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打破“大锅饭”，采用适度规模经营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推广股份合作制令乡镇企业重组转制……如今，京郊的农业生产已由传统走向现代，农民也由温饱迈进全面小康，这种跨越式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也走出了一条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
“包产到户”打破农村“大锅饭”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业还很落后，为改变这种状况，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此，各地打破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此前，京郊在劳动管理上是“大拨轰”，多劳不能多得。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很多社队搞起了田间管理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比如昌平的一些社队实行了“包产到组，四定一奖”，把全队劳力划分成若干作业组，每组一二十人，年初队与组签订合同，实行“定地块、定劳力、定措施、定产量”，年终完成定产任务按合同记工分，超产有奖，减产受罚。房山的一些社队实行了“包产到组，以产定工”，也就是把耕地包给作业组以后，年终按总产的多少付给工分，不再单独计算奖惩。这样一来，农民积极性高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最触动农民的是“包产到户”。密云县新城子公社花园大队白广纯、白广林弟兄俩住在雾灵山北沟里，离队部所在的主村七八里远，两家共10口人。之前，他们每天跑来跑去，到队部等干部派活，可他们家四周的30来亩山坡地却要队里另派人去种。1980年，队里把这块地包给了白家弟兄，两家人把跑冤枉路的时间都用在生产上。过去正常年景打个七八千斤，他们包产后实现了11000斤，超产部分还能归自己。通县胡各庄公社南刘三队的猪场，连续10年赔钱亏粮。后来，生产队把猪场包给了农民袁成均，合同要求他家做到不赔钱就行。袁成均和家人精心饲养，刻苦钻研养猪技术，做到了用料省、长肉快，仅仅半年时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1980年11月4日《北京日报》1版，《和城里人谈谈郊区的责任制》）
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北京农村经济出现了全面增长的好势头。就拿1983年第一季度来说，蔬菜收购、商品奶、鲜蛋收购就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1.2%、21.2%、70.4%。各类专业户、重点户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为首都市场提供了数目可观、种类繁多的蛋、肉、禽、鱼、奶、蘑等副食品及生活日用品。（1983年6月6日《北京日报》1版，《京郊各业生产全面发展出现好势头》）
1984年，京郊又打破部门、地区、所有制的界限，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通过集资、联营和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京郊新建立了7000多个乡镇企业。由于改革带来了活力，这一年，京郊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创历史最好水平，总收入突破30亿元大关。（1985年1月5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乡镇企业总收入去年突破30亿元》）
渐渐地，京郊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局面，农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适度规模经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昔日“人人包地，户户种田”的格局却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矛盾。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农民对种地越来越不感兴趣，农田耕作也越来越粗放。为了防止农业萎缩，1986年，北京结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推出了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实行专业分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1986年8月，素有京郊粮仓之称的顺义最早推行了适度规模经营，主要有三种形式：有58个村试办了78个合作农场；在124个村中形成了314个种粮专业队；还有246个村出现了每个劳动力平均经营15亩土地以上的种粮专业户2534户。这三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为22.5万亩，占粮田总数的37%，初步改变了过去“人人包地，户户种田”的格局，一般一个劳动力承包土地20亩左右，由农场、专业队合作组织负责各项服务工作，各户承包经营管理，形成种粮专业组织。（1987年8月10日《北京日报》1版，《适度规模经营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
这种办法增强了农户的承包经营观念和商品生产意识，充分调动了个人积极性。像赵全营乡西小营村农民孙柏生就承包了50亩地，自包了这地，他一家三口一年里有4个多月整天“泡”在地里，平常日子里还要积肥运粪。1986年，他家纯收入达到11952元，1987年夏粮一季又得了7000多元。（1987年8月11日《北京日报》2版，《潮白河畔种粮忙》）
通县也是当时京郊主要粮食产区，全县16个乡的334个村实行不同程度的适度规模经营后，农民普遍增加了对农田的物质投入，令粮食生产向商品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土地相对集中带来了耕作制度的进步，小畦改大畦处处可见，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仅玉米收割机一项，就比上年增长了1倍。（1987年10月9日《北京日报》1版，《通县推进专业化适度规模经营收效好》）
