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著名作家的非著名学生

“必记本”注:徐鼎铭是内地较早宣传台静农的学者,本文披露了舒芜(原名方管,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与徐鼎铭讨论台静农一些悬而未决问题的书信。舒芜认为,在台静农研究中应该遵循考据原则,有多少材料,说几分话,如无确证,宁可取其无,不可信其有,特别是关于台静农去台湾的性质,入没入左联,在是不是党员等问题上,要重实证,要慎下结论。在舒芜的信中,在许多问题上看似给积极宣传台静农的徐鼎铭泼了冷水,但两人对待台静农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在舒芜的心中,台静农是不趋时的“寂寞型学者”,无论是不是党员,入没入左联,都不影响他是学界楷模。


本文作者为方竹,自由撰稿人,舒芜女儿,文章首发《随笔》2024年第5期,王铮锴编辑,揭莉琳审核,特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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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江苏淮安青年徐鼎铭与一女子相恋结婚,得知夫人的舅舅是鲁迅的学生——台湾大学教授台静农,他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地搜集台静农的一切资料信息,与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台静农的同事、友人、学生通信。当时,台静农的大名在内地还很陌生,他锲而不舍地在报刊发文宣传介绍台静农。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徐鼎铭开始与父亲舒芜通信,至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八日止,十年的信汇集了很多历史、文化、政治信息与观点看法,感谢徐鼎铭先生将所有信复印并寄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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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1922年7月2日—2009年8月18日)


父亲的第一封回信长达五页:


先为台静农先生一九四八年自台北赠父亲的陈子龙诗作注,又解答几个有关台静农的史实,然后委婉地提出问题:


宣传静农先生,实为要务,有热心如先生者出而任之,甚善甚善。编电视剧,窃以为恐有困难。静农先生中年以前虽三入牢狱,综其平生,究竟缺少戏剧性的波澜,这样的电视剧不易悦众目。但这也许只是我的过虑,先生研究既深,想必有以克服之也。


……


综论静农先生生平,极是。但“误入台湾后,又入囹圄”云云,有二疑点:一、抗战胜利,台湾光复,那时去台湾,与在国统区内去任何地方一样,没有特别的含义,似说不上‘误入’与否的问题,那时,应聘去台湾大学及台湾师范学院教书者甚多,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都去了。后来他们陆续回了大陆,只有静农先生因家庭人口太多,负累太重,走不动。二、所谓静农先生在台“又入囹圄”,从所未闻,先生何处得来?尚祈见示。(1994.6.28)


父亲去信后,徐回复,大概文中仍保留“误入台湾”四字,父亲再回信时用了一个“仍”字:


关于“误入台湾”的提法我仍认为不妥,1946年抗战刚胜利,台湾是中国政府刚从日寇手中收回的国土,那时,由四川出来去台湾,同去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任何国统区一样,毫无性质之分,谈不到“误入”与否的问题。若说“误入”,似乎那时去台湾便是有问题的,起码是某种不智之举了。问题只在后来走不了,那时因家累太重之故,也没有误不误的问题。


关于“再入囹圄”,承示台先生被监视的材料,这我是早已知道的,但住在自己的寓所中被监视,不可称为“入囹圄”。入囹圄,只限于被抓去关在监狱(囹圄)或其他临时的变相的监狱。所以我看你上次的信中说台先生在台湾曾“再入囹圄”,很是奇怪,以为从所未闻也。你这次信说“被监控的对象”,这个提法的分寸就合适了。(1996.7.8)


以上两词的纠正都涉及“史”的准确。“误入台湾”恐怕还代表了很多一九四九年后出生的人对一九四六年台湾的认知。写传记不易,尤其名人学者的传记,牵扯历史面、知识面甚广,哪一方面了解不够透彻,用词就易出偏差。此纠正也许有相当普遍性。


我们顺时间线再看信中其他内容:



01

台静农与陈独秀



父亲信如下:


