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1年出版首部中篇小说集《肥梦》之后，暌违三年，影评人、作家阿郎推出了最新作品《铁锈新鲜》：五个故事，五种人生，五样人世滋味，五味世间情态，在悬疑氛围中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的线索牵引出一幕幕出人意料的结局，感受城市阴影处风雪凛冽，阳光下炽热凛然。
近日，在北京SKP RWNDEZ-VOUS书店，阿郎携《铁锈新鲜》与读者见面。导演、编剧、制片人耿军，作家、文化评论人韩浩月，《长篇小说选刊》主编、文学评论家宋嵩等，围绕阿郎的东北文学叙事展开讨论。
在新书分享会上，耿军谈到，《铁锈新鲜》里对他触动比较大的是其中的《夜宴》：“故事中那些交错在一起的人物，以及小城中复杂又具体的人情关系网，从高档餐厅的灯光到普通饺子馆的辣椒油，一切交织在一起，那种真实在情感上打动了我。”
韩浩月指出，如果说《肥梦》是一个从少年阶段出发来进行一个对东北叙事的比较莽撞的展现，那么如今的《铁锈新鲜》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深邃的讲述。“阿郎在故事里探讨了很多问题，虽然时代有所不同，但是折射到当下又毫无违和，他写婚姻，写亲情，写人际关系，写那些传统但又尖刻的被忽视的感受，借用往事包裹当下的琐碎，带来双重的冲击，让不同时空形成一种互动，这种互动感会一直激发读故事的人。”
宋嵩认为，阿郎为自己的小说构建了一个空间宇宙。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东北，但他构建的东北和我们经常读到的东北叙事中的东北不太一样。“大家熟知的那些工业老城的味道已经不是重点，他笔下的是不为人熟知的小县城；描述的重点也不在北方工业城市的那种阴冷、坚硬、冰凉，他不准备依靠地域提供的独特性来展现故事的独特性，而是在所有行为的包裹下展示的是人性，揭露的是人们共有的隐秘的心底角落。阿郎提供的是东北叙事的另一种可能。”
阿郎则坦言，他喜欢那些赤裸的、直白的、未经修饰的动词，以此为斧凿，去挖掘一个被时间湮灭过的城邦。他说：“我想写大地上素不相识的人，写他们热热闹闹的孤独，震耳欲聋的沉默，声名狼藉的成功，金碧辉煌的自洽。我想把自己交出去，交给对面不知道是谁但一定是谁的阅读的人。”
南都专访作家阿郎
让人性彰显得更极端、更本质
南都：《铁锈新鲜》这本小说写于什么时候？
阿郎：22年尾、23年初，不到一年的时间写完了这部小说。
《肥梦》出版之后，我总觉缺点什么东西，我觉得它和市面上很多文学作品是同质化的。我想在下一部小说里作一些改变，尤其是在结构和对话上。酝酿好长时间，但写作的时候特别快。比如《铁锈新鲜》基本上两三天写完。写完之后我投给了《当代》。我对这种写法没有把握，内心特别忐忑，结果一问，编辑说，这挺好，你按这个路子再给我来两篇。我才放心了，这种改变是有效果的。
南都：上一本《肥梦》大部分故事讲都市情感，这一本《铁锈新鲜》主题转向了刑侦悬疑，题材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阿郎：现在是一个特别国泰民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在日常生活中人性的表现基本上都差不多。我希望设计一个极端的环境，让人性彰显得更极端一点，更本质一点。我想到的就是案件。
在我不断地跟我的人物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成了左右互搏的一个人。在写《铁锈新鲜》的时候，我一直苦恼于怎么样让这个人错误地认定凶手是那个人。我一直解决不了。有一天早晨，上班路上等红灯，那是个典型的初春天气，不冷不热，车窗都开着，有个人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把烟灰弹到了车窗顶上。这样一个微小的动作有很强的标志意义。现在很多案件的破获都不是发现了什么重大的东西，而是某个细节指向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在想，警察会注意这样的细节，犯罪分子也同样会留意这样的细节，这一个细节同时引发了两者的行动，影响了案件的走向。
我有一些同学、朋友是做警察工作的。他们只是只言片语地跟我聊起过，他们看到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他们看到的更极端，更本能，更加接近动物性。有些时候，人性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小说家想都不敢想的。
作家阿郎。
南都：你写的罪案小说和我们传统看到的推理小说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看到一个案件被侦破，但当中并没有太多推理过程。为什么采取这种写法？
阿郎：因为我看了很多文学作品，在推理过程中，它要建立一个机制，比如说回到犯罪现场重新演绎犯罪现实。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对读者来讲是不合理的，因为你预设了一个理论框架，然后按照这个理论框架去走。而我想描述的是动作本身，比如《铁锈新鲜》，主人公去调查女性的家庭来历的时候，我没有写推理过程，直接写动作，他去了，他跟老头吃饭、喝酒……我认为动作本身有真实的力量。就像任何一个动作电影，当主人公在跑的时候，摄像机一定是架设在他奔跑的路线前边的。在电影《谍影重重》里，是摄像机和主人公一起在奔跑，他跑它也跑，他跳它也跳，一起去经历不安，一起去冒险。我希望这样的东西可以成为我的罪案小说的不同之处。
