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昀（王昀：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李芊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期
导 读
本文立足聊天机器人不断扩大其社会应用的时代背景，通过梳理在线亲密关系的形成及特征，以此评估以聊天机器人为代表的通用型人工智能对社会关系的再定义及其延宕的公共效应。
引 言
数字时代，交流观念早已不再围绕身体展开，文本、机器等任何有智能迹象或能模仿智能的“存在物”均可成为供人们交流的潜在对象，这拓宽了传播边界，为社会交往带来新的可能。在线上交往、数字亲密关系以及人机传播日益普遍的当下，如何通过媒介表达自身并让他者了解自我，成为一项愈发显要的议题。“对媒言说”不仅表现于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关系被理解的方式，在线关系受到数字平台的约束和指导，更强调了媒介作为社交参与者的能动性，聊天机器人是交往情境中的重要主体，能够围绕用户兴趣建立亲密关系。
数据显示，“擅长与人类用户对话”的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发布仅2个月后，月活跃用户就已突破1亿[1]。伴随着技术进步与市场繁荣，人机沟通与人类社会交往之间的趋同性正在提升，能够倾听交流、在适当的时候提供宽慰赞许的机器人构成了一种“准他人”或“人造他人”，遵循社会规则，以类似人类的方式与人互动。人们不仅在与机器人等媒体技术交互的过程中应用人际规范和礼仪，而且愿意把能够提供关怀行为的机器人看作自己的伴侣。随着聊天机器人被赋予有效缓解个体孤独、寄托人际情感的社会期待，其作为社会参与者产生的伦理风险也逐渐被提上议程。相较于真实社会交往，虚拟关系更为“唾手可得”，对机器人的媒介依赖可能会强化虚拟关系沉迷，加深用户的孤独感。本文立足聊天机器人不断扩大其社会应用的时代背景，通过梳理在线亲密关系的形成及特征，以此评估以聊天机器人为代表的通用型人工智能对社会关系的再定义及其延宕的公共效应。面对当下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数字化趋势，探讨聊天机器人作为社交对象的发展与争议，有助于检视智能技术面向现实生活场景的融入过程。
亲密关系的媒介化与数字化
（一）媒介接触与社会交往：一个经典的冲突视角
交往是人类的普遍需求。良好的人际沟通有助于个体获取社会支持、减少孤独感并增进自我肯定，而媒介向来在维持关系、强化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早期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文化研究指出，大众媒体可谓社会交往的替代物：人们依赖媒介陪伴用以消磨时间、逃避现实生活，以此补偿无法以“自然方式”满足的交往需求。这种在媒介观看中建立的亲密感，也推动观众与节目表演者建立准社会关系，投射出人们关于理想社会角色的自我想象[3]。随着媒介系统不断扩张，蓬勃发展的媒介消费文化同样引起了质疑。批判研究者认为，陷入大众媒介消费意味着“规避”而不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当人们依赖电视慰藉社会融合失败和孤独感，对人际交流的回避和恐惧很可能被进一步强化[4]，难以成为面对面约会、社群集会等社交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以上展现出人们在运用媒介补偿人际沟通时产生的经典冲突。一方面，大众媒介使用的个体化和娱乐化趋势深刻影响着公共参与。在帕特南看来，过度陷入媒介消费带来了个体彼此交往频率的下降，公众接触和社会联系的削弱并不利于建立人们相互尊重和信任的环境[5]。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兴起又为社会资本流动提供了新的可能，使其不再为时空条件所限制，可以超越地理与政治的边界。尤其是数字时代，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不同程度的人际交流、信息搜索与社群互动，改变了被动的娱乐方式[6]。移动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则进一步带来交流的中介化，各类社交软件与聊天机器人的兴起，建构了人们与在线媒体更为亲密的关系。
（二）数字交流的生活嵌入