独秀流寓四川江津,先在县城,后在鹤山坪。台先生在江津县白沙镇以学生的身份与陈往来(尽管台先生在北大读书时,陈氏早已离开北大,但仍是作为师生的关系),陈氏当时的身份,是公开合法的普通一居民,蒋政权对其虽暗中或仍注视,但并不把他当作主要敌人。因为,1938年延安已正式宣布陈氏为“托匪、汉奸”(现在说那是康生干的,但当时则是由中共中央宣布的),蒋政权也就不太注重他的“原中共总书记”的身份了,当时台先生与陈氏往来,并不需要顾忌蒋政权方面,倒是当时重庆左翼文化界当中,有人抓住这个把柄,攻击台先生是“托派”,散布流言蜚语,不过也未发生太大影响。


总之,台先生与陈氏的关系,纯是师生关系,今观陈氏的书札,所谈的只是生活和学术,毫不涉及思想政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台先生如何尊敬老师,用老话说,就是“笃于师门”,不必把这个作为根据,从政治上着眼。台先生之坚决反蒋,高风亮节,事例甚多,正不必以其与陈独秀的关系为证。鄙见如此,尊意以为如何?


中国近几十年来历史,极为复杂。国共两党关系,更是千变万化。抗战期间的大后方,一方面是法西斯统治,以监狱刑场待革命者与进步人士,但另一方面,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合法地存在,许多左翼文化人,其中有不少是半公开(甚至大半公开)的共产党人,仍然公开合法地在活动。从国民党看来,独秀已是“死老虎”,不算什么了。重庆的一些左翼文化人,常常公开出入于特务严密监视下的“周公馆”(即八路军办事处),并不因此而有什么危险。如果说台先生保存着与陈独秀的书札,就要冒着“被捕的危险”,那实在太过了,至于独秀这批书札,自有学术文化上的重要价值,自无问题,但那是另一问题。(1997.3)


父亲详析了当年的历史及陈独秀的身份变化:从中共总书记“蜕变”为“托匪、汉奸”。国民党对“死老虎”不再提防。陈独秀又成为普通合法居民、文人学者。台与陈这时期的交往应算“笃于师门”而非“冒着被捕的危险”。当时对陈独秀的压力不是来自“国”。更指出历史的惊悚,千变万化与细微曲折。



02

左联



父亲表示历史上曾有两个“左联”:


上海成立的“左联”中,肯定没有台先生,但北平有“北方左联”,略似分会,而实与上海“左联”无甚联系,台先生要参加也只会参加“北方左联”,但究竟参加与否,也不得而知。台先生后来不写小说,长期间不被看作“作家”,只看作教授、学者(与鲁迅的关系则是师生关系),这一点是应该弄清的。上海“左联”发起人中,“左”的倾向很严重,叶圣陶、郑振铎都未被邀参加,连郁达夫也只是因为鲁迅极力主张才勉强被邀,其他可想而知。


是否参加过“左联”,今天来看,不足为一个人光荣与否的标准。为忠于事实计,在没有确证之前,似乎还以不推论台先生参加过左联为是。先生以为何如?(1994.9.24)



03

 入党(双方交流的重点)



父亲的信如下:


静农先生是否加入过共产党之事,我毫无所知,没有听他本人谈过或暗示过,也没有听他的老朋友谈过或暗示过,既然说是此说出于陈漱渝先生,是否直接写信向陈先生一问?信寄北京鲁迅博物馆即可。(1997.4.22)


六个月后,父亲的信如下:


关于台先生是否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拙见有以下八点:


一、最要者,是找到直接的确证。


二、此外,任何人的任何回忆、追述、转述、涉及……都不能作为根据,只能作为参考,其本身皆待核实。


三、更不能推论,推论更不能建筑在“可能”上。


四、接触过共产党人,不一定受其影响;受其影响,也远不等于入党。


五、小说中写了“时代的先知们”,与作者是否入了党,并无关系。


六、沈兼士是文字学家,一生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无关系,抗战初,在沦陷了的北平,他做的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非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至于更早,他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做台先生的老师时,则什么地下工作也没有做。


七、鲁迅逝世时,送奠仪者多矣,奠仪只是奠仪,与“支持中共”无关。


八、(台)托人将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油印本带回大陆,是给鲁迅博物馆存,与“支持中共”更无关系。


尊见以为何如?(1997.11.4)


八条意见几乎都在讲所列材料与想得出的结论无关,从逻辑上排除了不合考据原则的主观推论。


两年后父亲的回信如下:


