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博物馆藏北齐至隋供养菩萨立像。 河北日报资料图片
气韵生动，追求东方意象之美
在30.7厘米高、5厘米座径的汉白玉上，菩萨面部丰腴圆润、舒眉秀目、高鼻小口，透露出高贵优雅的气质。
10月15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惠世天工——河北曲阳石雕艺术展”展区，这尊北齐至隋供养菩萨立像，在柔和的灯光下向观众展现她的温和慈悲。
这是出自曲阳工匠之手的一件古代佛造像艺术罕见珍品。
菩萨比例恰当、线条流畅优美。尤其是菩萨胯部转向左侧，双腿随胯部的变化而形成左腿直立、右腿膝盖微抬，身躯略呈S形。正是这动人的曲线美，开启了隋唐造像“一波三折”曲线造型的先河，还让它获得“东方维纳斯”的美名。
最让人惊叹的，是这尊佛造像衣纹疏简、浅薄流畅，人物穿着袒右袈裟，轻薄贴体，顺着身躯结构起伏，犹如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这种造型特点被誉为雕塑领域的“曹衣出水”。
“曹衣出水”，指北朝时期画家曹仲达开创的人物衣褶的画法，其画作衣服褶纹多用细笔紧束，似身披薄纱，宛如出水之感，因而得名。
这一绘画风格也影响到了雕塑，曲阳北齐造像的衣褶“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紧贴肌肤的服装似有似无，更加突出人体美感。
北齐时代的佛造像中，类似的艺术风格非常突出。曲阳工匠还将当时的异域风格与中国传统审美相结合，形成了北齐时期典型的“曹衣出水”造像特色。
事实上，北朝时期正是曲阳石雕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持续近200年时间里，随着佛教的兴盛，曲阳不但成为北方佛教造像中心，其佛造像形体饱满圆润、刀工细腻、纹饰流畅，以简洁的筒状外轮廓和流畅贴体线条状衣褶为主要特征，突出自然简洁、庄严神秘，完成了从模仿到全面本土化的演进历程。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对北朝时期的曲阳石造像给予很高的评价：“北周遗物，今见于陕西一带者，率多肥胖，不似北齐河北所遗玉石像之精巧……其精者可为佛教雕琢中之代表物。”
201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邺城遗址抢救发掘佛造像埋藏坑，出土北魏、东魏、北齐和唐代佛造像2895件（块），数量之多、品相之美居全国之首。
其中，部分佛造像的形制、造型、纹饰等与曲阳石雕艺术技法一脉相承。这些曲阳汉白玉石雕佛像美感突出，均体现了中国古代“曹衣出水”的审美特质。
胁侍菩萨立像，是存世的曲阳石雕中唐代“曹衣出水”风格的突出代表。
这尊菩萨立像身材修长，袒露上身，配双层项圈，肩有披帛，璎珞自肩披挂而下，于腹部交叉后下垂，下着长裙，裙腰翻出荷叶边，条带上以浅浮雕刻出莲花生、火焰宝珠、净瓶等图案。
不同于北魏时期较为厚重的穿衣风格，这尊造像服薄贴体，整体平润光洁，从光洁的肌体或平滑的衣裾，似乎都能感受到人物肌肉的轻微起伏变化。
在粗粝的石头上雕琢出这种举重若轻的“出水感”，需要高级的审美，更需要精湛的雕工。
“注重神韵，不唯形似，是曲阳石雕在造型上的重要特点。”河北省工艺美术协会雕塑艺术指导委员会会长杨跃武说，工匠们在技法上做减法，去掉烦琐细节，抓住人物的精神及主旨，让作品在动态结构上传神。
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浮雕散乐图。 河北日报资料图片
传神写照，彰显中华民族精魂
手握刻刀、动作轻微，身体时而贴近石像细细雕琢，时而后倾远观端详……
10月17日，在曲阳县城的一间工作室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曲阳石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同保正在全神贯注地雕刻一座近一米高的李大钊坐像。
“石雕制作流程分为选料、勾勒轮廓、减荒、打糙、打细、打磨等，眼下正在进行的这道打细环节，就是其中的‘精雕细琢’。”刘同保介绍。
