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致
受采臣叔的鼓励和督促，我编写了这本书。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后记。其实我的意图，一看书就明白，用不着再作说明。还是写一些与巴老有关的事。
我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出生的时候，巴老刚从法国回来不久，住在上海。1941年和1942年，巴老两次回成都，我正上小学，还是一个调皮的孩子。13年后即1955年, 我在重庆看见巴老，才与他建立联系。我是巴老忠实的读者，他的许多书，曾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的心，启迪我去追求真理。我信仰他主张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很看重这一点，认为它远在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以上。
对巴老更深一层的理解，则是在“十年浩劫”之中。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正是在这前后，李致走进了巴金的心灵——对“四人帮”的憎恨，使两代人的心如此节拍与共，和谐相生。”在黑暗的日子里期盼光明，那历程是多么痛苦和漫长呵！“四人帮”垮台，我们欢欣若狂。巴老在给我的信上声讨“四人帮”的罪行，我则骑着自行车把巴老重新提笔写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送给他在成都的亲友阅读。以后，四川不仅出版了巴老自选的《巴金选集》（十卷本），而且出版了包括《随想录》在内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所写的全部著作《讲真话的书》。
早在60年代初期，原《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邢方群同志（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的学生），曾建议我运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做一些有关巴金的研究工作。当时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尽管我喜欢文学又喜欢写作，但早已吃过苦头，不愿再去“触雷”。“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全部否定巴老的著作，引起了我的不平。粉碎“四人帮”后，我产生了要为巴老的书说“公道话”的愿望。可是我忙于工作还没有提笔，已有许多人出来写文章了。徐开垒和李存光等经过多年积累和研究，也先后出版了巴老的传记和评传。巴老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与巴老多年接触，在这方面我有许多感受。我并没有一套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采访过巴老，但总不断有感情要倾吐。这样，我着重在巴老做人和教我做人上，写了一些散文。我愿意有更多的人了解巴老的为人，从中汲取有益于自己的东西。
我说我对巴老许多主张的信仰，远超过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并不是说我看轻血缘关系。巴老说我父亲是爱他“最深的人”之一，还说我父亲是他“一生爱得更多的人”。由于巴老与我父亲的关系，他自然很爱我和我的几个姐姐。巴老1941年第一次回成都，发现我患虐疟，就为我买了一种叫扑疟母星的药。我上中学的学费是巴老供给的。我因所谓“胡风问题”受审查，他在全国人代会上，向任白戈打听我的情况。我不断向他要书，他有求必应。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和巴老加深理解，感情也更深厚。我在出版社工作那几年，我们每年要见两三次面，无所不谈。白天在客厅谈，散步时也谈，总是互相抢着说话。晚上在书房谈，直到深夜，往往要姑妈来提醒几次才结束。这些谈话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无法一一列举。记得1985年4月一个下午，我和巴老一起散步。他对我说：“我要言行一致，把各种事情处理好。特别要做到：一不自私，二不爱钱。我不希求什么，我的许多东西以后都要捐献出来。”巴老很少称赞我，更多的是提醒，有时也批评。有一次，他风趣地对我说：“我正在给你打分。”但没有说他给我打了多少分。有段时期我为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感到苦闷和困惑，他说：“要有信仰。人类一定有希望，也一定有好人。说句笑话，坏人也得依赖好人才能存在，否则就无所谓好人或坏人之分。”现在想起来这些话，我仍激动不已。巴老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但他为我做得很多，我为他却做得很少。我说过我欠了巴老很多债，将认真反思和努力清偿。
巴老曾对我说，他给两个人写信最多：一是王仰晨（即树基），一是我。本书编选巴老给我的信并非全部信件。“文革”中“造反派”拿走近五十封信，石沉大海。有些信涉及到某些单位和人，没有选录。已选编的信，除一两封外，都编入《巴金全集·书信篇（中）》。只是《书信篇》发行量不大，很多读者没有看见。
1998年6月28日
来源：五块石头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