又承见告台先生与中共地下党人的关系,皆我所未知,深受教益。我所知道的只有静农先生的痛恨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情中国共产党,与左翼人士关系密切这些,这是一般的政治态度。至于他早年是否加入过中共地下组织,则一向没有关心,也从来没有听他谈过这方面的话。先生所问的种种,我都无以奉达。


我想,作为传记研究,这些当然都是应该弄清楚的,但台先生一生,主要是学者、书法家、教授,其主要价值所在,早年作为小说家,也是主要的。至于早年是否加入过中共,与他的价值成就无关,有之不足以增加其价值,无之亦分毫不减少其价值,所以,似当凭材料说话,有多少材料,说几分话,不必一心孤诣,非搜出他参加中共的线索不可,先生以为何如?(2000.2.6)


此信后,徐鼎铭回信,告知他的资料来自刘亚雄、陈漱渝,父亲回复:


我认为陈氏之说,只能认为他个人的看法,尚未能成立论。(一)此说并未得到台先生的肯定。台先生只肯定他当时“接触”过共产党人,接触过,当然不等于加入过共产党。(二)刘亚雄回忆的情况也不清楚。如果是正式的转组织关系,应该是说:“你的组织关系,到北平找台静农同志去接,找台静农同志,可以通过范文澜找到。”而刘亚雄回忆的话:“可以找到台静农同志,这样就和北平党组织接上关系了。”则意思不清,也可以解释为通过台先生,再找到组织关系。(三)即使刘亚雄回忆的话,是台先生当时已是中共党员的意思,那么,也仍是“孤证”,考据的原则,总是“孤证不立”。何况这一条孤证,并没得到台先生本人的肯定。我甚至认为,台先生答复陈漱渝的话,很像是否认此事之意。


总之,我认为,就问题本身而论,尚待进一步研究,未可据此定论,而对于台先生来说,还是有此不足为荣,无此不足为辱,不必一定非证明有此事不可。鄙见如此,高明以为如何?(2000.2.25)


信中未引台静农答复陈漱渝的话。一九八九年九月陈漱渝先生赴台湾探亲,五次拜访台静农,一次于无人时曾问台老是否中共党员,陈漱渝写:“台老沉吟良久,未给直接答复,只是委婉地说:‘这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啦。反正那个时候,我接触的不是共产党人就是左翼人士。’”


我目前看到的就是这段话(此段文字网上多篇文章引述)。


从父亲的回信可看出,徐鼎铭很想考证出台静农是党员。既有入党一说,想弄清楚也是情理中事,现有必要把此事捋清,脉络如下:


一、刘亚雄回忆;二、台静农回复陈漱渝的话;三、现有新材料,二〇二〇年二月《现代中文学刊》载叶孝慎的文章《燃灯人之殇——说台静农研究中的空洞或盲点》,他提出新证——


我的手里有1969年5月9日的王冶秋亲笔所写材料。


王冶秋在他1969年5月9日的亲笔材料中明白写道:“台静农约在1926年一度入党,但不久即退出。”


具体分析:


一、刘亚雄回忆:“可以找到台静农同志,这样就和北平党组织接上关系了。”父亲与叶孝慎都认为不能将此作为台静农入党的证据。也许有人问,若他不是党员,与党接关系为何找他?那可打个比方,你想和某保密单位联系,我说:你找到甲,就能和那单位联系上。你由此说甲是那单位的人,那只是你的猜测,我并没说,他可能只是与单位领导熟悉说得上话,而证据不能以猜测为准。


二、“反正那个时候,我接触的不是共产党人就是左翼人士”,据此能确定台静农是党员吗?还是举个好懂的例子:“你是北京人吗?”答:“反正我接触的不是北京人就是与北京有关的人。”你说他是还是不是北京人?反正他没正面回答,你就只能再找其他资料核实。


三、“台静农约在1926年一度入党,但不久即退出。”这就信息明确了,是目前最直截了当的,从“不久即退出”似乎还可以理解为何台静农未直接答复。


一九八九年,两岸自由往来,在老友李霁野的学生陈漱渝面前,承认是否入党应无风险。按一般常情,若真入过党,一直没退,可直接说“是党员”;若没入过,也可直接说“没入过”,恰恰因为入过又退了,个中原委几句话说不清,所以“沉吟良久”,模糊答之。从这角度可说叶孝慎提供的材料可信度高,算“直接的确证”,刘亚雄的回忆也可供参考了。