我不希望把我的主人公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完完整整地展示给我的读者。我觉得，我对我的主人公的了解，仅仅在于在这个时间他想完成什么事情，但大多数时间他是独立的。他是一个自在的生命体，我没有办法触摸到他全部的生命。
南都：假如把罪案发生的时代放在当下，小说是不是比较难写一点？
阿郎：可能对我来讲要求更高了。我要通晓很多技术，比如DNA检测。过去其实也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比如你要采集指纹，尸体的指纹会干瘪，你得洒点水让它饱满起来，然后再采指纹。类似的东西对我们很陌生，但对警察来说是基本常识。但现在因为有了天眼，经常需要从各个线索当中不断地寻找，不断做案头工作。犯罪分子从这个摄像头消失之后，有可能往几个方向去。这就要找不同的摄像头，找共同的特征，例如他衣服换了，那么他身上其他的特征在不在？包括采集血型、比对，过去DNA需要到比较大的省里去验证，现在不用了，相对来讲技术手段提高了。
我想写她们成为这样的女人的原因
南都：您刚才说《铁锈新鲜》两三天就写完了，有没有哪个小说算是写得比较慢的？
阿郎：《肥梦》之后我写的第一篇是《风雪夜归》。我一直在找一个独特的对话方式，但是找不到。写了十几个开头，我觉得不对。第一个人说我要干他，意思是我要揍他。另一个人问为什么？第一个人的所有回答我都觉得不对，不好玩。最后这个人说了一句很无厘头的话，因为他妈长得好看，所以我要揍他。正常情况下，另一个人应该说，你瞎扯。但我的人物说，是应该揍他。我一下找到了对话的节奏，找这个节奏费了我十几天的时间，每天我都写这个开头。
南都：《风雪夜归》由几个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个女性的故事，这个结构非常新颖，你是怎么构思出来的？
阿郎：我也是通过我的母亲在思考这个主题。我发现，不同的时期，我妈妈的邻居、同事对她的称呼是不一样的，但几乎没有人称呼她的本名。我想，是不是中国大部分女性都是这样的，嫁给谁，就成了谁的媳妇，成为母亲之后，就变成了谁的妈妈。她自己的名字被隐藏在这一切背后。这是一种不公平。我小时候认为我的父母是无所不能的，他们应该能够解决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是我后来发现，当我面对当年我父母面对的那些问题的时候，不仅我在教育小孩，小孩也在教育我。父母也在和孩子一起成长。
《风雪夜归》里三个女性其实是不同的人，我写出了不同的侧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她们的故事太丰富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她们有不同的人生处境。尤其是在富于戏剧性的东北。到了最后，我发现，我所了解的东西和故事里的那几个人听到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道听途说，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也有很多东西被演绎过。这个母亲，我尽量让她有了自己的名字以后，关于她的那些事儿仍然是不真实的。即使我们看到她是一个不完美的母亲，她依然有她面对孩子的慈爱，虽然我用了大量的笔墨去写她在世俗的人眼里是什么样子，这一面却仍然少为人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见过的生活中绝大多数女性的命运。
南都：作为一个男作家，你怎样去共情一个苦难的母亲的角色？
阿郎：首先我没有觉得男女有那么大的区别。因为我也有姐妹，我也在目睹她们的生活。我在机场候机的时候，发现在中国最忙碌的女性是一个母亲。她照料孩子，她照料这个孩子的一切，甚至也照料她身边的男人。有时候我想，我也是这么一个男人。有一次我在法国转中国民航，在机场遇到的每个欧洲人都很阳光、快乐，面对陌生人他们会点头微笑。可是我们亚洲人基本不愿意跟人对视。亚洲人的面孔首先不像欧洲人那么陡峭，有力量，稍微带一种忧愁感。我就在想，这种忧愁从哪里来？是天生就有的，还是我们自己背负了太多的东西？我小说中的三位女性主动地背负了别人不敢想象的重担，但是最后男人却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即便这个女性其实是为了救那个男的才犯下大错。我想展示的是一个被人当作茶余饭后闲谈的女人，我更想写的是她们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女人的原因。
这片土地有不同的侧面值得去书写
南都：《铁锈新鲜》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它有什么寓意？
阿郎：我有一次为了一个长篇小说去东北采风。我去了沈阳、去了吉林，甚至去了伊春的各种深山老林。我去了很多《林海雪原》所讲述的那些熟悉的地名。在那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工业时代留下的痕迹。比如大烟囱，大铁锅炉，随着时间流逝它可能废弃了，用我朋友的话说，有一种很美的时间给予的斑驳感。当我站在鞍山的一个化工厂当中，我觉得这个厂子太庞大了，那些不知名的大罐子对我形成了极大的压迫感，上满挤满了铁锈，充满了时间的痕迹，不再是当初新鲜的样子了。