数字媒介影响了人们体验社会交往的方式。因为难以在线上交流时获取对方的眼神、面部表情、手势、语调、姿势和衣服配饰等信息，线上在场一度被认为是现实陪伴的简化版本，增强了社交过程的不确定性。在线关系往往是流动的、脆弱的，物理上的远距离和身体接触的缺少依然是关系维系的巨大障碍。但研究者们发现，线上交往增强了我们与远方建立联系的能力。在线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弥合情感向的娱乐需求，为边缘群体提供调整生活状态与重燃信念的机会[7]。在线联系构成了“爱的媒介条件”，是制定和重申亲密关系的重要仪式，同面对面交流一样重要[8]。频繁的在线沟通似乎可以模拟身体上的接近，承诺持续的共存感作为社会亲密的标志。
在线上陪伴成为可能的同时，机器人正成为一种具有情感陪伴属性的媒介载体嵌入日常生活，呼应了当下对更具获得感和可预见性亲密关系的诉求。相比单纯的AI工具或助手，具有社交和情感属性的聊天机器人能使人类感受到更高的信任感、真实感和可靠性。一部分研究将人机交流视作准社会交往，认为人机关系事实上只是人类单方面感知和建构的。聊天机器人类似于电视节目中的表演者，大部分只能基于关键词回复，在进行针对性的深入交流和满足个性化的用户互动等方面仍然存在限制。但另一部分研究发现了机器人提供社会支持和进行社会交换的潜质[9]，与获得人际满足一样，与机器人的交流也能够有效缓解抑郁焦虑、促进积极情绪以保障心理健康。
（三）人机关系：基于人际传播的概念延伸
大量的研究已验证，对人际传播理论的发展正构成了理解人机关系的起点。Reeves和Nass提出的“媒体方程理论”便发现，人们像对待真人一样对待计算机和电视[10]。在面对更具拟人属性的机器人时更是如此，作为一种有潜力的社会关系主体，聊天机器人能够与人类讨论个人愿望和幻想、表达感想或共享私人笑话。来自聊天机器人的情感支持能够替代人类对话伙伴，有效减轻人们的压力与担忧[11]。Skjuve等人指出，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人机互动也保留了显著的人际特点，能够实现从浅层次的闲聊转变为诚实的自我披露，特殊时候，人们甚至会更快速地进入情感交流阶段，分享敏感的个人话题[12]。大量人际沟通知识被直接运用于开发或解释人机交互过程，聊天机器人被视为社会参与者，能够承担此前为人类保留的社会角色，具有引导人类行为和影响交互结果的能力。
数字亲密关系扩张的社会争议
当我们期冀机器人成为人际亲密的智能替代、有效缓解孤独感的同时，虚拟陪伴亦存在着突出的现实问题。聊天机器人目前尚处于用户预期高于技术现实的状态，它难以识别方言和复杂化的语句，交流效率不高，深度对话程度也相当有限。除却科技发展水平暂时无法满足用户要求，有关人机亲密关系的批判性讨论指向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担忧：公众质疑机器人辅助决策的有效性，担忧在线环境下个人的数据自决权能否得到保障以及机器人的可信任度等问题。实际上，聚焦聊天机器人在人际沟通任务中存在的种种不适用性，常常可以转化为讨论其如何作为一种拟人化对象表现自身局限性。
（一）有限的交流与有限的理性
人机沟通往往开始于实用目的，人类期待机器人在海量信息中的快速搜索和整合能力使之成为更智能的交流对象。能否在日常对话中满足人类的信息需求，亦构成了后续可否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匿名调查（4497名）显示，17%的受访者使用过ChatGPT完成考试或作业。在线上课程中使用机器人协助则更加普遍，网络课程供应商Study.com发现ChatGPT已出现在89%学生的家庭作业、48%学生的小测验和22%学生的论文大纲中[13]。但越来越多的用户发现依赖聊天机器人获取信息的风险，比如人们在信息接收时过于依赖人工智能推荐，常常较易陷入自我引导形成的信息茧房，造成事实上的信息匮乏局面。除此之外，与机器人的交流还因夹杂大量的无效信息和广告，加剧用户在亲密关系中的被欺骗感。和微软聊天机器人小冰的对话文本分析显示，它总在涉及相关话题时推广微软系公司或产品[14]；Replika亦会在聊天中诱导用户付费。人工智能企业往往优先考虑经济收益而不是用户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福祉。换而言之，聊天机器人因受商业利益、经验前提、算法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只能实现“有限理性”。新传播技术不断增强机器人助手海量信息处理和多线程工作的能力，这并不一定能够缓解用户在数字时代的认知过载问题。相反，规模性运算可能带来更多非相关信息，提高虚假内容的可能性。这种有限性深刻影响了用户在日常对话和情感交流中的体验，损伤了人类在人机关系中的获得感和价值感。