当然,若有人想深究,还可进一步探究台静农的入党介绍人、入党地点、组织活动等,鉴于“加入不久即退出”,也许没时间参加组织活动,但介绍人和入党地点还是能考证出的,再有一证也可不为孤证。



梳理完入党线索,结合保存陈独秀信札是冒被捕的危险、与推论台静农是“左联”,我们就发现,徐鼎铭很想在革命框架下叙述台静农,对此,父亲郑重表示:“台先生一生,主要是学者、书法家、教授,其主要价值所在,早年作为小说家,也是主要的。至于早年是否加入过中共,与他的价值成就无关,有之不足以增加其价值,无之亦分毫不减少其价值。” “是否参加过左联,今天来看,不足为一个人光荣与否的标准。”“有此不足为荣,无此不足为辱。”


通信全过程,父亲屡提此观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父亲认为重中之重要提醒的,即台静农的主要价值一直在学术而不在政治。


其实,父亲也并非无视政治,他在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信中说:


静农先生一生,是有一贯政治倾向的,即反对一切黑暗反动政府(先是北洋军阀,后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尤其是他后来痛恨蒋党,我所深知,所以我完全理解他后来陷在台湾的痛苦心情。但说他是“早期的革命活动家”是否恰当,我不敢断定,我不知道他青年时期究竟参加过什么实际革命活动没有。曾听他的朋友说,他大学时期,曾一度相信过无政府主义,详情不知,我猜想也许只是思想上一种影响吧。


父亲只是希望凡事要有确证,这是平实的知人论事的态度。



04

寂寞型与轰动型



父亲的信如下:


上海教育出版社要为《回忆台静农》一书在京举行首发式,自是好事,届时我如得通知,当然前往参加。但是,老实说,我对此类事不甚热心,平生至今未参加过任何一本书的首发式,书的显晦,首先决定于质量,其次要看机遇,不是首发式之类搞得热闹就行的。电视上那么多首发式,看得都疲了,也未闻哪一本书是靠首发式而畅销的。何况台先生一生,不逐浮名,自甘寂寞,纪念之道,也以三五真正了解他景慕他的人在寂寞之中静静地从事研究为宜,不必大吹大擂,大轰大嗡,更无须期望什么“很大的社会轰动”,什么“刮起台风”,那都不是台先生所喜。台先生后半生在台湾,并非他的心愿,他不能算是“港台人士”,今天如果借什么“海峡两岸交流”之名,把他卷进这一股风里吹起来,台先生在天之灵会坚拒峻辞的。这些想法,我蓄之已久,常常觉得与先生的想法有些出入,现在写出来,尚请指正。(1995.2.23)


因与台静农的相知相交,对“社会轰动”“刮起台风”等遐想,父亲用了“台先生在天之灵会坚拒峻辞”这样的话。初看似泼冷水,但实则中肯,很必要。半年后,他们的通信又涉及此事,父亲进一步阐明观点,说得很实在,近于苦口婆心:


关于纪念台先生事,我想说几句坦率的话:

台先生是一代书法宗师,学人楷模,先前是有重要贡献的小说家,但是,他自己一生不逐时名,不走要津,不包装推销自己,所以,他不是可以炒得热起来的人,钱锺书先生说,真正的学问,只能是荒江之滨,二三野老之间的事。我很欣赏这几句话,尽管这几句话本身已成了“炒”来“炒”去的材料,有些叫人腻味。而台先生倒是证实这几句话的最好的典型。您对台先生的敬爱,您竭力宣扬介绍台先生的热心,我一直很感动。但是,恕我坦率地说一句,您毕竟距离当今文化学术圈子远一点,太不了解“圈内”的“行情”,不知道台先生这样的人,已注定只能是今后很少数人永远怀念的对象,永远会活在荒江之滨三数野老之间,却不是可以引起什么“轰动”,刮起什么“旋风”的人,当然,也许有什么特别大有力的人在特殊机缘下可以办得到,但你我之微力,皆万万不能也。《新文学史料》出过纪念特辑,人民日报社出过散文集,陈子善先生编过纪念集,这就已经是今日大陆上能办到的极致了。过此以上,我们都不必妄求,且恐非台先生之灵之所喜。这些想法,和您开始通信时就有,但恐怕泼您的冷水,没有说。中间也曾稍微说过一点,但未蒙鉴纳,且似认为我欠热心积极。现在我想,这些年来的事实,也许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平平常常的实情,故敢再渎陈之,仍希鉴纳,恕其唐突,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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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台静农》