截至1988年10月，京郊平原地区的粮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占到总面积的68.2％。这一年，北京粮食平均亩产首次突破了500公斤大关，京郊粮食生产实现连续三年稳定持续增产。（1988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北京郊区粮食连续三年稳定增产 今年二百七十万亩小麦全部播完》）
适度规模经营有力推动了京郊农业的发展，重新焕发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股份合作制为乡企注入活力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京郊顺势迈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步伐，开展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试点，旨在探索农村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增强集体经济的活力。（1992年10月18日《北京日报》1版，《京郊农村开展股份合作制试点》）
1993年，京郊首家由规模经营农场“脱胎”改造而成的农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怀柔县杨宋镇太平农工商股份合作公司问世。过去，农场种什么、种多少，要由村领导班子拍板定案，改为股份合作制后，企业有了极大的经营自主权。公司调整了种植结构，改变单一上茬种小麦、下茬种玉米的传统做法，种了200亩黄豆、红小豆、绿豆等经济作物。同时，投资6万元新建了2亩蔬菜温室，黄瓜、西红柿、香菜等春节就已上市。为了搞多种经营，45间“半年闲”的库房和农场大院也都分别利用起来养了肉鸡和肉牛。（1994年2月15日《北京日报》1版，《种田的搞起股份合作制》）
仅仅一年时间，股份合作制试点就在京郊迅速展开。截至1994年6月，投入运行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达到1966家，总股本24.5亿元。（1994年11月4日《北京日报》2版，《京郊股份合作制企业近两千家》）
顺义北郎中村是京郊第一个股份村，全村70%以上的村民都入了股，村里的13家企业也全部实现了股份合作制经营，总资产达到4000万元，总股本为2550万元。村里组建了年出栏1.5万头的种猪场和两个年出栏120万只的肉鸡场，同时发展家庭养猪350户。1999年，这个村年销售种猪和商品猪5.8万头，养殖总收入7800万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52％；全村人均养殖纯收入500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67％。（2000年5月24日《北京日报》1版，《致富领路人》）
那些年，股份合作制成为京郊农业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给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变化，也为乡镇企业重组转制打下了坚实基础。截至1998年3月，京郊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重组转制的乡镇企业达到6117家，占总数的41％，引进增量26.4亿元，盘活资产21.1亿元，引进名优产品94个，原来亏损的乡镇企业80％以上扭亏增盈。（1998年5月24日《北京日报》1版，《踏上新的征程》）
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深度融合
进入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京郊以建设新农村为契机，步入了跨越式发展时期。
北京向郊区和城区投资的比例逐年向郊区倾斜：2003年为20：80；2004年为40：60；2005年为49.9：50.1。到了2006年，当北京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全市财政收入超过1100亿元时，城乡投资比例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对郊区投资比例首次超过城区，达到52：48。（2007年9月15日《北京日报》1版，《城乡相融 农村更新》）
空前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令京郊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作为新农村建设试点，京郊200个村的街坊路建设、安全饮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厕所改造五项工程整体推进。延庆上磨村进行了20多项基础设施改造：进村土路被平展的柏油路取代，路两旁安上了太阳能灯，各家各户使上了水冲式厕所，村口还多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湿地公园……“现在生活和城里没啥两样。”一位村民说。（2008年2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200个村庄基础设施城镇化》）
京郊农业发展方向转向都市型现代农业。截至2011年，全市农业休闲观光园达到1300个，民俗旅游户达到13907家，实现总收入30.4亿元。都市农业成了农民增收的加速器，“十一五”期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8.7％，增幅连续三年高于城镇居民。（2012年7月4日《北京日报》6版，《从乡村到城市：二元破茧为一》）
农业生产由传统走向现代，城乡由二元结构走向深度融合，农民由温饱迈进全面小康。来自市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北京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综合实现程度达到86.6％，在社会发展、生态文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民生质量方面均实现较高程度的融合发展。（2019年9月23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城乡融合发展程度达86.6％》）
如今，京郊已绘就集中连片、点线面结合的美丽乡村风景线。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政策的指引下，未来京郊还将展现出新的乡村活力，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增光添彩。
资料来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贾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