如此复杂、细致的雕刻流程，只为达到一个最终效果——传神。
“人物像不像，在形更在神。”刘同保告诉记者，不同于花鸟鱼虫或神话仙人讲求隽秀雅致，现实人物尤其是革命英雄人物石雕线条突出粗犷大气，如丹青水墨般寥寥数笔，以彰显人物精神面貌。
为展现大钊先生风采，刘同保特意设计人物身着长衫，端坐藤椅上，手持一卷书，“特别是以一个探求者的姿态目视前方，从而凸显大钊先生的坚定和勇毅”。
传承了2000多年的曲阳石雕，对神韵的追求始终未变。
不同历史时期，曲阳石雕有其独特神韵。工匠们糅合时代背景、社会审美于精湛技艺中，在“石与刀”的艺术中传递情感、表达意境。
曲阳县北岳庙内，至今保存着一尊曲阳匠人雕造的西汉时期石虎。历经2000多年风雨，这尊石虎仍气势十足、造型威武。
“石虎面部轮廓甚至都不清晰，但我们依然能读懂作者的表达。”历史文化学者、《曲阳问匠》作者韩振书介绍，“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约束，西汉石雕大多未精雕细琢，而是抓住目标首要特征，进行扼要之雕琢，风格粗犷古朴、沧桑有韵。”
这一阶段的曲阳石雕，雕刻技法相对简单。经过数个朝代的发展，到唐宋时期，曲阳石雕在雕刻技法上几乎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兼容并蓄了圆雕、透雕、镂雕、浮雕等多种造型门类。
“不同的雕刻手法带来不同的观赏效果。”刘同保介绍，圆雕作品极富立体感，观赏者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物体的各个侧面；浮雕则是依附于石壁或其他物体上，具有很强的装饰性；透雕和镂雕则使作品更加空灵剔透，富有层次感。但最终，所有雕刻技法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更传神的效果。
中国国家博物馆“惠世天工——河北曲阳石雕艺术展”展厅内，有一尊颇为有趣的小尺寸唐代力士像。这是一尊头戴三叶花冠的“肌肉男”，他的头部右转，身子也向右侧倾斜，面部方形，立眉纵目，瞳孔外凸，上牙咬住下嘴唇，在颧骨周边和嘴角处挤出一块块的横肉，表情夸张中又显憨态，给人一种莫名的喜感。
力士裸露的上半身、小腿、双足均布满强健的肉疙瘩，尤其是胸腹部的肌肉结构更为显著。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力士的肌肉与真实的人体肌肉形态不一致，并非西方人体雕塑的写实再现。这是当时的曲阳工匠对力士身体的主观理解和艺术表达，尽管不符合人体解剖结构的肌肉形态，但满满的力量感分外明显。
“这些石雕作品拙中藏巧，自然渗透着工匠们生活于自身时代的亲历感受，以及对造型艺术的独特感悟。”韩振书说，这也体现了曲阳石雕深沉的文化内涵。
作为曲阳石雕代表作之一，唐末五代时期王处直墓出土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像明显体现了这些特征。
两名武士表情威严，气势凛然。其中一人脚踏卧牛，头顶落凤，宝剑的剑尖指向卧牛口中的荷花；另一人脚踏卧鹿，头顶盘龙，宝剑的剑尖指向卧鹿口中的荷花，让人在千年后依然可以感到其摄人魂魄的强大气势。
“两名武士这种威严和凛然的气韵，上接唐风，下启宋韵，是五代时期罕见的艺术珍品。”在杨跃武看来，这两尊雕像反映出当时的历史风貌和代表的文化符号，令观者穿越历史时空有着更真切的体味。
新中国成立后，曲阳石雕传神的艺术表达跳出为皇家贵族服务的窠臼，尤其是革命重大主题作品落地大半个中国。
2019年12月，刘同保和他的团队组成百人攻坚小组，历经70天奋战，在广西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落成主题雕像《红军魂》。
《红军魂》英烈浮雕纪念墙长80米，宽3米，刻画了一组信念坚定、奋勇杀敌的英烈群像，其中有迎接胜利的吹号兵，有冲锋厮杀的战士，有捐躯赴难的烈士，还有支援红军的少数民族爱国志士。
群像紧紧抓住人物瞬间的表情、心理、精神特质，以简洁的线条，传神刻画出红军战士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和浩大的战争场面。