陈子善 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辽宁教育出版社有大规模的《新万有文库》(新世纪万有文库)计划,第一辑广告已见各报,日前有主事者之一来谈,打算第二辑收入《台静农论文集》,待与其继承人洽商著作权问题云。此即是属于今后少数人之间永不会忘却之一例也,特以奉闻。(1996.9.10)


此信后,徐鼎铭仍没解开心结,父亲又复信:


前信也许言之未详,我说的是,静农先生是真正的学人,他本人就是真正的“静者”,杜撰一个名词来说是“寂寞型”的,直白地说,就是“炒”不热的。所以,我只是说,我们不必用了某种近似于“炒”的方法,去求达到“轰动效应”(即使有大能人,能把他“炒”热,也非先生在天之灵之所安)。至于“锲而不舍”地去蒐集资料,进行研究,二三同好中交流,有真正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当然是值得做,应该做的,是“人应该有点追求”“书是为自己读的”,这与逐求社会轰动不是一回事,我岂有丝毫反对之意哉。所谓“大陆以外并非如此”,我不知其详,但近据台湾大学一位老教授云,台大中文系年轻教师中,已有不知台静农为何如人者矣。我以为这倒也无须感慨,规律就是如此。(1996.9.22)


父亲评价台静农“一生不逐时名,不走要津,不包装推销自己”,对这样的学者,政治的、世俗的锦上添花都没必要,踏踏实实宣传他的学问就好。这是对一位学者最高的评价。以上信还可看出,年轻人的激情碰上老年人的理性,历史上这类例子很多。


徐鼎铭的思虑也引出父亲对学者的分类:“轰动型”“寂寞型”。


二〇〇〇年,父亲又有一段深情的话:


台公逝世,不觉遂已十年,念之惊心。我本来没有想过要写纪念文章,因为要说的话,已在两篇文章里说尽,一时还没有新的话说,但既承函促,想了一想,也许届时可以写写关于怎样才是对他最合适的纪念方式这个问题。盖人之留遗于社会者不同,社会所以纪念他的方式,亦各不同。有人逝世轰动一时,马上就被忘却;有人会年年隆重纪念;有人则只能为不多的人所纪念,但不会被遗忘,而且纪念者会逐渐增加,我以为台公就是最后一种。我想探究一下其中的道理。(2000.8.17)


二〇〇二年底,徐鼎铭多方奔走的台静农百岁纪念会流产,他愤慨不已,父亲极为同情,写信安慰:


“有人会年年隆重纪念;有人只能为不多的人所纪念,但不会被遗忘。我以为台公就是最后一种。”“台先生能长久留存在少数学人心里,就很好了。”这些话以前都说过,现在大概可以再说一遍。也许可以有些意义。


至于地方官之流,本来只是借此打名人牌,以为台湾人都是财神。财神请不来,戏自然不必唱。也没有什么可怪的。原来我们信以为真,还是我们自己太幻想了。您说是不是?


二〇〇九年,父亲去世,他最终没能探究他想探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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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全集》

台静农 著

海燕出版社,2015-10


六年后,二〇一五年十月,《台静农全集》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这应该是对“台先生能长久留存在少数学人心里,而且纪念者会逐渐增加”预言最好的社会回响。


以上,是父亲继两篇怀念台静农先生的长文之后,最后写的与台静农相关的评论,全部信阐述了如下观点:


一、考据如无确证,宁可取其无,不可信其有,坚守考据原则,有几份证据说几分话。


二、台静农属于在学界被少数人永远纪念的“寂寞型”学者。


三、台静农是一代书法宗师,其学问成就、人品,堪当学林楷模,这样的学者无须政治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