可是，他们那儿的司机告诉我，这些厂子以前是维护得很好的。我觉得，铁锈是漫长的岁月剥蚀过的结果，其实剥蚀的本身构成了独特的意境，这点上我特别着迷。我希望整本书能有这种感觉。
南都：这本小说集里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齐齐哈尔市的富拉尔基区，你跟这个地方有什么渊源？为什么以它为背景？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
阿郎：我家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其实是齐齐哈尔的一个区，这个区距离齐齐哈尔开车得四十多分钟。它原来就是一个厂子，这个厂子在有了纺织厂、化肥厂之后，形成了一个区，这在中国北方很常见。我原本想写的就是齐齐哈尔。因为范伟老师看了《平原上的摩西》之后跟我说，那个地方就跟我小时候的记忆完全一样。我想，那我就写齐齐哈尔。
可是我写的时候发现，我对这块土地又害怕又爱，没有办法从我的感情中跳出来，我就想着离它远一点。富拉尔基我从小就听说过，但没有真正在那儿生活过，只是开车路过几次。导致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得上网去查，它的街道，它的花园是怎样的。导演耿军有个片子要拍，选择的是东北背景。他特意去了富拉尔基，然后拍照片给我看，告诉我那边特别好，特别希望我把小说背景定在那里。所以我的《铁锈新鲜》这一篇没写富拉尔基，他很失望。他认为假如故事发生地点不叫安城而叫富拉尔基，故事会更有力量。
南都：你认为这部作品和这几年的“新东北叙事”或“东北文艺复兴”之间有什么关系？
阿郎：有次在一个大型活动上，他们让我预判，说中国出现了藏地新浪潮，杭州新浪潮，你觉得下一个有可能爆发的什么？我说一定是东北。
因为东北有文学。为什么呢？我一直在想俄罗斯，俄罗斯的文学的东西来自土地本身，它本身是有故事性的。我到南方工作之后特别感到惊奇，这边是一个庙，那边是谁的故居，小说、历史、传奇、评书、电影里的所有人物都那么真实地涌现在你眼前，简直目不暇接。但东北没有。黑龙江有个古老的名字叫宁古塔，电视剧里常常看见犯人被发配宁古塔，那是个苦寒之地，没有文化没有人，大多数人都是逃荒、发配、迁徙过去的。这些人对自己生活的土地没有多大感情。可能这片土地养育了他的家庭、他的儿女很多年，可是他一直不觉得这里是自己的家乡。包括很多当初中国的军工厂都在东北，形成了独特的小区气氛，就像我在小说里写到的，一个厂子里有自己的幼儿园，自己的食堂，自己的商店，一个厂就是一个小的封闭世界。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之间有时候是没有交集的。后来中国进行工业化调整，军工企业转湖南，转四川，又出现了一个迁徙和漂移。这块土地就充满了故事性。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它的经济不是很好，但往往这种时候会激发我重新回看这块土地的热情。
在写东北的这批作家当中，只有班宇还在东北生活。大部分人，包括双雪涛、郑执他们，都离开了。一定是你离开很久之后，回头再看，才能对家乡有相对比较客观的认知。你一直想逃离的那些人，你这时候才发现他们的另一面，他们好的那一面，他们局限的那一面。
很多人说我不像东北人，因为我没有那么高大，我的语言当中也没有那么多东北元素。我发现并不是。写小说的时候，人们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上海，为什么不写北京？因为我在北京、上海都生活了十几年。相对而言，我在东北也不过生活了十几年。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所有的语言方式都回到了那个地方，逃不掉。一个人七岁的时候就形成了自己的饮食习惯、思维方式，你的灵魂的栖居地在那儿，逃不掉。
东北有它独特的文化。好在我赶在了“东北文艺复兴三杰”的后头，他们在写，我也在写。有人说我明显在模仿“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写同一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情有不同的侧面值得去书写。比如我一直觉得我们家乡的人特别鲁莽，特别粗犷，可是等你真正走进的时候却会发现不一样。
有个著名的演员也是东北人，我俩观念一样。大约18、19年的时候，他终于有时间回家，待了一周左右。对他来讲不可思议。他在去机场的路上给我打电话说，阿郎你应该回老家看看，家乡完全不像我们记忆中那样，他给我讲了好些细节，那些美的地方，那些动人的地方，那些粗犷背后细腻的地方。
所以最近一两年，也是因为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回北方比较频繁。越回去越好像重新认识了东北一样。在哈尔滨的饭店吃饭，有很多老照片讲饭店的历史。现在很多关于东北的谍战剧根本没有表现出那种惊心动魄来。甚至有张照片，文字注释说“某某某几个人在一起吃饭（中间那个人就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它用很轻描淡写的语言讲述那么惊心动魄的故事。我相信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有这样的故事和这样的人，需要写作者去挖掘。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