还有“讲圣谕”的，有的地方“讲圣谕”和“说善书”还成了民间的曲艺节目。
汀州会馆北馆会馆之约与乡约一脉相承
嘉靖、隆庆年间，会馆在北京兴盛起来。各地的京官和来京乡会试的举子在家乡是经历过行乡约的，有些人还曾任过约正等职。由此，乡约亦在会馆管理中“一脉相承”，融合发展。
最直截了当地表达出乡约与会馆之间联系的，莫过于裴应章先生所撰“汀州会馆记”中的一段话：“唯礼让之相先，唯患难之相恤，唯德业之相劝，唯过失之相规，唯忠君爱国之相砥砺，斯萃而不失其正，旅有即次之安矣。”
由这段话可见《吕氏乡约》尽在其中，最后还归总于“忠君爱国之相砥励”；若再与“圣谕十六条”比对，裴先生所言亦在其中。这或可称之为士人版的会馆之约。
裴应章生于福建汀州府清流县城关（今三明市清流县），明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后曾任太仆寺少卿、太仆正卿、太常正卿、提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郧阳巡抚、户部侍郎、吏部侍郎、南京工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等。年届古稀，裴应章在吏部尚书任上致仕还乡。万历三十七年（1609）元月初四日在故里病逝。他为官清正，爱民重士，满朝文武官员称其“公忠直亮，无党无偏，真大臣器”，神宗追赠他为“太子少保”，谥号“恭靖”，派遣官员为他营葬、祭奠。县衙前，还为他立“冢宰坊”、“奕世尚书坊”。2014年，清流县城关龙津广场在原址复建了“奕世尚书”坊。
值得一提的是，据《闽中会馆志》，位于长巷二条的汀州会馆北馆，就是裴应章先生捐宅建成的，建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尤其是汀州会馆有幅著名的楹联：“帝里衣冠聚，天涯骨肉亲”就是裴先生所作。
岳阳会馆曾经“行乡约”
湖南在北京的第一家会馆是岳阳人创建的。《湖湘文库：湖南会馆史料九种》一书中有《京都岳阳会馆记》，文中载：永乐间，跟随明成祖建都京师的官员，多有湖南人。明代历朝在京师为官的湖南人中，又以岳阳人为“最盛”。自永乐至正德年间，没有会馆时，他们为了乡谊联系，“始立会于燕以洽群情，继立乡约以端士习”，于是每有乡约聚会，往往借用民居。这是岳阳人将乡约带进京城的明确记载。
嘉靖三十七年（1558），户部尚书方钝首倡，同乡京官捐金在长巷四条购屋，建成岳阳会馆；隆庆五年（1571），少司马姜蒙泉率其乡众人再度捐款扩建，历时13年，会馆乃“翼翼然为天下之大观”。
万历五年（1577），年届九十的老尚书方钝为岳阳会馆撰文，记述建馆始末，寄语后来人：“覩斯馆而世加修葺之功，则将来居仕者责也，履斯馆而世笃桑梓之谊，则诸先达之乡约在也。”
《京都岳阳会馆记》一篇记文中两提“乡约”，可见会馆不但与乡约一脉相承，还曾经“行乡约”。
就像陈宗藩先生为《闽中会馆志》所作“序”中说：“一业有一业之规约，一族有一族之规约，一乡有一乡之规约，在外之会馆，亦其一也。”会馆自然不会例外。
由此，再去读会馆的规约等记载，我们就能理解会馆管理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了。
供图/凤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