（二）数据运用中的隐私风险
聊天机器人不是“能够保守秘密”的社交对象，与它的互动处于数字平台的实时监控下，沟通数据经常成为被转卖的商业产品。究其原因，人机交流的隐私风险主要源于协作方式、模型精度、数据搜索与处理行为三个层面：其一，尽管许多用户愿意让渡一部分的隐私权以实现更好的机器代理，但机器人采集信息的方式、程度、用途的不可知等“信息黑箱”损伤了用户对个人信息的绝对控制权，在与平台的协作中更加弱势；其二，虽然AI创造的文本、绘画是模型迭代和数据处理的产物，但是其训练样本都源自人类原创的相关内容，很可能出现模型精度不高导致的“无意识抄袭”；其三，开发者和使用者在数据搜寻和处理方面的不当行为亦是加剧隐私泄露的重要因素。一项针对100名AI开发者的调查显示，虽然使用公开数据集和模拟获取等形式较为稳定合规，但人工智能训练所需的数据实在过于海量，他们不得不寻求于直接挖掘和爬取等无法保障数据主体知情权的渠道。将近七成的参与者表示他们曾在数据搜集中进行过隐私窥探或猎奇分享，将新奇有趣的文字、视频或图片进行小范围的娱乐性传播[15]。担忧隐私信息外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与机器人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与分享。
（三）从人机信任到人际信任的困难
不同于以相互披露程度为基础的人际信任，人类对机器人的信赖往往以其技术稳健性、平台可靠性为导向，人们难以像信任人类一样信任机器人。一方面，虽然更高的可控性正被视为人机交流相对于人际交往的重要优点，人类可以自由选择AI伴侣的外观、性格、声音以及对话风格，精准把握交流中的投入和回报。然而，偶发性失常是技术人工物的一种普遍现象，算法亦是如此[16]，AI行为具有比人类行为更显著的不确定性。在进行复杂的情感判断时，人们也更愿意相信人类而不是算法的选择结果。另一方面，人机交往难以复原人际亲密互动。机器人在沟通语境、上下文、社交规范、情商的掌握程度上暂时无法与人类相提并论。Coeckelbergh认为，聊天机器人设计师的目的不在于“赋予机器人思维”，而是创造一种关系的表象。或许“表演艺术”而不是“新生命形式”能更好地代表机器人在社交当中的价值，因为人机关系主动避免了人性关系的复杂性。[17]
以上讨论展现出聊天机器人被直接运用于人际传播理论中的不适用性，它更像是不完全的社交参与者，暂时难以“像人一样”思考，更何况“像人一样社交”[18]。这也促使研究者们反思，或许不能将机器人的社会特征简化为人类用户的属性或投射[19]。作为具备独特性的社交主体，需要考虑机器人在社会网络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其存在如何影响和重塑不同社会主体在情感和行为上的相互关系。
“新”在何处:人机亲密关系的研究前景
虽然按照类人际互动中的社会行为规则构建，但人机关系更是参与特定社会情境的许多行为者共享和共同创造的现象。事实上，可以将人机亲密关系理解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它拓展了我们对于关系范围、形式、结构等层面的理解：首先，人机关系是一种表现为“一对一”，实质为“一对多”的关系，人类看似在人机交互中定制了个性化的AI伴侣，但这是由同一模型对用户进行标签化、符号化的细分定义而完成的；其次，相比需要通过各种仪式确定的人际关系，人机沟通缺乏郑重的承诺或仪式标志着关系进入下一阶段，而更类似一种游戏化的、非正式的存在；再次，人机关系围绕着用户的需求和兴趣，用户是聊天机器人的世界，这种依赖和不平衡在人类关系中通常被认为是不健康的，但由于机器人的性质，这在人机沟通中被认为是自然的。总而言之，机器人是一种富有潜力的社交主体，我们能从对人机关系的探索中寻找亲密关系何以受到经济活动、技术环境和公共生活的影响，思考这一过程如何实现社会关系的再协商。
（一）人机交往与经济活动
机器人的介入挑战了将经济活动和亲密关系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的已有观念。人机关系的建构往往是通过人类用户付费购买实现的，比如付费订阅ChatGPT的高级服务，购买Bing、百度、Snap等搜索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推出的聊天机器人功能，为Replika朋友购置一套精美的服装等。于是，有研究将虚拟恋人视为兜售亲密关系的情感商品，呈现出虚拟性、非排他性和不稳定性[20]。但用户在交互过程中的感受与体验使之认为，在人机关系中的确发生了情感交流。因为聊天机器人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照料与陪伴，能随时在线回复用户，拥有相似的爱好和兴趣，甚至可以感知人类的情绪波动，且这些过程并不依赖持续付费完成。由此，简单地将人机交互锚定为纯粹商品或纯粹情感都是不可取的，需要未来的研究者为亲密关系和经济活动的互动探索新的边界。
