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聚焦文化强国建设，破除文化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健全和完善建设文化强国的制度体系，才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供强大动力。
制度体系建构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有力支撑和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文化制度的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文化领域的制度建设，对新时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健全文化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是提升文化治理能力、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到《决定》提出的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把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引向深入，文化强国建设的制度体系正朝着系统化集成方向迈进。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制度体系建构，要着眼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系统性要素，立足于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现实境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强国建设的制度体系建构关系到筑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只有从制度层面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才能更好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才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和创造有利文化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文化领域的制度建设更多是指出台和制定规范文化秩序、推进文化治理、调节文化生活等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的规章制度和法规政策，对于文化强国建设各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协同联动起着纲举目张的关键作用。锚定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均等化建设有待推进，地域和城乡之间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待补齐，高质量文化产品的供给有待增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有待健全。另一方面，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有待深化，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有待加强，文化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有待优化。此外，面对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风险挑战依然严峻。只有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构文化强国建设的制度体系，才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文化治理效能，进而增强文化自信，维护文化安全。
夯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制度体系，要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体系。《决定》强调：“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要坚持党性原则，强化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只有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切实提高领导干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才能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要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长效机制。通过建立健全确保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运用法治手段保障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风清气正、健康发展。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目标管理和考核问责，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善于运用巡视监督这把“利刃”，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专项检查，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水平和能力。
夯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制度体系，要建构推进文化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决定》强调：“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离不开文化创新发展的强有力支撑。要建立“文化+科技”等深度融合机制。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势头迅猛，面对新形势，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科技赋能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构建文化产业与算力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要健全文化创新创造的项目推广、重点品牌扶持机制，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企业、文化创意作品，打造辨识度强、特色鲜明的“文化IP”，对重大题材文艺精品创作给予大力支持。要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评价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
夯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制度体系，要完善文化生产经营和文化市场管理机制。《决定》强调：“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离不开相应的文化市场体系配套，文化生产经营需要与文化市场管理同步推进。要推进国有文化企业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加快培育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综合性文化企业，同时要深化文化领域行政体制改革，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破除文化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促进各类文化资源在文化市场上的顺畅流动和公平交易。要深化文化市场分级分类管理，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克服文化市场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完善文化企业坚持正确导向履行社会责任制度。
夯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制度体系，要加快构建立体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决定》强调：“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国际传播体系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叙事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等多维联动、多措并举。要顺应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趋势，提升融合传播矩阵的效力，依据功能定位和传播实效优化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机制，组建媒体融合发展、协调配合的立体化国际传播矩阵，完善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整体布局。要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深入挖掘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资源，赋予中国话语在叙事上的深厚文化底蕴，增强国际传播的文化感召力、话语说服力、舆论引导力。要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文明交流多边合作机制建设，把握文明交流契机，围绕全球治理等国际共同关注的议题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理念倡议，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3ZDA082］成果）
《中国教育报》2024年11月07日 第05版
作者：孙绍勇