以“意”传神，以“美”铸魂。曲阳雕刻工匠们用丰富多彩的雕刻语言，在外形中寻找内在痕迹，抓住神韵特征，展示精神内涵。
一锤千年，生生不息。
两千多年漫长时光，曲阳匠人一锤锤、一钎钎，凿出了中华特色，凿出了燕赵性格，凿出了独属曲阳的文化符号，最终将自己也雕琢在历史中。（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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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天王”的归国之旅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古代中国陈列展”隋唐五代时期展厅内，有两尊威风凛凛的唐末五代时期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像。
作为古代曲阳石雕的代表作，这两尊浮雕武士像最初“守护”的是晚唐五代时期节度使王处直的大墓。
由于遭到盗掘，这两尊武士像一度流落海外，成为有家难归的“流浪天王”。7年离索、终返故土的经历，给它们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
2000年2月，佳士得拍卖行在纽约举行了一场“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品拍卖会”。我国学者袁运生在拍卖行提前放出的图册上，发现了一块不同寻常的武士石刻浮雕——武士身着盔甲，手持宝剑，怒目圆睁，脚踏卧牛，头顶落凤。
袁运生此前研究过王处直墓出土的石刻浮雕，他敏感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关联，迅速将这一线索上报有关部门。
王处直墓位于曲阳县，在20世纪90年代被盗掘，很多珍贵文物不翼而飞，其中就包括多达10块彩绘武士石刻浮雕。
消息辗转传到河北省文物局，工作人员很兴奋。他们仔细研究了随后被传来的拍卖图册，发现被拍卖武士石雕的色彩、造型，乃至其边缘痕迹，都与王处直墓中的其他浮雕十分相似。
为了确认即将被拍卖的武士石雕身份，省文物局工作人员又一次下到王处直墓的深处，测量尺寸、采集土样，搜集证据。一番验证之后，进一步确认了这块武士石雕确属王处直墓被盗之物。
事情确认后，国家文物局立即启动了文物追索工作。经过一系列艰难的沟通、追索，2001年3月，美国法院作出拍卖行返还文物的最终裁决。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有关部门焦急地与拍卖行打着官司时，美国著名收藏家安思远主动联系了中国国家文物局。他寄来了一件藏品照片——正是与追索中的石刻成一套的另一尊武士像。
安思远表示愿意将这件被盗文物捐还给中国，这一举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文物追索工作。
安思远捐出的这尊武士浮雕像，脚踏麋鹿，手握宝剑，剑尖指向麋鹿口中的荷花，肩上青龙盘卧，龙首爬上武士头顶，其雕刻手法、彩绘及材质与拍卖品如出一辙。
两块武士浮雕的形象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门神：唐太宗时期的大将秦琼和尉迟恭。
2001年5月26日，险遭拍卖的“王处直墓石雕彩绘武士像”平安落地北京，两块色彩绚丽的浮雕武士像终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重逢”。
从此，这对浮雕武士也获得了响亮的新名号——“海归天王”，以纪念中国无偿追索海外文物的第一场胜利。
在专家看来，这两件浮雕作品无论是其美学价值还是历史研究价值，都是极高的。此外，两件文物的回归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通过国际法规无偿追回流失文物，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无偿追回文物成为可能。（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