（二）作为社交参与者的机器人技术
聊天机器人的出现与流行是技术更深刻地嵌入社会交往的体现，不同于以往媒介技术作为背景环境施加间接影响，当下的机器人技术成为直接的社交参与者。这一方面为技术增添了“人性”，人类情感被纳入技术设计。Liu提出，社交机器人需要在社交过程中展示更加拟人的反应，除了善解人意，提供愉悦和承诺之外，拥有抱怨、嫉妒等挑衅时刻也是模拟亲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1]。将人际规范植入社交机器人，通过减弱人类对人机活动的绝对可控性和可预测性，让用户在人机关系中也体验到不确定性与脆弱感。另一方面，伴随着数字化和商品化的浪潮，人类互动亦受到机器逻辑的影响。人们期望建立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感的关系，害怕承担与承诺，将工具理性的逻辑纳入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上。期待机器人伴侣的用户相信这段关系是“安全的、无风险的、总令人感到舒适的”，追求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全面控制的亲密关系[22]。人类情感和机器逻辑的交织与互动构成了人机亲密关系的重要特点。
（三）协调个体的公共参与
与机器人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个体获取团结感和归属感的方式，重新协商了个体的公共参与。首先，聊天机器人延展了对媒介接触与社会交往的经典讨论，它提供的虚拟陪伴能够弥补现实中亲密关系的缺失，带来温暖和友好的感觉，但机器人被认为是更容易引起成瘾、依恋和减少人际沟通的媒介渠道。当机器人被纳入关系网络，以至于成为共同体的一部分，这既有可能凸显个体价值，促使其介入人类社会，又可能让个体满足于自我体验，从而疏离于公共生活[23]。其次，当越来越多的用户依赖聊天机器人获取信息，人机社交中的使用鸿沟与不平等愈发显著。因为机器人构成了“与消费、时尚和品位相连的文化资本”，是知识阶层建构身份认同的原材料[24]，这警示今后研究需关注人机沟通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再次，为避免“发表”歧视和煽动言论，ChatGPT内置了一种“中立的全球公共价值观”，并抵抗用户进行意识形态引导。在面向文化多元的 全世界用户时，它不得不对用户的个性差异视而不见[25]。聊天机器人是具备统一性和整合性的算法结构，但人类对其的认知往往是个体化的，这为我们理解人机交互下的公共性提供了新的思考。
结 语
发展人机亲密关系的目的不在于让机器人“成为人”，而是将其视作一种补充人们生活交流方式的新型社交主体，运用机器人在高度计算、模型拟合等方面的优势促进更高效的互惠合作。与此同时，亲密关系的建构、维系、疏远和破坏等过程将关系双方与其他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嵌入整体的社会结构中。未来研究除持续关注聊天机器人在社会性层面掀起的争议与拓展外，有待于建立一个既容纳交互细节又涵盖多种应用场景的概念框架，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定义人机传播情境下的在场和离场、聊天机器人的流行将增强文化的全球化趋势还是促进区域化等问题。上述问题还有赖于研究者围绕个体与聊天机器人的意义共享、任务协作和关系确认过程，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积极老龄化视野下老年群体的短视频使用与社会适应研究”（编号：23BXW11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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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昀,李芊芊.人机交流发展下数字亲密关系的社会争议与研究前景[J].青年记者,2024(01):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